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是这么一具木雕人偶就足以令人震惊了，但是当考古专家打开这个木质面具后，发现里面盛放的正是墓主人的骨灰，原来尸体早就已经被火化了！
这一奇怪的墓葬现象让当时的专家迷惑，毕竟秦汉以来的观念是：“
众生必死，死必归土
”，汉人不仅强调要入土为安，还极为重视对于遗体的保护封存。
那么，为何这些辽代的汉人却并未遵循这种传统？因为这不是个例，随后发现的马直温夫妇墓、朝阳林四家子M1出土真容偶像，都和这座张世卿墓类似。
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选择最终抛弃了最为珍视的肉身，而采用木雕人偶的形式去盛放骨灰？深入研究之后，学者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这群辽代的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背景：佛教！
没错，查阅墓志、古籍之后发现，不论是辈分最高的张匡正，还是这个墓主张世卿，以及其他张氏家族成员，一个个都堪称是极为虔诚的佛教徒。
张匡正“不食荤茹，不乐歌酒，好读法华、金刚经”
他们生前吃斋念佛，死后便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佛教流行的“西天荼毗礼”来处理自己的身后之事，不仅将尸骨火化，而且还在木棺周围书写陀罗尼经咒，希望借助真言力量，来使自己肉身超脱、免受地狱之苦。
火化就火化，但是为何又要花费额外精力去雕刻一个仿真的木偶呢？说到底，其实他们还是不放心啊，信仰归信仰，根深蒂固的丧葬传统终究还是无法消除。
魂难离质
尽管这些生活在辽国境内的汉人，已经皈依了佛教信仰，但是秦汉以来人们长期信奉的“灵魂观”却是深入骨髓，难以磨灭的，柏木雕刻的木偶人正是典型。
汉代郑玄在《礼记·祭义》中提到“灵气归于天，魂气归于地……魂魄不离形质，形质亡而魂魄存，是人所归也”，按照这种看法，对于“质”的保存，也就是对于死者容貌和躯体的保存，将有助于灵魂找到归属。
如果说肉身火化是为了使人体寂灭，即消灭了人体的文化性，那么这种栩栩如生的真容偶像，可能正是一种对于死者遗体的复原和重新塑造，是为了使得游荡的灵魂，又可以依附的介质，而不至于漂泊无依。
另外一点，特意挑选柏木来雕刻人偶，也是蕴含深意。一方面，柏木可以燥湿杀虫，有利于长久保存；另一方面，柏木具有某种神秘力量，比如可以代替真人驱邪消灾。在《晋书·郭璞传》中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说是郭璞曾经预见大将军王导将有灾祸，于是让他找了一截柏木，还特意强调了要和王导一样的身长尺寸，然后将这截柏木放到了王导经常睡觉的地方。之后，果然雷电大作，击碎了柏木，而王导得以幸存逃避灾祸。
所以，你瞧，这里“截断如公长”用来代替王导的柏木，是不是就可以看作是张世卿墓柏人雕刻木偶的雏形？所以，这些辽墓里的人偶，不仅是墓主的复刻，也同样可以当作是墓主的替身，以防止被鬼魅纠缠。可见，中国人的功利心不分地域、也同样不分信仰。
黄金面具
当然，最有意思的在于，这些木雕人偶的头部，采用精雕细琢的面具形式出现，这和辽代贵族盛行用黄金面具随葬几乎如出一辙，有所区别的只是材质而已。
有学者曾将张世卿墓的盖脸和契丹金属面具做过比较，发现这种做法极有可能正是对后者的模仿，而且这些生活在辽国疆域内的汉人官吏阶层，已经有了契丹化的倾向，因为用黄金面具正是契丹贵族的特有葬俗。
实际上，不论是张世卿的木雕面具还是契丹贵族的黄金面具，都不见于佛教葬俗，那么它源头又在哪里？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庄严肃穆、金光闪闪的佛像时，一切似乎迎刃而解，在佛教造像传统中，佛像的面具乃至于全身都会用金色来装饰，所以才有了“
金容
”之称，而当时甚至有契丹女子也爱画这种金色的面妆，时人谓之“
佛妆
”，并有诗云：
“有女夭夭称细娘，真珠络髻面涂黄。华人怪见疑为瘴，墨吏矜夸是佛妆”
由此可见，契丹人对于佛像绵日用的质地（黄金）和色彩（金色）极为推崇，同时还藏有企图将自身面容神圣化的小心思，所以才有了墓中黄金面具盛行的葬俗，而辽国的汉人也在无形中接受这种观念，并且极力地向契丹贵族靠拢，如此一来，这些契丹化的汉人选择木雕面具模仿，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结语：生活在辽国境内的汉人，在葬俗上竟然体现了三种文化融合的独特元素：
一是做
木雕人偶
，属于传统灵魂观念下的“形制相依”；
二是采用
火化方式
，这又是属于佛教荼毗礼的范畴；
最后又模仿契丹贵族
黄金面具
，则是属于汉人契丹化的一种特殊表现。
不得不说，灵魂世界的试图周全，是贯穿生死之间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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