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困扰毛主席18年的心结！建国后，主席找来罗瑞卿：快帮我破案

1949年的一个深秋，全国沉浸在新中国成立胜利的喜悦中时，毛主席却埋在繁重的办公室里，处理一个又一个文件。

“主席，您的眼睛都熬红了，快休息一下吧！”旁边的秘书看不下去了，端上来一杯茶，小声地说道。

主席笑着接过茶杯，抿了一口，然后将茶杯放在桌子上，揉揉通红的双眼，然后望着窗外的落叶若有所思。

突然，他想起18年前的一件事，不免眉头一皱，对着秘书说道：“你把罗瑞卿叫到这里来，我有事情找他解决！”

秘书接到命令，赶紧去找罗瑞卿，不一会儿，一个大高个的男人就来到了主席中南海的办公室里。

“主席，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此人问道。

“罗长子，有一件事情困扰了我18年，成了一块心结，如今只有你才能帮我解开啊！”

原来，此人正是罗瑞卿，因为个子很高，又有一股子冲劲儿，便被毛主席形象地称其为“罗长子”。

听罢，罗瑞卿立即给主席敬了一个礼，大声地回复道：“是，保证完成任务！”

主席一生睿智无比，率领过诸多大大小小的战役，最后都能转危为安，有什么事情能成为他的心结呢？

主席一向眼里不揉沙，一块心结为什么能足足拖了18年才解决呢？这不像毛主席的行事作风啊。

还有，此事和罗瑞卿又有什么关系呢？

离奇大案，成为主席的心结

1931年的冬天，天气异常寒冷，就像当时共产党的处境一样十分艰难。

蒋介石大肆镇压和迫害共产党人，为了自保，党决定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府。

其实这已经是第二次成立临时政府了，第一次是在1927年，不过和上次相比，这次的形势更加严峻。

因为当时有一个叫顾顺章的人叛变，向国民党提供了很多内部的情报，导致了很多共产党被捕。

再加上当时临时中央政府的经费有限，已经无法正常运转了，迫切需要救援。

而此时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办法，一是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另一个是联系苏维埃政府拨款。

在大家的商议下，决定采用第二种方法，因为虽然共产国际财大气粗，奈何远水解不了近渴。因此，大家决定还是将希望寄托在苏维埃政府身上。

尽管苏维埃政府本身也不富裕，但是依旧向中央拨了120两黄金，并让林伯渠负责此事。

林伯渠早年在莫斯科留学，回国后就担任了苏区财政部长一职，在了解到临时中央政府的困难后，林伯渠心生一计。

因为120两黄金不是小数目，并且从江西运往上海，路途遥远，很容易在运输的路途中丢掉或者被抢。

这时，林伯渠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将120两黄金全部高温熔化，然后制成金条，每条10两，只需要拿着12根金条去上海就可以了。

为了掩人耳目，12根金条被装在了一个黑色的铜箱里。

当时蒋介石大肆迫害共产党，全国上下笼罩在一层白色恐怖之下，共产党行事必须要小心翼翼。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让这笔资金顺利成功抵达上海，林伯渠不得不绞尽脑汁，制定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

从江西瑞金出发到上海，从南到北，中途要经过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和上海等七个城市。

每一个城市设定一位交通员，将印有“快”字的棋子按照笔画分为七个部分，分别送到七个交通员的手中，并且每个交通员都有自己的暗语，用来识别身份。

比如说，拿着“快”字第一笔的交通员，从瑞金出发后，将笔画交给南平的交通员，并且在核对了暗语和身份后，才能将金条交给他。

以此类推，另外其他几个交通员也是如此。

说到这里不得不佩服林伯渠的才能，不愧在莫斯科读过书，心思十分缜密。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如此周密的计划，竟然失败了。

根据林伯渠的计划，第一个交通员是从1931年11月6日开始出发，预计一个月，在12月6日就能完成。

然而，一个月过去了，临时中央政府一直未能收到这笔资金援助。

而且滑稽的是，金条从松江输送到上海的时候，交通员只收到了“快”字的六个笔画，那12根金条也不翼而飞了。

出现这样的结果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其中一个交通员拿着金条逃走了，并私吞了这笔巨款；二是交通员遭到了暗杀，金条落入了敌人的手里。

金条不翼而飞后，临时中央十分着急，大家都不甘心，想要调查清楚到底中途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复杂很多，因为7个交通员的身份都是隐蔽的，没有对外公开，想要查清他们的身份犹如大海捞针。

况且，当时蒋介石迫害共产党的阴谋还在执行中，全党上下都处于一种白色恐怖的氛围下，在这样的情况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因此，调查金条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这也成为每一个共产党人的一块心病，当然，毛主席也不例外。

或许毛主席也没有想到，这个因金条丢失的心结，会拖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解决，这一拖就足足拖了18年。

找“罗长子”，彻查18年前的冤案

金条丢失后，上海临时中央政府危机重重，一方面要解救被捕的同志，另一方面还要防止顾顺章向国民党泄露党内更多的机密。

由于金条没能如期到达上海，导致没有资金来打通特务要目，很多事情无法运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其中，被捕的9名战士，因为不愿透露情报，而被活活折磨致死；还有很多烈士的家属，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援助，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为了保持革命的火种，中央不得不转变工作方式，采取分工负责的方法，尽量少开会，白天少出去，以免引起国民党人的注意。

即便如此，还是有人被捕，在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又有一名叫向忠发的被捕，最后经不住诱惑而叛变。

顾顺章和向忠发沆瀣一气，叛变后向国民党提供了诸多中央情报，导致我党损失惨重。

如今18年过去了，共产党也挺过了那道难关，最终建立了新中国。但是，发生在18年前的那庄案子却成了一个谜，成为每一个共产党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一道伤疤。

于是，毛主席便找来罗瑞卿，让他着手处理这件事。

“罗长子，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你可一定要办好，揪出幕后的凶手！”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对罗瑞卿说到。

看着毛主席信任自己的眼神，罗瑞卿斩钉截铁地说一定完成任务，之后就开始着手调查工作了。

可以说，毛主席是因为对罗瑞卿十分信任，才将1931年的那个案子交给去彻查。

那么，这件案子和罗瑞卿有何关系呢？

罗瑞卿是1928年加入的共产党，之后就率兵在福建和江西参加反围剿工作。

1931年的时候，罗瑞卿在反围剿中被敌人用子弹击中左腮，受伤严重，大家都以为他活不成了，幸亏最后在医生的大力抢救下才保住了一条命。

像罗瑞卿这样的大将，在那一年受伤的有很多，他们清楚记得当年发生了什么，是遇害者，同时也是事件的见证者。因此，毛主席放心大胆地将这个重任交给他。

接到毛主席的命令后，罗瑞卿立即找来了蒋文增、徐立鼎、胥德深、邬泓等人，作为自己的帮手，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

接到这个案子，四名同志又惊又喜，吃惊的是一场谜案耽搁了18年才彻查；

惊喜的是可以和罗瑞卿一起办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还能揪出背后的真凶，为民除害，何乐而不为呢。

但开始着手的时候，调查小组还是陷入了迷茫，不知该如何查起。

先来说当年两个叛徒顾顺章和向忠发，作为两个始作俑者，他们在1931年就被杀了，其中一个死于共产党之手，另一个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得到了应有的惩戒。

然而，这样一来，线索也就断了，只能查找当年的卷宗。

打开卷宗后，罗瑞卿惊呆了，已经过去了18年，卷宗破损不堪，几乎只剩下两张泛黄的纸张，上面写着负责此案的共产党人是林伯渠。

为了彻查此案，罗瑞卿找到了林伯渠，当年的计划可是他一手策划的，七个交通员他应该也是认识的，只要找到七名交通员，整个案子不就水落石出了嘛。

想到这里，大家就兴奋起来，想着早日找到背后的凶手，将之绳之于法，还当年被捕遇害战士们一个公道，同时也可以解决毛主席一块心病，让他不再忧心忡忡。

错综复杂，罪犯终将落网

找到林伯渠后，当时的他已经64岁了，一直为新中国的事业而奋斗，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得知罗瑞卿等人要查18年前的那场案子，他的表情极其复杂，从他的反应中大家得知，背后绝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在林伯渠的帮助下，大家只找到了前面5个交通员，而最重要的后面两个却断了线索。既然后面两个交通员是在松江和上海，只要找到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就可以了。

还真别说，来到这两个地方后，第六个交通员果然出现了。一天，一个叫刘志纯的人自告奋勇，说自己当年为党做过地下工作，但是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调查组要找的人。

在后来的陈述中，调查组确定了此人就是第六位交通员。

原来，18年前，刘志纯在松江见到了第七个交通员，交出棋子，对了暗号后确定身份无误，他便把装有金条的铜箱交给对方。

现在只要找到此人，案子就有眉目了。但是据刘志纯所说，他和那人是在晚上见面，对方又穿着一身黑衣，在黑夜掩护下，没有看清楚对方的长相，只知道他手中拿着一张住店的凭证，是当时松江宾馆的客人。

基于这个线索，调查组立即盘查松江所有的宾馆，在宾馆老板的交代下，发现了一个叫梁壁纯的人很可疑，他在当年事发后就全家逃走了，直到风平浪静后才回到松江，做起了生意。

如此可疑的人调查组怎能放过，最终，大家在一个钟表店找到了他。本以为这些可以水落石出了，没想到案情再次陷入了谜团。

原来，梁壁纯确实是第七位交通员，他当年从刘志纯的手中接过铜箱，正打算去往上海完成任务，不料半路上被人抢了。

铜箱被抢后，梁壁纯知道自己闯下大祸，为了躲避责任，便带着一家老小躲了起来，直到这两年才回来。

梁壁纯作为一名被任命的交通员，箱子被抢后，不说赶紧联系上级，找到凶手，反而躲了起来，他理应受到惩罚。但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抢劫他的那个人。

据梁壁纯回忆说，当天他坐着一辆黄包车，带着铜像和信物去往上海的码头，打算乘船去上海完成任务对接。

然而，在半路上却被人用木棍敲晕了，等他再次想来，发现已经躺在医院里了，铜箱也不翼而飞了。很显然，拉黄包车的人和此案脱不了干系。

于是，调查组赶紧追查盘问拉黄包车的人，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名叫冯安宝的犯人交代下，终于找到了真凶。

不过凶手不是一个，而是三个，并且其中有一个竟然是烈士。

一个烈士，为什么会参与抢劫案呢？实在太匪夷所思了。

在冯安保的交代下，调查组才知道了真相。原来，18年前，冯安保的表哥吉家贵是一个黄包车车主，当年拉了一次客人后就有钱开了一家杂货店。

当时冯安保感觉很奇怪，但想着他和表哥是亲戚，又常常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于是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没有举报他。

其实，吉家贵就是当年拉梁壁纯去往码头的黄包车车主，在半路上和另外两个匪徒，一个叫刘阿古，一个叫小克，将梁壁纯打晕后便逃之夭夭了。

不久后，吉家贵和刘阿古被捕，而小克就复杂了，他在1939年的时候参军了，在战场上被日军杀害，是一名烈士。

调查组得知真相后心情十分复杂，特别是罗瑞卿，他一直致力于镇压反革命和肃反运动，扎到凶手本事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但是他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因为18年前，因为这三个人，导致诸多被捕的战士无法被营救，他们家中也有妻儿，也有年迈的父母，却最终让他们阴阳相隔。

因为这三个人，导致上海临时中央政府的计划被打乱，不得不调整作战方针。

然而，谁能想到，这三个人中，有两个罪大恶极，另外一个竟然八年后上了战场，成为了一名烈士。

“天理昭昭，报应不爽”。

最终，这场尘封了18年的案子终于被解开，毛主席心底的一块心结也消散了。

而始作俑者，吉家贵和刘阿古被判处死刑，冯安保因举报有功获得减刑，梁壁纯因铜箱被丢后没有及时联系上级，知情不报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最后再来说小克，中央念及其在抗战时的表现，没有对其问责，反而帮忙照顾其年迈的父母，直到终老。

一个尘封18年的谜案，背后牵扯出5个人，其中有两个是罪大恶极者，有一个是知情不报者，有一个是逃避罪责者，还有一个后来成了烈士。

如此错综复杂，难怪会成为毛主席的一个心结，需要靠罗瑞卿亲自调查才找出真凶了！

参考文献：

人民网：林伯渠在延安的难忘岁月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罗瑞卿：从黄埔生到抗大副校长

人民网：揭秘：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如何转移上海首脑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