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中在香港潜伏最不想见的三个老同事，除了沈醉程一鸣还有谁？

吴敬中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1948年在天津解放前逃离天津，在南京被毛人凤逮捕后于1949年送往台湾关押，1950年被蒋经国保释后去了香港，然后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原名吴景中的吴敬中曾任军统西北区区长、东北区区长、保密局天津站站长，是军统（保密局）数得着的大特务，说他改行专心去做生意，估计谁都不会相信：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特工专家，叛变后当过军统临澧特训班高级教官，在担任军统西北区区长期间，没少往延安派特务，我们逮住他，肯定能挖出不少潜伏的影子，他的同学蒋经国，也不会对他不管不顾——他们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感情极好的同班同学，老吴叛变，跟小蒋的收买也有关系。

吴敬中被毛人凤“开除”的时候，吴和蒋共同的同学郑介民已经是“国防部次长”，其直接管辖的“国防部二厅”就是“情报厅”，也可以说是“特务厅”，老郑也不会舍得自己这个情报专家同学就此“退役”。

想来想去，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吴敬中“退役”是假，潜伏是真，当时保密局在香港的站长谢力公，跟吴敬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也是同学（也是叛徒），他们在军统临澧特训班时也是同事——谢是副主任，吴是一大队二中队指导员兼情报、电讯教官。

老蒋败逃台湾后，对特务机构进行了改组，郑介民当了可以管理情报局（原保密局）、内调局（原党通局）等特务机构的“安全局”局长，要不重用自己的老同学，是绝对说不过去的——郑介民兼任中苏情报所所长的时候，吴敬中就是最肥的总务科长，郑介民和毛人凤的权力之争，吴敬中肯定是站在郑介民一边的，否则也不会被毛人凤以“弃职出逃”的罪名逮捕。

吴敬中树大根深，毛人凤也奈何他不得，小蒋掌控了特务大权后，也必然对吴敬中委以重任，所以吴敬中在香港，就是以做房地产生意为名潜伏——吴敬中学过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特工技能，在电讯方面是超级专家，他盖房子要是不“顺手”装几部窃听器，那岂不是白瞎了手艺？

吴敬中不会被蒋经国和郑介民“浪费”，那么让他在香港以商人的身份潜伏，跟谢力公一个半明半暗，一个全部隐入黑暗：当年香港地位特殊，蒋系特务只能半公开活动，抓人的事情还不能明目张胆地干，而吴敬中混迹商界，起的作用可能比谢力公还大。

吴敬中到底是哪方面的潜伏人员，这个问题最后再讨论，咱们还是言归正传，看看吴敬中在香港潜伏期间，最不想见的三个“老同事”，第一个肯定就是沈醉。

沈醉特赦之后去香港逗留了很长时间，但却偏偏没见到他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的“很要好的朋友”吴敬中，这不是沈醉不想见吴敬中，而是吴敬中不想见他。

特赦之后的沈醉笔耕不辍，在那个年代，他的稿费多得花不完，而他写起回忆录来，简直是百无禁忌，这也是吴敬中最担心的事情：如果沈醉把他与我在香港会面的详情也写出来发表，那我还潜伏个屁！

吴敬中和沈醉在军统期间过从甚密，但是沈醉一开始支持的是毛人凤，而吴敬中是郑介民的人，两人都摸不清对方的底细，尤其是在云南起义的通电上签名之后，身份就变得更加特殊，吴敬中也不知道他是真起义还是假起义，同样道理，沈醉也未必知道吴敬中是真叛变还是假叛变真潜伏。

沈醉做了那么多年总务工作，性格有些谨小慎微，所以吴敬中不见他，他也不敢跟过去的特务同行打听吴敬中在哪，但吴敬中一定知道沈醉来了，这一点沈醉在回忆录中写得很清楚：“香港《新晚报》于1981年1月6日在头版头条用套红大字标题刊出了‘沈醉将军偕女抵港小住，大陆以外子女前来团聚’的消息。”

沈醉到来，在香港算一个很轰动的消息，所以吴敬中不知道是不可能的，他不见沈醉，只能是不想见，或者潜伏纪律约束他不可以见。

吴敬中潜伏在香港，最不想见的就是逮啥写啥的沈醉，第二个不想见的，就是已经在1964年公开身份从澳门凯旋的原军统行动处少将处长程一鸣了。

程一鸣跟吴敬中既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也是军统临澧特训班的同事，而且还先后当过军统西北区区长，程一鸣是连戴笠和毛人凤都没发现的潜伏者，而且在澳门当了很长时间站长（组长），但是程一鸣在回忆录中，却对在香港“经商”的吴敬中只字不提，这就很令人诧异了：如果吴敬中是被军统（保密局）卸磨杀驴，那么作为反面教材，程一鸣为何不大书特书？

程一鸣在澳门，跟谢力公在香港一样，都是身份半公开的特务头子，蒋家父子任命的香港、澳门站长都是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真假难辨的“叛徒”，是完全放心还是另有所图，可能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或许二蒋认为谢力公和程一鸣当站长，还能暗中牵线搭桥，至于这两个站长是不是脚踏两只船，他们都乐见其成。

除了沈醉和程一鸣，吴敬中不愿意见的第三个人，应该就是电视剧《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了。

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后，周养浩等大特务也曾在香港滞留，但是周养浩跟吴敬中在工作上没有什么交集，所以吴敬中不见他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文强去美国探亲经停香港，吴敬中不去拜见，那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吴敬中能当上军统东北区区长，那全是文强给他打下的基础。

文强去长沙绥署当办公室中将主任之前，在军统就已授衔中将，那是孙连仲、胡宗南和戴笠共同努力的结果，文强授衔中将的时候，是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东北的特务系统，之文强一手组建的。

文强厌倦了特务生涯而离开，吴敬中这才得以逃离即将被胡宗南丢掉的西北，平级调动到东北当区长，他可以说是欠了文强一个大人情，如果文强不走，吴敬中只能给他当副手。

文强的肩膀上比吴敬中多一颗星，按照规矩，吴敬中再见文强，是要先敬礼的，但这绝不是吴敬中不见文强的理由，这其中肯定另有隐情，这隐情也不能不让我们产生怀疑：吴敬中在香港肯定是以经商为掩护的潜伏，那么他到底是哪头儿的潜伏者？

这里还要说一句：像吴敬中那样的将军级大特务，是没有“退役”和“转岗”之说的：他们知道的的太多了，只能是竖着进军统，横着出去，这也是戴笠定下的规矩，不管是郑介民毛人凤还是老蒋小蒋，都不可能让吴敬中变成真正的商人，吴敬中不见沈醉程一鸣也不见文强，就足以说明他的身份依然特殊，并不是想见谁就见谁。

吴敬中就像一团雾和一个影子，他为何能以叛徒之身屡任军统（保密局）要职，去香港肩负怎样特殊的使命，这都是七八十年的未解之谜，真正能解开这个谜团的，可能就是读者诸君了：在您看来，吴敬中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在香港不见那三个老同事、老朋友，究竟是为什么？他会不会像网上传言的那样，是比峨眉峰级别还高的潜伏者雪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