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的美国大选，西方民主的末路

文 | 刘梦龙

马上，美国大选就要见分晓了。我和大家一样，不关心是不可能的，毕竟美国还是当代头号大国，日夜搅动世界风云。此时此世，谁当这个天下第一家，也不是他一家的事。当然，其实大家也都清楚，这不叫结果，这只是当前一轮斗争的新高潮和下一轮更大分裂的新起点，好戏还在后头呢。

冷战胜利者、世界头号帝国，从举世无敌搞到现在这个样子。我作为亲历美国霸权极盛而衰的一代人，这真叫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是很难不感慨的。当然，这也是咎由自取，没什么好说的。作为一个逐渐步入黄昏的老大帝国，我们已经很难指望美国还能有所创造，今后，它所能留下的更多会是留给历史和后人的教训。

就像前面说的，美国作为当代全球体系的大当家，它的很多问题不是它一家的问题，而是世界上广泛存在的共性问题。典型就是美国选举体制的崩溃，最近几次选举，分裂越来越明显，手段也越来越极端，实际上极大加速了美国的衰落。这种深层内部分裂甚至比外部挑战对美国的伤害更严重。

美国民主，更准确地说，是以美国民主为代表的选票式民主正走向崩溃，这是我们通过最近几次美国大选能清楚地看到的。如今的美国大选，完全不是选一个更合适的人去领导国家，而是阻止任何一方获得国家的领导权。即使双方用尽各种干净或者不干净的手段，以有限优势上位了，失败的一方也根本不会接受这个结果。

过去，通过普选实现权力轮替也好，解决重大冲突也好，不仅有美国主导背书，也确实是一种全球思想潮流。这里面除了发达，进步这些光环，人们往往把民主看作最不坏的制度。人们即使不指望它能选贤任能，包治百病，往往也指望它能缓和矛盾，实现求同存异。而这种最低期待，如今已经荡然无存了。

事实上，当代美国已经成了当年林肯形容的“裂开的房子”。“一幢裂开了的房子是站不住的”，而每一次大选又都是一次更加激烈的拆毁运动，持续加速着帝国大厦的毁灭。

我们如果放眼世界，就会发现这样的情形，并不只发生在美国，而是在全世界广泛发生。例如我们周边的日韩。日本目前是一个磁悬浮内阁。事实上，安倍遇刺后，日本前进的道路已经定死，本就很畸形的日本民主体制也在各种鸡毛蒜皮的无用折腾中，逐渐进入了历史的垃圾时间。而韩国的尹锡悦政府，不仅领导人的个人品性、魅力上不能和前任相比，政策上更可以说是一个公开的美国代理人了。

如果说日韩还是所谓东方国家，天然和民主体制有些水土不服。那么，我们可以再看其他地区。一人一票式的普选，在长期无效的民主内耗之后，已经选出了两位当代活圣人。那就是乌克兰的泽圣和阿根廷的米圣，他们正在以自己的实践创造历史的奇迹。

当然，这种异态也可能是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落后，那么我们回到欧洲，大革命和民主体制的发源地，它的情形又如何呢？立宪制的英国，随着旧公务员体制的崩溃和政客的折腾，最终搞出了脱欧闹剧，现在已经到了要依靠前殖民地精英来当家的程度。欧洲大陆的双核心，法德两国目前都是跛脚状态。欧洲议会一如往常，塞满了美国代理人，而欧洲各国的政客梯队接班梯队，也同样布满了美国意识形态代理人。

这种以民主共识为名的渐进式驯化，直接后果就是主权的逐步丧失，加剧了欧洲在自身衰退过程中无能为力和作茧自缚。一度作为第二世界的欧洲诸国，不得不在所谓民主、民意的压迫，为美国利益不断做各种自我牺牲。而这种所谓民意，政治正确，却远不能真正代表民意，更谈不上符合国家民族的长久利益，反而使主体民族积聚了巨大的不满，怨气，不时以民粹的形式爆发。

这就是我说的，实际上不只是美国出了问题。是选票制民主，这个曾被人们广泛寄予厚望的体制，在当代普遍性出了问题。这就不能用美式民主的失败来概括。美国在很多制度层面上已经做了很大修正，在重重制度约束下，它很难说是一个多民主的国家。这甚至可以看作它比起其他同阵营国家的一个相对优势，使它现在还能折腾的动。

以选票制为基础，当代西方民主体制的崩溃，问题可以认为出在两端。一端叫强人所难，就是人们不能指望靠单纯投选票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是一种选举迷信。另一端则是不合时宜与自作自受。随着全球形势的变化，不能指望有一成不变的应对之法。而多年来，许多国家打着民主之名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不断败坏了自身民主的根基，使过去还勉强能运行的体制如今自然趋于崩溃。

我们可以逐个来看，西方民主制度所负担的几个重大任务，如选贤任能，民意监督，重大决策。如今来看，这些都是单纯依靠选举制所难以胜任的。

选贤任能，一直被认为是民主体制的最重要任务。当然，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当代的情况就是世界范围内几乎没有通过普选制能选出优秀领导人的例子。相反，这方面的各种反例遍地都是。即使遵循选举程序，最终领导国家的政治强人，比如俄国的普京，实际上也不会有人把他归入西方民主范畴。

这不难理解，当代选票政治的主题与核心，并不是治国，而是选战。以选战为主要任务的职业政客，他的核心要务是各种政治，宣传领域的纵横捭阖，利益分配，而并不是国家实务。而政客胜选后，就像我们知道的，即使是如美国总统那样的强力领袖，也普遍不能兑现选前承诺，尤其是在长期目标上的普遍违约，是当代政客的通病。

实际上，我们从根本来说，在西方民主制度下，表面上选民能通过选票决定一切。但普通选民又能从什么渠道，得知候选人的贤能与否？这就有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选票制下的选民本身更容易倾向用选票换取短期利益，这是从大到选总统，小到选村长，所有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必然要面临的问题。

另一个，则是选民到底有没有办法正确理解，连专业的政治家、公务员都不能完全弄清楚的治国理政？对本就不理解的事情，凭感觉好恶投票，又能选出什么可靠人物呢？

当然，为了避免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过去西方各国都在政治制度上做了很多补充。比如大家很熟悉的《是，大臣》，表面上任公务员摆布的哈克大臣，实际上也是资深议员，在权术驭人方面十分老道，本身也有一定的专长领域。

又或者像美国的两党制，说是民主选举，但理论上选出的党内候选人，也是经过党内长期培养，各方博弈，多年职场历练才能站上各级选举舞台的。更不用说，一般而言，政客负责把关，理论上应该有专家团队负责具体施政落实。也就是一些人喜欢标榜的，哪怕白宫坐一条狗，美国照样转。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经过多年实践，这些所谓保险、补充，已经证明全部失败了。本质上，就是政治的基本盘固结了，政治日益门阀化了，这和西方社会的固化是一致的。这不能看做一种偶然现象，实际上是一种必然趋势。在利益尚有余裕的情况下，统治阶层选择共存，团结向下压迫榨取更多利益，躺着赚钱本身就是历史的一种常态。历史上一切统治集团，在长期和平中，都出现了这种趋势。

而权力板结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马戏化。如果能真正玩政治的就只有那么一些人，只要把选好的人加以包装，再推到前台给一般民众，那么选谁，对后台来说，实际上是一样的。尤其在最近几十年的长期繁荣的过程中，作为西方政客，维持比进取显然是更容易。而经历完冷战的整个国家各阶层，也已经受够了，自然是从上到下，都在默许不计代价的搞这种维持。

像特朗普的崛起，看似意外，其实在世界范围内的选战中是很普遍的。这叫素人政治，实际上可以看作一种对固化选举，建制派的逆反。可笑的是，这也完全可以看做，所谓白宫放条狗都能运转美国的真实实践。但这种逆反的本质，是反对一切台上的建制派，它并不是真的赞成什么清晰明确的纲领，它的本质就是反对已经被证明不可行的路线。但反对是一回事，你真要它建设什么，又是非常不现实的。

像特朗普这样的素人领袖和他的草台执政团队，如果能稍微延缓一点问题的恶化，哪怕是粉饰几年太平，其实都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从这一点来说，美国还能这么经得起折腾，特朗普和美国都很厉害。而更极端的例子，就是乌克兰的泽圣，阿根廷的米圣。这种素人，除了激进，也只有更激进了。局面越糟，建制派越腐朽，一般人越容易倾向于来一个天降圣人，这和病急乱投医是没什么区别的。

既然，选贤任能的基本作用不能有效发挥，其实也意味着选票制下民意监督的作用大大下降了。最简单的一点，在板结的政治体制下，你没有什么靠谱替换人选。最后，最极端的结果，不就是日本的鞠躬政治，一种典型的换汤不换药，甚至懒得掩饰了。

而我们在当代西方选举制实践中，看到最多的并不是对主流民意的尊重，反而是对民意的滥用，冒用。几乎所有的政客，都打着民意幌子为恶政和乱政做掩饰，往复折腾不仅失去了效率，更成了对国家利益的公开分肥。典型就是像加州高铁式的各种神话工程，还有大量打着政治正确旗帜的少数派暴政。

实际上，我们在美国民主体制的崩溃中，很容易看到，民的边界线在无限扩展。从利用敢打敢冲的少数群体发挥关键作用，再到大规模接纳非法移民，并赋予他们投票权。民这个概念，在政治需求面前是可以无限延展的，而所谓多数在这种创造面前是不值一提的。

这里其实又会遭遇另一个前面讨论人员选用一样的问题。在政治板结的过程中，信息渠道也被垄断了。西方民主制下的政党政治和选票政治，并没有发生人们指望的互相制衡，反而形成互相勾结。即使稍微好一点的情形，也只是不同派系，楚河汉界分明式的各说各话，全黑或者全白。选举制下的选民看似能接收到大量信息，却完全无法分辨信息的真实性，反而日益困在信息茧房之中。

可以说，近几十年来，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信息革命，信息权是更有利于资本和上层的。大量的选战手法，在宣传领域可以使西方国家战无不胜，颠倒黑白，从国外一路胜到国内。但这些手段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无论多么精通叫魂和骂仗，也不能代替真实的生产力。

塑造民意已经成了当代选票政治最基本的手段。而与此同时，与之相伴的，是传统意义上人民的溃败。这就回到我说的西方民主失败的另一端。实际上选票制这个体制原本没那么糟，但西方各国普遍做了一些急功近利的事情，使体制加速朽化，乃至倒退了。

我们往往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好像过去的西方政治人物比现在强不少，没有现在这样群魔乱舞。先不说这是不是一种时光滤镜和胜者通吃的虚假印象。冷战后西方政治的劣化，我认为是客观存在的。在失去外部压力的情况下，西方主要大国的统治集团，实际上处于一种为所欲为的状态，而且长达几十年。

这种情况，不造成统治阶层的劣化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也形成了我们所说的，西方政治的板结和门阀化。在这样环境中成长出来的人才梯队，不如冷战环境中成长的政治人才，甚至基本的思考方向都不同，是理所当然的。

这不仅是政治人才的问题，所谓各大民主国家的合格选民其实也在衰亡。一人一票选总统看上去很公平，然而，什么人具备投票的资格，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虽然在近代的社会发展中，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大规模社会动员，使选举权日益成为一种基本人权，投票的下限也在不断延伸。但这种延伸，其实也是和百年来社会发展水平的快速提升，教育的全面普及，人们素质的不断提升息息相关的，是全球现代化的一部分。

前面我们说了，历次美国大选，特别是民主党人这些年来大搞移民政治，扩大票基，形成了一个全新的铁票仓。西方民主的失败，实际上是和西方中产的消亡相伴随的。中产为什么不断消亡，老百姓为什么越来越极端，不就是冷战后红利分享越来越少，上层越来越贪婪，国家实体产业日益空心化，有效就业在不断减少。无恒产者无恒心，在现实压力下，选民必然越来越看重短期利益，自身利益。面对越来越极端、分裂的人群，为满足选票寻求，政治秀自然也越来越极端。

这里，实际上涉及了我们过去长期对西方民主的一种错觉。就是我们指望能通过选举投票，弥合社会的重大矛盾，做出重大选择。各种公投，是选票制民主的保留大戏了。而这些年来，这些公投，几乎无一不出大娄子，无一不烂尾。

且不说，关系到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选择能不能靠交给选票，以多为胜这种行为来承担。历史上，关键时刻，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有识之士力排众议的情形是非常常见的。所谓大家一起兜底，不代表选错了就没有恶果，也可能是大家都兜不住。

那些无法常规解决的重大矛盾，又真的能通过选举解决吗？选票制度在西方各国这些年来，相对平稳运作的一个基础，其实是冷战后的红利期，资源充裕，外部压力不大。因此，即使失败者也能得到一定弥补，有生存的空间。当资源紧张，赢家通吃的时候，这种温和就消失了，矛盾只会激化分裂，输家并不会接受失败。

资源越紧张，分裂越严重，彼此斗争的手段也越没有上限，矛盾自然也越不可调和。典型就是美国最近几次大选，自从特朗普意外崛起，造成了巨大冲击。为了应对这种意外之变，民主党人其实已经把对外颜色革命的手段用到了国内，甚至进行了选后政治清算。这样的行为，就像韩国政治一样，当然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也。

当然，我们从根源上说，当代是大争之世，从春秋走向战国。九十年代末的白宫放一条狗也许真的做得会更好，起码不会跳入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泥潭。但如今，列强纷争，战火甚至已经染红欧陆，身为大国领袖，当然需要能顶着巨大压力决策的强者。这种大势，本就要求效率，不可避免形成权力的集中，政治强人的涌现。

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快速进入新阶段，连西方各大国的产业基础，社会基础，甚至民族结构都大变样了，过去的改良手段失效也是理所当然。人们不可能指望一种体制能包治百病。

冷战后的长期的繁荣，实际上是加速了整个传统发达国家的腐化，造成了从政治家到公务员系统的全面失能。如今，这种情况，又遭遇生产力中心向东方转移，中国崛起，俄国复苏这样的史诗级大变革。从拒绝承认，到应对混乱，在这西方阵营都是理所当然要发生的，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民主体制。甚至，在长期无效的选票拉锯后，某些西方国家从上到下，一跃走到民主的对立面，也是可能发生的。

但西方民主的失败，并不能，也不应该就此就否定民主这个基本概念。民主这个概念，说到底是现代国家合法性的一部分，是广泛社会动员的基础。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承认它的进步性。西方的民主实践纵然百病丛生，也不能说一无是处，依然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而我们在承认中国社会治理高效的同时，恐怕也要承认，一般群众确实缺乏较为合适的民意表达途径和监督途径。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经常想，面对体制官僚的乱作为，唯上不唯实，老百姓手里要是有些更切实的监督制衡手段就好了。

我们自身问题的解决，说到底要靠自己。怎样完善东方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从我们开国一代领袖就不断探索的事情，经验和挫折同样很多。当然这种探索还很漫长，但说到底，无论西方诸国未来如何，我们最终，也最根本的目标，还是使自己的人民过上更好，更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要适应没有美国人指指点点的日子，我们终要渡过一条没有石头可摸的河流，这是比战胜西方帝国主义压迫，更复杂，也更具根本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