广东
我爷爷那代人兄弟五六个，最小的弟弟有出息，当了几年兵回来被安排在区里的供销社，结婚后把家也安在镇上，于是便成了乡亲们嘴里的“街上人”。
小爷爷的子女出生后就是居民户口，尽管离老家村子只有四五里路的样子，但从小就很少回老家，后来爷爷去世后，和我父亲这代人的联系就更少了。
作为大侄子，逢年过节和小爷爷生日的时候，父亲就会带着四个弟弟和家人去给小叔拜年，小爷爷倒是和蔼可亲的，但两个堂姑和堂叔基本不怎么搭理大家。
再后来我们出生前后，刚好是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读高中的堂叔和堂姑也被安排到各个村子去干农活。堂叔是男孩子去了全区最偏远的一个公社，堂姑是女孩子，也算是得到了照顾，刚好安排在我们村上。
得到消息后，小爷爷连夜带着堂姑来了我们家，那时候我还不是很大，依稀记得小爷爷反复叮嘱父亲，请他一定要照顾好妹妹。
当时，我的父亲在公社里担任着会计一职，虽谈不上位高权重，但在那淳朴的乡土社会中，好歹也算是有点身份与威望的人物。而我的二叔，更是从军营退役归来，一身正气，被乡亲们推举为大队的支书，深受村民们的爱戴与尊敬。
当父亲得知小爷爷那边的情况后，他满口应承下来，让小爷爷放宽心。他说：“这里原本就是咱们的家，妹子回来了，几个哥哥岂有不照顾好她的道理？至少，我们会确保她在这片土地上，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欺侮与冷落。”
就这样，在父亲的承诺与期盼中，第二天，堂姑便背着一个简约而不失温馨的背包，踏上了归乡的路。她带着少女的纯真与憧憬，来到了我们宁静而又充满生机的村庄。
由于堂姑正值十六七岁的青春年华，村里便安排她去学校里教孩子们读书识字。这份工作对她来说，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荣耀。除此之外，她还需顺带打理好学校周围那些绿意盎然的菜地。那些菜地，其实是村上的“集体经济”的一部分，被村民们精心整理成一级一级的梯地，宛如大地的乐章，错落有致。最旁边的梯地上，种满了郁郁葱葱的茶叶，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而在那些宽敞的地方，则会套种一些山药蛋之类的作物，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更多的生机与活力。
堂姑所肩负的，不过是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田园杂务——除去杂草的肆虐，对付虫害的侵扰，这些活儿，对于乡间的孩童而言，不过是举手之劳，轻松有余。
然而，对于堂姑这位自小在繁华都市中长大的女孩来说，这一切却如同初尝生活的苦涩。
她的双手，未曾触碰过泥土的温润，她的眼眸，未曾见识过山野的广袤。于是，那稚嫩的山药苗，在她眼中竟成了无名的杂草，无辜地遭受了连根拔起的命运，这一幕幕滑稽而又令人啼笑皆非的场景，成了乡村里流传的趣谈，也让堂姑的眼眶，多次浸润了委屈的泪水。
彼时，二叔虽身为党支书，手握一定的权力，但在那个崇尚大公无私的年代，即便是至亲如堂妹，一旦犯错，也难免要遭受严厉的责备，甚至被毫不留情地扣除工分。
要知道，那工分，在当时，就是农家人口中的救命粮，是维系生计的纽带。一旦工分被扣，就意味着粮食的减少，意味着饥饿的威胁。幸运的是，我父亲彼时在公社任职，偶尔的出差能为他带来些许粮票作为补助。
面对堂姑被扣工分后无粮可领的困境，叔叔忧心忡忡地与我父亲商议：这妹子若再如此下去，必将惹出更大的乱子。
可若不扣她工分，又恐难以服众；扣了吧，又怕她饿着肚子回来，最终还是要依靠我们兄弟几人接济。
我父亲沉吟片刻，眉头轻蹙，似乎在权衡着每一个细微的选项，最终，他的目光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给二叔出了一个既实际又贴心的主意：“要不，就让咱家那堂妹干脆跟着我家小子一起吃吧，这样一来，也能省去不少麻烦。”
然而，那时的我们家，虽称不上贫寒，却也并不富裕，兄弟姐妹五人挤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我和哥哥同榻而眠，三张稚嫩的脸庞则挤在另一张稍显狭小的床上，空间之紧凑，已然是达到了极限，哪里还能再容得下堂姑那娇小的身躯？
于是，堂姑便只好委屈地住在二叔家中，与二叔的掌上明珠共铺一席，度过了无数个寂静的夜晚。
就这样，堂姑如同我们家庭的一份子，在我们这个宁静而又略显拮据的小村庄里，默默地度过了将近两年的时光，她的餐食也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我们的日常。
名义上，她的口粮由村集体统一分配，但实际情况却往往不尽如人意，那份应得的粮食，时常被种种缘由扣减得所剩无几，甚至还会出现负数的情况，意味着她不仅无法从村里领到粮食，反而需要倒贴。
然而，这些辛酸与不易，父亲却从未向堂姑透露过半分，他总是以一种深沉而内敛的方式，默默承受着这一切。
在他看来，即便告诉了堂姑，她也无力改变什么，反而可能会让她幼小的心灵增添一份不必要的重担，这份无言的关怀，正是父亲最为质朴与深沉的爱。
两年后，那场运动结束了，堂姑终于可以回家，因为当知青教了两年书的经历，回到街上理所当然地成了正式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