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明神宗万历皇帝之子，瑞王朱常浩的最终下场怎么样？

明神宗万历皇帝共有八子，其中瑞王朱常浩排名第五，他的结局跟皇兄福王朱常洵差不多，都是藩国被农民起义军攻破后遭杀害。

（明神宗万历皇帝）

明神宗万历皇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45年），神宗共有皇子八人，其中次子朱常溆、四子朱常治和八子朱常溥皆早夭，余下的五个皇子中，神宗最喜爱的便是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

皇五子朱常浩出生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母周端妃。神宗在位时，独宠郑贵妃，有意立郑贵妃所生皇三子朱常洵为皇太子，而皇长子朱常洛因为母亲王氏出身卑微而一直不得神宗喜爱。王氏原本是李太后宫中的一个侍女，万历皇帝一次在太后寝宫临幸了她，王氏便怀了龙种，诞下了万历皇帝的第一个皇子朱常洛。自古以来，废长立幼都是敏感之举，更何况皇长子朱常洛素无过，万历皇帝却舍皇长子欲立皇三子，朝臣们自然纷纷反对，围绕着“国本之争”，朝堂之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辩。朝中文臣们支持礼法居长的朱常洛，神宗则属意钟爱的朱常洵，双方各不相让，并引发了激烈的政治凤波。原本就与皇位无缘的皇五子朱常浩，竟也身不由己的卷入这场搅的大明不得安宁的“国本之争”当中。

（在国本之争中大出风头的福王朱常洵，最后在洛阳城陷落后被李自成的大顺军处死）

为了达到自己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的目的，万历皇帝想出了一个点子，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提出“三王并封”的荒唐意见，《明史·卷一百二十·列传第八》载曰“……初，太子未立，有三王并封之旨，盖谓光宗、福王及常浩也。”将最年长的三个王全部封王，然后在其中择贤立嗣，这看似是个折中的不错办法，但谁都知道其意在剥夺皇长子朱常洛的天然优势，将朱常洛降于和其他两个兄弟一样的地位，公平竞争，能者居之，这显然对皇长子朱常洛是极为不公平的，是万历皇帝的私心之举。毫不买账的朝臣们坚决抵制万历皇帝的私心，“国本之争”陷入白热化，争吵的结果是首辅王锡爵被迫下台，万历皇帝也不得不收回成命。而当时才年仅三岁，懵懂无知的朱常浩，却不明不白的被卷进了复杂的立储之争中。

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万历皇帝才心不甘情不愿的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万历年间持续十余年的“国本之争”终于落下帷幕。国本已定，而其他皇子也到了要分藩的时候了。同年，朱常浩与其他几个兄弟一同封王，但即便是皇子分藩，万历皇帝也是厚此薄彼，失去储位的皇三子朱常洵被封在离京师不远的洛阳，而朱常浩虽被封为瑞王，藩邸却远在千里之外的陕西汉中府，当年才十岁的朱常浩，因为汉中的王府尚在建造中，与朱常洵及其他几个皇子同留京师居住。很快的，随着朱常浩的年岁增长，他在性格上也便的较为低调，从不参与朝政纷争，与那个爱出风头，从小被父皇宠溺惯了的三哥朱常洵有如天壤之别。

（瑞王朱常浩影视剧照）

对于这个懂事的皇子，神宗皇帝谈不上有多喜欢和多厌恶，态度始终是平平淡淡，朱常浩留居京师期间，父子很少见面，更没什么交流。这个窝居深宫的皇帝，甚至对这个儿子的婚事都爱理不理。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已经二十五岁的朱常浩早已经到了该娶妻生子的时候，礼部几次催促神宗希望能把皇五子择妃之事定下来，但神宗却装作不知道，一拖再拖。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常浩的三个朱常洵，早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刚满十八岁时，神宗皇帝便为他办了一场规模盛大的婚礼，出于对爱子失去储位在物资上的弥补，神宗出手非常阔绰，耗银三十万两为朱常洵办了一场风光无比的婚典，并额外给予二十多万两的私帑作为爱子的私房钱。父皇如此偏心，朱常浩心里自然是感到极度不满，虽然不能表露出自己的不满情绪，但聪明的朱常浩却借口筹办大婚，分多次向户部索要费用，长期累积下来也为自己积攒了多达十八万两的巨款，《明史》载“（朱常浩）年已二十有五，尚末选婚。群臣交章言，率不报，而日索部帑为婚费，赢十八万，藏宫中，且言冠服不能备”，攒了这么多钱，朱常浩却还说这点钱连买冠服都不够，果然跟他父皇神宗皇帝一样精明。

朱常浩这么做，实非他贪婪爱财，都说人比人气死人，瑞王朱常浩和三哥福王朱常洵都不是嫡子，地位相当，凭什么三个朱常洵可以耗银三十万两风光大婚，还额外得到父皇二十多万两的私帑作为自己的私房钱，而自己二十五岁了该择妃大婚了父皇却不闻不问。再者，三哥朱常洵的封地在富庶而距离京师不远的古都洛阳，自己的封地却在流寇遍地又偏远贫瘠的关中汉中，这种巨大的心理反差，才是朱常浩想尽一切办法攒钱还哭穷的主要原因。

（朱常浩在汉中当了十六年的瑞王）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注定是特殊的一年，这一年，在位四十八年的神宗皇帝驾崩，总算熬出头的皇太子朱常洛即位，谁料才当了一个月皇帝便也离奇驾崩，一年父子两皇帝同去，让毫无准备的皇太孙，朱常浩的侄儿朱由校突然继位，大明的命运彻底改写。在这之前，经群臣的强烈建议，神宗被迫让爱子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而朱常浩其他几个年轻的弟弟则迟迟没有前往封国。知国一事一托再拖，天启七年（1627年）熹宗天启皇帝在宫内御湖泛舟落水生病，同年驾崩，皇太弟朱由检继位，朱由检头脑比较清醒，几个皇叔吃住都由宫中付出，无疑是一大负担，不如让他们就藩封国，以减轻供养压力。于是当年，自封王到之国，已经等了整整二十六年的瑞王朱常浩，终于可以带着王府随从前往陕西汉中就藩，同时就藩的，还有惠王朱常润（荆州府）、桂王朱常瀛（衡州府）。

与三哥福王朱常洵爱财如命，贪婪成性，在封国民怨沸腾不同，自幼习佛的瑞王朱常浩在封国名声还是不错的，他最为人所乐道的一大举措就是主持改造了汉中城内引排水设施，修建了饮马池，使得汉中城内消除内涝之苦。相比横征暴敛的三哥福王朱常洵，朱常浩不知道要强过他多少，也因此，他在汉中也留下了“不迩声色，洁己爱人、有贤王称”的赞誉。

陕西关中地区，在明朝末年可谓是流寇遍地，是农民起义的策源地，明末两股势力强劲的农民起义军大顺军和大西军都发源于陕西，无疑，封藩在陕西的瑞王朱常浩，将要直面农民起义军的威胁。到了崇祯七年（1634年）陕西的情况越来越紧张，农民起义军席卷陕西各地，汉中虽位于陕南，但也是朝不保夕，朱常浩恐惧农民军南下攻打汉中，坐立不安，急忙给侄子崇祯帝上疏求援：“臣在万山绝谷中，贼四面至，覆亡无日。臣肺腑至亲，藩封最僻，而于寇盗之迫，惟陛下哀怜。

可是，此时的崇祯帝哪有能力为皇叔解困，辽东战事紧张，中原起义纷起，明军疲于奔命，又如何能抽兵千里救援，无奈崇祯帝只能下谕抚慰，以安其心。瑞王朱常浩在无比紧张的氛围下，苦熬至崇祯十六（1643年），终于面对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大危机，当时，势力得到恢复的李自成突破明军的包围，回到自己的老家陕西，当年十月，15万义军攻破潼关天险，击毙明督师孙传庭，一路势如破竹贡献陕西省府西安。关中各地连连告急，身在汉中的朱常浩更是吓破了胆，汉中无人来救，总不能坐守孤城吧，无奈之下，最后被总兵官赵光远裹挟着逃往蜀地，而瑞王府历年之积蓄财物，则被赵光远纵兵抢掠精光。

（杀人如麻的明末起义领袖张献忠）

钱财没了是小事，命保住了才是最重要的。一路狼狈南逃的瑞王朱常浩，进入四川后，得到了四川巡抚陈士奇的保护，在他的安排前往暂时兵祸未至的重庆府安顿下来。可是，前脚才摆脱了李自成，后脚另一股农民起义军张献忠义军便浩浩荡荡挥师入川了，崇祯十八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率领十万义军攻克夔门天险，打开了进入四川的大门，一路势如破竹，四川各州府纷纷陷落，朱常浩和一大批宗室官员全部被困在城内，当时已经卸任的四川巡抚陈士奇决心死守孤城，做最后一战。在长期的消耗战中，重庆城粮绝，兵士死伤无数，战斗至六月二十四，农民军掘地道用炸药把重庆城墙轰塌一段，蜂拥入城，守军不能抵抗，重庆陷落。

城破后，张献忠对守城明军展开了残酷的清算，包括瑞王朱常浩、原四川巡抚陈士奇在内的大小官员，全部被五花大绑至张献忠面前，早已经做好为国赴死准备的陈士奇对着张献忠破口大骂：“世上岂有降贼的颜平原（即颜真卿，威武不屈，被叛贼所杀）乎。”张献忠大怒，将陈士奇、陈纁、王行俭以下官员都凌迟处死。准备处决朱常浩时，天空中突然无云而惊雷顿起，张献忠畏惧天意，将朱常浩从凌迟改为斩刑。同时，将投降的三万多明军全部斩去左臂后释放之，整个重庆城，都充斥着浓浓的血腥味。

在明神宗的所有儿子，瑞王朱常浩算是比较安分的，在地方上也确实做了不少好事，比起恶名远扬的福王朱常洵，朱常浩算很好了。可是，明末风云激荡，乱世之中连皇天贵胄都不能保全其身。生在帝王家，本应是享尽荣华富贵，朱常浩却在晚年遭逢乱世，颠沛流离，最后横死异地，这个一生无恶的王爷，结局是让人唏嘘的，他和以他所代表的那一批明朝的皇室子弟，终究避免不了历史宿命，大部分都湮没在这混沌无序的乱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