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到竹笋和椿树芽的味道,张玲知道,这是春天。而当窗外响起花炮声,意味着自己又挨过了漫长的一年。
新京报记者|左琳 秦冰
编辑|杨海
校对|张彦君
终于拿到判决书了。37岁的张玲期待着,自己能就此远离那场噩梦。
在乡下的10年里,她每天都被农活包围,打油菜籽、喂鸡鸭、做饭、照顾6岁的儿子,生活平静庸常。只是偶尔,身体会不自觉地露出异样。
只要待在封闭的房间,她就头疼得厉害;有时会突然蹿出一股无名火,想摔东西;看见陌生男性,会下意识想躲开。村民发现,这个忽然出现的女人,10年来都没离开过村子,也没有人来看过她。
直到2024年4月15日,湖南常德的民警在比对“失踪人口”信息时发现,“张玲”这个名录在沉寂多年后出现了新动向。随即,她被民警找到,再次与外界连接。
“从2010年起,我被人关了将近5年。”在派出所里,这个小麦色皮肤、衣服洗到褪色的村妇告诉警察,自己曾是一名大学生,家在常德市区,接着讲出了自己“消失”的经历。那是第一次,她事无巨细地回忆自己如何被一名叫钟鹏的男人囚禁、侵犯,又是如何逃出来被人收留,并留在乡下,过上跟失踪前全然不同的生活。
10天后,4月25日,桃源县警方将此立为刑事案件。钟鹏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刑事拘留(因过追诉期未被起诉)。5月28日检察机关以涉嫌强奸罪,批准逮捕钟鹏。10月15日,桃源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钟鹏犯强奸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案件之外,在桃源县公安局、妇联的组织下,张玲与父母分离14年后终于再次相见。桃源县妇联也计划为张玲现在的家庭提供资金补助,给张玲介绍工作机会,帮助她早日融入社会。
张玲(化名)被囚禁的地方 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离家
在母亲邓洁的记忆里,2010年1月22日原本是个普通的日子。
早上7点多,女儿张玲像往常一样去上班,临走前告诉妈妈,发了工资就给她买新衣服,语气透着欢喜。
女儿很懂事,邓洁和丈夫张忠凯都这样认为。夫妻俩在常德市区开了家早餐店,从早忙到晚,张玲打小就自己上下学、做饭,照顾自己也照顾弟弟。
张忠凯很骄傲,女儿长得漂亮,又乖巧听话,让邻居们艳羡——一定程度上,女儿是夫妻俩的一种体面,被他们一直精心维护着。为了让女儿变得更好,从她小时候起就尽可能安排好一切。
长大后,这些安排开始关乎人生道路的选择。大学读什么专业,家里人先拿主意。毕业后,张玲想多去一些地方,有意做导游,但家人担心她会晒黑、容易挨骂,就介绍她去做办公室文员。工作刚落定,家人就给她打扮,安排相亲。
“严点也是为她好,对女儿就是要多操心一些。”邓洁和张忠凯觉得,这些和带张玲单独去玩,在笔记本电脑刚兴起时舍得花几千块钱买给她一样,都是爱。
张玲感激父母的付出,也努力回报,但她从来都没告诉过父母,他们的爱有时也会变得沉重。
“从小到大,我想的都是怎么再变好一些,让父母满意,让他们更喜欢我、认可我。”逐渐地,这成为张玲的一种压力。
2010年大学毕业后,按照家人的安排,张玲回到常德工作。她在单位附近租了房,刻意保持着与家庭不近不远的距离。
但在父母眼里,女儿离他们近了,联系却没有变多。她不常回家,通话也少,有时候女儿的事问多了她还会不耐烦,“有些反常。”
很快,父母发现,张玲突然在单位做起卖日用品的小生意,还时不时提到,自己很羡慕在南方做生意的舅舅赚了钱、条件好。女儿突然表现出的野心让他们警惕起来,那是传销最猖獗的时候,老家有人因为传销人丢了、钱没了。
“我真怕她去搞传销。”邓洁说。
担心女儿出事,邓洁不再允许张玲独自在外住,然后在早餐店附近租了个房子,每天让张玲的弟弟接送姐姐上下班。
在张玲的解释里,做小买卖是她想赚些零花钱,但这无法说服父母,反而让他们更加怀疑。再往后,张玲发现,自己的房间总会被家人乱翻。
失踪前一个月,这种担心和怀疑达到了顶峰。那天,亲戚们把她堵在房间里,十几个人围住她,强迫她看反传销影片,逼她交出头目的电话,他们拆下了张玲的手机卡,查了一通,却什么都没发现。亲戚们七嘴八舌地教育她不该沾染上传销,张玲想解释,但没人听、没人信。
“他们都是长辈,我不能吵。”数落声中,张玲甚至感到一阵眩晕,委屈、压抑、烦躁积在胸口,让她难以呼吸。
紧接着,一个强烈的念头袭来——“我要离开这里。”
她找到了钟鹏——当时的男朋友介绍认识的“路子很广”的中年男人——对方告诉她,自己在长沙有人脉,可以给她介绍一份高薪工作,到时带齐所有证件,先到桃源县漆河镇会合。
2010年1月22日,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张玲搭上了去漆河镇的汽车。
如果漆河镇碌厂桥村的村民留意,或许会在那天看见,50岁的钟鹏带着一个年轻女孩回来,她皮肤白皙,脸上有一对酒窝。
那天是腊八,天气很冷,女孩穿了一件天蓝色羽绒服,紧身的绒裤塞进长靴。她跟着钟鹏上了二楼,再没出来。
张玲(化名)的父母还保存着她的照片,她失踪的那几年,母亲总会拿出来看看 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牢笼”
张玲就这样消失了。那天下午,邓洁没有等到女儿回家。家人查看监控,发现张玲进入单位,后来独自打车离开,手机信号最终停在桃源县陬市方向,之后便一直关机。
最初几天,邓洁和张忠凯还想象着女儿只是去朋友家小住,但直到春节都不见张玲踪影。他们拜托女儿的朋友一有消息就告诉自己,结果一通电话都没等来。这是从没出现过的情况,正月十五左右他们决定报警。
这时的张玲,已经被钟鹏锁在屋里30多天。
事发当天,钟鹏带张玲来到一处院子前。那是在村子的角落,院墙边上就是田地,四周几乎没有邻居。院子铁门紧锁,里面有栋二层小楼,张玲注意到,小楼的所有窗户外都用钢筋封着。小楼的大门和楼梯间也上了锁,钟鹏依次打开,带张玲上了二楼。
囚禁张玲(化名)的二层小楼 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刚走到一间小屋的门口,钟鹏立刻变了脸,往日和气的模样消失,肥胖的圆脸生出一种她从未见过的狰狞。张玲来不及反应就被钟鹏一把推了进去,然后抢走了她的包和手机,拔下电话卡。木门被猛地关上,接着是落锁的声音。
就像被扔进笼子的小鸟,她本能地砸门、大喊,手肿了,嗓子哑了,都没人回应。声音太大,钟鹏就威胁要弄死她,埋在后山,没人会知道。她忘不了钟鹏说这些话时的眼神,透着一种捕食野兽般的凶残。这让她瞬间失语,恐惧覆盖了一切感官,不敢也不能再发出声响,只剩下颤抖、哭泣。
困住她的房间刚能容下一张单人床,几乎没有走动空间。后来钟鹏见她病恹恹的,给她换到另一间屋,空间稍大些,可以来回走一走。墙把房间分成两部分,里面是双人床和一只排泄用的红色塑料桶,外面则是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台废弃的电脑和一个书柜。
第一晚,钟鹏就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他红了眼,胳膊使劲抵住我的脖子,像要掐死我。”粗暴的动作让张玲透不过气,大脑一片空白,过了许久才感受到疼痛。每隔一周,侵犯就会发生一次,她的羞耻和憎恨也会多一分。
所有的折磨都汇集成一个念头,逃离这场突然的囚禁。刚开始的那段日子,只要恐惧稍微消退,她就会拼命挣扎,撞门、大喊。换来的是身上的淤血和伤痕,这都是钟鹏对她的惩罚。最严重的一次,她被推到墙上,额头撞出了血。
她也尝试过绝食,但最后败给了求生的本能。最后,她只能幻想有人来救自己,期待着有一天那扇门打开后,走进来的不再是钟鹏,而是带她出去的人。
她不知道,没有人能听到她的声音。屋子唯一的窗户被封得严严实实,在屋里张玲只能听见下大雨的声音,有时也会透过缝隙传来稀疏的奏乐声,张玲猜那是村里正在办红白事。
据判决书,警方的现场勘验笔录和照片显示,“张玲被拘禁的地方位于二楼,楼梯中间可见带锁的木门,居住房间狭窄、门窗封闭。”
钟鹏的女儿在证言里提到,钟鹏不准张玲下楼,张玲若不听话就会遭到他的辱骂。钟鹏交代她和母亲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二楼住了个女人,“张玲从来没有下楼。家里来外人时,钟鹏会让张玲躲在房间不要出来,也不要发出声音。”后来,钟鹏又把二楼的走廊用红砖砌了面墙,只留出缝隙透气。
那座小楼与外界最近的联系,是楼后一条安静的小路,偶尔才会有一辆三轮或摩托车突突驶过去。外人不会知道,墙的另一侧,一个不属于这里的女人正在求救。
村里通往囚禁张玲(化名)小楼的路,平时鲜少有车经过 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在更广阔的视角里,这本就是一个偏僻冷寂的山村。从县城出发沿着省道行驶1个小时,再沿一处不起眼的岔路下去,驶过一段被茂密树木掩盖着的狭窄山路后,才能抵达这个名叫碌厂桥村的地方。
村里人也很少来这个整天锁着门的院子,就连钟鹏的大哥,哪怕离自己的幺弟只有100米,也鲜有来往。
这个幺弟从小就好吃懒做,起初跟着父亲学做铁匠,但不愿吃苦。桃源县是道教圣地,民间有“养庙”风俗,2005年钟鹏回村后在老屋旁建了两座庙,以收香火钱营生。但他还是常找兄弟们借钱,借了也不还,再后来,连逢年过节也都不打招呼了。
“仇人。”大哥在手掌上写下两个字,形容自己的幺弟。
钟鹏从不让大哥走进自己的院子。“他平时关门闭户的,过年打了豆腐给他也不让进,都是从大门底下递过去。”大哥说,自己把二层小楼留给钟鹏时,窗户又大又亮,结果被钟鹏改得“像个牢房”。
在这间“牢房”里,一天被分解成86400秒,张玲从未感受过时间如此漫长。她的希望被消磨殆尽,常常感到呼吸困难,总是迷糊着睡过去,一觉醒来,分不出是清晨还是夜晚。房间弥漫着排泄物的异味,和昏暗的空间一起,压得人睁不开眼。她的视力也越来越差,每天“云里雾里”,甚至出现了幻觉,在一成不变的白饭里,闻到了鸡肉和猪肉的香气。
有时,压抑也会让她变得狂躁,特别是天气晴朗的时候,但大部分时候她已经没有力气发泄。偶尔雨下得猛烈,她才会获得在门外的走廊放风的机会——只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刚喘上两口气,甚至还没看清屋外的环境就又被关了回去。
房间成了张玲最熟悉、也最厌恶的地方,和她相伴的只有米黄色地砖和白墙,偶尔会有蜈蚣和老鼠钻出来抓她一下。办公桌上的电脑是坏的,打不开,黑色的皮椅上落的全是灰。
柜子也被锁住,柜门是透明玻璃,就着微弱的光亮,张玲常常盯着里面的书脊看字,有时也会在玻璃上看到自己。日复一日,她发现镜中的少女变得憔悴、苍老,神采消失。
最后,她几乎认不出自己。
寻找
女儿失踪后,邓洁不止一次梦见她,不停说着“妈妈你救我”,一觉醒来,眼睛又哭肿了。就像个预言,她和所有人说“我的玲玲还在等我。”每次梦醒后,她就打电话给派出所,问挂着失踪人口的女儿有没有消息,答案无一例外都是否定。
张玲失踪的前三年,她和张忠凯哪有线索就去哪。女儿的手机信号消失在桃源县,她就在当地买了份保险,让熟悉每个村子的销售帮忙一起找。县辖的各个镇,最热闹的车站、集市,她也全都去过。
此时的张玲,连记忆中家人的样子都开始模糊。她不再激烈反抗,只是麻木地等待着一个机会。
起初,她还有意识地多走走,“为以后逃跑做准备。”后来,她逐渐变得“像只没有想法的动物”,活着只是本能。
每天,她只是趿拉着拖鞋在屋里晃荡,缺乏必要的锻炼让她的肌肉松弛,困了倒头就睡,饿了就躺在床上等饭吃。
在这间屋子里,她失去了一切,自由、尊严、人格,就连阳光和新鲜的空气都成了奢求……时间尺度也变得混乱,她无法准确计算自己被关了多久。
光点透过窗子的缝隙打在墙上,张玲盯着它从一边挪到另一边,一天也就过去了。开始她还能记着日子,三天后就再也数不清了。
到了最热的时节,墙烫得靠不住,晚上一次次被热醒后,张玲像烙饼一样翻来覆去。这也是她为数不多感知时间的方式——热起来,就是过了农历五月初五,转凉,八月十五就到了。
钟鹏一家在楼下厨房做菜,气味直往张玲鼻子里钻。闻到竹笋和椿树芽的味道,张玲知道,这是春天。而当窗外响起花炮声,意味着自己又挨过了漫长的一年。也只有这时,她才会从混沌中惊醒——她想家了,想妈妈。
与家人所有的不悦都不再重要,她想起自己去长沙读书,第一次出远门,妈妈带着行李一路坐公共汽车送她,隔三岔五给她送肉送饭。
她也想爸爸,但也怕他。爸爸脾气暴躁,张玲遇到事情不敢和他讲。她那时还不知道,父亲急得头发都白了大半。重逢之时,他特意请假回家,早早准备一桌菜,提前两个路口等着她。
每到过年,办团圆饭的时候,邓洁也格外挂念女儿。
“我是个最快活、最热心的人,但张玲失踪之后,我从没高兴起来过。”邓洁说,只要看见二三十岁的孩子她就会掉眼泪,把眼睛都哭花了。怕邓洁伤心,张忠凯收起了女儿的照片,但她还是会时不时掏出来再看一看。
“在我有生之年能把她找回来是最大的幸福,死了也不会带着遗憾。”邓洁说。
寻找之外,他们也小心维护着自己和女儿的体面。
女儿刚失踪的时候,他们向单位请假说她脸伤了不方便上班。后来再有人问起,就说女儿赌气跑了。他们没印寻人启事,只想着万一女儿回来还能继续之前的生活。
亲人都没有放弃寻找,张玲的幺舅常开车在常德市到处打听,后来他在漆河镇做生意,跟张玲相隔不到6公里,那是张玲距离家人最近的时刻。钟鹏有时也会出现在漆河街道上,但张玲的幺舅从没注意过这个身高一米六的矮胖男人——在人来人往的集市,他太普通了。
张玲(化名)的菜园 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女儿”
张玲意外发现自己也成了母亲。
怀孕时钟鹏告诉她,如果生下一个男孩就放她走。钟鹏当时只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儿,他曾向张玲透露“把你搞来就是为了要个儿子”。判决书显示,张玲怀孕后,钟鹏的妻子曾问起丈夫那是谁的孩子,钟鹏回答这是“借母生子”。
张玲猜测,这或许是一个重要原因,让钟鹏的妻子和女儿成为了囚禁自己的帮凶。她们明知自己的遭遇,却从未表现出半点同情,反而参与看管。后来,这对母女也被警方以涉嫌非法拘禁罪刑事拘留,但因为已过追诉期,两人未被起诉。
被关在房间里,张玲无法预测后来的事,钟鹏的“承诺”和一天天变大的肚子让她又有了希望。她不再嫌弃饭菜,给什么就吃什么,“总得先活下去。”
2010年10月的一天夜里,钟鹏把就要临盆的她塞进了一辆面包车。
“如果他带我到医院,我就能求救。”张玲肚子痛得要命,心里却在盘算。车子在漆黑的山路上不知道行驶了多久,车门打开后,张玲发现四面都是大山。她被拖进了一间四面漏风的木板房,钟鹏找来一个接生的老太太。
张玲只觉得下体肿了、裂了,就快晕过去了,才听见婴儿的哭声。她搂了一下小猫似的女儿,就再也没了力气。
钟鹏没放走她。往后的日子,张玲也没做过一天“母亲”。女儿头发长了吗?会说话了吗?穿什么衣服?隔着那扇紧锁的门,她只能猜想女儿的样子。
直到有一天,天色暗下来,她正在昏昏沉沉的时候,女儿忽然欢叫着跑过门外。张玲惊醒,贴在门上贪婪地聆听,“听她的声音过来又过去,心里舒服多了。”张玲说,女儿只发出零星几声,但已足以让她继续活下去。
后来的每晚,她都会早早守在门口。有时听见女儿被骂哭,她也趴在门上跟着流泪。她想拍拍门得到女儿的回应,但钟鹏威胁她,只要敢这样做就再也看不到女儿。
一次,钟鹏的妻子送饭时女儿也跟进来了,脸圆圆的,穿着粉红色的棉衣,留着齐耳短发,一看到张玲就开始哭。这是她被囚禁的4年多里唯一一次见到女儿。往后的日子,她只能靠声音来想象女儿的成长。楼梯上急促的脚步声更重了,那是女儿在长高;门外的咿呀学语变成了清晰的字词,那是女儿会说话了。
她听到女儿喊妈妈,只不过对象不是她——在村里,钟鹏声称这个女儿是被人遗弃在庙门口,他和妻子收养的,女孩叫妻子妈妈。
对另一个母亲邓洁来说,她还不知道能不能再听到女儿的声音。
邻居总来打听,“他们一见面就问,张玲去哪儿了。我们说她结婚生子,过得很幸福。”
找女儿花费了大量心力,生意也跟着断断续续,她和丈夫张忠凯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她没下落,我们还要活。”2013年,夫妻俩不再承租早餐店,儿子结婚了,他们搬到新家,跟过去断了联系。临走时,邓洁嘱咐新住户,如果有女孩找过来就立刻联系她。
“我要离开那个伤心的地方。”说着,邓洁又哭了。
家里的相册还留着张玲(化名)儿时的照片 受访者供图
再收到女儿的消息是2014年。来电是陌生号码,但邓洁一下就听出来,对面是消失了近5年的女儿。
“玲玲还活着。”长期的思念、担心在这一刻决堤,从心中翻涌出来,她泣不成声,不断问着女儿的状况。“你在哪,过得好吗?是不是有人控制你?”
电话那头没有回答,只是提出需要1万块钱,嘱咐她千万不要报警。张玲没办法,钟鹏就在旁边,讲错一个字电话就会被立刻按掉,她不想再失去一次逃跑的机会——几天前,她听钟鹏说起缺钱,想到可以借口要钱向妈妈求助。
挂断电话,邓洁和家人商量,为了女儿安全暂时先不报警。况且当时儿子正在筹备婚礼,这时让人知道了自己还有个失踪的女儿,“不光彩。”
约好交钱的那晚,邓洁拎着一兜现金等在公园门口。她叫上了两三个妯娌陪自己,家里的男人们则在远处等候,“等张玲一露面我们就能带走她。”
等了半个多小时,张玲最终也没出现。邓洁不知道,女儿就在不远处的车里,因为没戴眼镜只能瞥见妈妈的轮廓。本打算取钱的钟鹏非常谨慎,刚一探头就缩回来,见对面人多他让司机赶快走。第二次的出逃机会,又在张玲眼前溜走了。
从那以后,在张玲被囚禁的最后一两年,钟鹏表现得越来越紧张了。不准张玲晚上开灯,认为她在故意报信;安静坐着,他也跑上来骂一通,怪她砸门。
转机发生在2014年的一个下午,钟鹏的大女儿罕见地放她下楼打扫院子。她又想逃,可长期的封闭让她连路都不会走,双腿不受控制地颤抖,要扶墙才能下去。没几分钟,就被钟鹏的女婿鲁宁撞见。他问妻子这是谁,然后责怪道:“关人是犯法的。”
这是钟鹏处心积虑隐藏的秘密,第一次被“外人”知晓。判决书里,钟鹏也在证词里提到,鲁宁 “发现张玲的存在后”,他便开始转移张玲。
大概一周后,张玲突然被叫醒,钟鹏把身份证还给她,让她立刻跟自己走。张玲记得清楚,院门口的橘子树上青果正在转黄,人们穿上了小薄棉衣,还要加条秋裤,自己身上却只有一条单裤。
“他要放我走?”她无法确信,只觉得心跳得厉害。那晚月光很亮,晃得眼前一片朦胧,张玲跟着钟鹏走在田间小路,不小心踏进沟里踩了一脚泥。她累得喘不上气,不知走了多久,总算到了镇里的公共汽车站。
噩梦
2014年10月,在桃源县热市镇一座村庄,63岁的“庙主”薛丹等来了一位新香客。
这是个很瘦的女孩,不算高,皮肤有种病态的白皙,吃不进饭,眼神也直愣愣的。
“你是哪里来的?今年多少岁?在哪里读书?”连续问了几个问题,对面的人张嘴却发不出声。邻居围过来聊天,她直往屋里躲;不敢一个人出门,在村里散步也要人陪。
女孩正是张玲,是钟鹏带过来的。薛丹此前就认识钟鹏,在当地,“庙主”间互相介绍香客到庙里小住“撑门面”,并以此赚取“中介费”是常事。
薛丹记得,三天后钟鹏再来,要把张玲带走时她看到了反常的一幕:女孩拼命摇头,满眼都是恐惧,她边哭边给薛丹作揖,求她帮忙。薛丹不知道女孩究竟遭遇了什么,但不忍心看着她这样离开。与钟鹏交涉后,对方提出如果“借钱”给自己,就可以让张玲多留几日。那一次,她拿出了700元。
此后,钟鹏又来过几次,每一次张玲都东躲西藏。薛丹觉得这很反常,她本能地不想让女孩陷入到危险中。其中一次,钟鹏想强行带走她,薛丹和老伴儿拿着锄头挡在门前拦了下来。
“我家没有‘狠人’,保护不了她太多。”薛丹说,自己虽然有两个儿子,但大儿子常年在外打工,小儿子不管自己,她和老伴年纪大了,平时只靠给村里人帮工过活。她让张玲报警、找家人,张玲却直摇头。
她联系过妈妈,但接电话的却是个陌生的声音——邓洁换了手机号码,那次交钱未遂后,邓洁几乎确信女儿入了传销,“我担心她把坏人引到家里。”张玲也去过之前的早餐店,打听家人的下落,但也了无音讯。
至于报警,“那时候我天天脑壳疼,哪有力气去做别的?况且钟鹏也威胁过报警就伤害家人。”过去的1730多天就像个噩梦,从未离开,在身上游走,让张玲难受得起不来身,即便站在冬日温和的阳光下也会晕眩;她变得敏感多疑,总觉得有人盯着自己、议论自己;她不敢公开自己的经历,怕讨人嫌、被抛弃。
她重获了自由,却难以适应自由。就像条尾巴,张玲总是跟在这位婆婆身后,对周遭的一切保持警惕。
接近5年的经历让她很难再去信任别人。一开始,薛丹不知道女孩的身世,怕她再受刺激,就让家人与她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但关心并没有减少,见张玲唯一一件外套的拉链坏了,常常双手环胸,薛丹让老伴儿把外套拿到镇上,换了拉头回来。薛丹的儿子每次去镇上给女儿买零食,都会带回两份,把其中一份留给张玲。
张玲也开始观察着这个陌生的老婆婆,从发出第一声“切(吃)”开始,教自己重新说话,半年后,她终于能勉强和对方交流。这半年,她发现薛丹会走一两小时山路去给自己买合身的厚棉裤,也没有限制她去任何地方。
她洗了近5年来第一个热水澡,白天劳动,晚上睡觉,没人再打骂自己。再到后来,她拥有了被囚禁以来的第一部手机,是薛丹的儿子送的,她可以自由地和任何人联系。
一天晚上,她终于向薛丹开了口,告诉了对方自己曾经的非人遭遇。两人“眼泪哗哗流”,后来薛丹借了五六千元陆续送给钟鹏,算是留住了这位“香客”,对方也很少再来过。
山下是张玲(化名)现在居住的地方,重获自由后,她常常走在这条小路上 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日子一天天过去,薛丹发现,张玲说话时开始带着笑容直视对方。她也终于有精力仔细打量这个“家”——一幢贴着粉色瓷砖的三层小楼,瓷砖脱落了几块,露出灰色的水泥墙;屋里空荡荡的,没有彩电,家具只有几张简单的桌椅;屋外有个鸡棚,还有一块菜园和一个小花坛,现在都归她打理。她种上了辣椒、毛豆这些常吃的菜,还种了两棵盛放的玫红色月季。
但有些伤痛仍会时不时地冒出头来。
厕所有异味,她就不想上。大风把门吹得“砰砰”响,她会害怕。做笔录时警察要关门,她感觉头晕想吐,立刻大叫着把门打开。陌生的男人来家里收废品,她铁着脸赶他走,怕又遇到坏人。
2018年,她和薛丹的大儿子成为夫妻,有了儿子。即使面对丈夫,张玲也无法完全放下戒备。性是痛苦的,平时他们分房睡,丈夫一凑过来她就条件反射地打他。
她牵挂和钟鹏生下的女儿,现在没人能阻止她们相见了,但因为陌生,女儿不想与自己生活,只在周末才来一天。她珍惜这短暂的相处时光,只是有时候,看到女儿那张跟钟鹏相像的面容,头就开始疼,就像只要靠近那座院子就想呕吐。
她不知道,这场噩梦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结束。
两段人生
如果没被囚禁,人生会怎样?37岁的张玲不止一次想过这个问题。
过去她称得上要强,考上的是专科,却同时修完了本科项目,最后拿到了自考的本科学历。同宿舍的朋友都谈恋爱,只有她在一刻不停地学习,拿到了导游证、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水平证书。她筹划着,将来有时间她还要考驾驶证。学校办的体育比赛,每次她都使劲跑、使劲跳,要得个第一。
“没她搞不好的事。”邓洁说。
14年后再见面,邓洁觉得一切都变了。
今年4月,“失踪人口”张玲镇上派出所给儿子办户口,录入了自己的信息。几天后,4月15日,她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警察确认她的身份后,这个离家14年的女孩终于被找到了。
第二天,在桃源县公安局和桃源县妇联的组织下,张玲家人赶到派出所“认亲”。张玲第一眼就认到了妈妈,瘦了,也老了,原先好好的一双眼,哭得遇风就流泪。“这都怪我。”两个人抱着大哭,哭到外面的大雨声都听不见。36年来,她第一次听见妈妈喊自己“宝贝”。
邓洁发现,曾经体面的女儿胖了、黑了,头发绾在脑后,额前散着细碎的刘海,架个眼镜。旧衣旧鞋一身土气,走路低着头,连方向都分不清,完全没了当初的风采。就连口音都变成了桃源话,只有叫“爸爸”“妈妈”时才有些从前的爽快。
越是这样邓洁越心疼。她悄悄给办案的警官发消息,让他狠狠去问,不能潦草结案。张忠凯却接受不了,合照时,非让张玲把那身透着土气的外套脱掉。背着张玲,他难过得大哭:“这还是我的宝贝女儿吗?”
张玲(化名)最爱颜色鲜艳的花,在家门前的花坛里她种了几株 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妈妈把她带回家,但在干净整洁的房间里张玲显得格格不入。
房子是2003年之后买的,有100多平方米。厕所没有一块水渍,浅色的地板亮得反光,一个脚印都没有。客厅墙上贴着壁纸,暗金色的花纹衬得屋里更加亮堂,电视上盖着防尘的白布,果盘摆得整齐。
邓洁还保留着女儿的一套碎花睡衣、一件上衣、几张照片和那台笔记本电脑作为念想。她把电脑拿给女儿,张玲却早就忘了怎么开机打字。
现在,张玲最拿手的是播种、收割、洗衣和做饭。邓洁给她买了几套风衣和毛衣,整齐地叠好,她想弥补女儿,让她重新光鲜起来。张玲一件没要,这些浅色的、柔软的新衣穿上干活不方便。如今,她更习惯挽起袖子走在乡下的小路上,随手摘一些野果搓两下就放进嘴里尝。
邓洁觉得女儿变化太大了。两人还没聊多久,张玲就要进屋自己待着,晚上她们睡在一张床上,背对背各躺一边。妇科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张玲就急着要走。一天凌晨,她坐在客厅把起夜的张忠凯吓了一跳。
“你怎么不睡觉啊?”张忠凯问。“我想回去。”张玲很坚持。临走前,她还拎了好几兜鱼和肉带回去给婆婆一家吃,这让邓洁难过:“她觉得那里才是她的家。”
更让她难过和不甘的是女儿没有了一丝锐气,而是和一个贫穷的家庭绑在一起,躲在乡下,不社交,也不去赚钱。“我都60岁了还在工作,不指望她出人头地,但她还那么年轻,怎么能跟社会脱轨呢?”
家里还保留着2009年左右给张玲(化名)买的电脑 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新的开始
邓洁说她愿意退一步,接纳女儿的新家庭,承诺帮她带孩子,也可以联系一切能联系的人介绍工作。她反复告诉女婿,一定要把张玲带出去,走出那个封闭的地方,回到属于她的轨道。
但只有张玲清楚,走出来根本没那么简单。光是重新面对家人,就已经很难了。
某种程度上,是她主动选择了封闭。在农村的家里,她不用担心遇到陌生人,那会让她感到紧张。偶尔她还是会被噩梦惊醒,至今依然不敢独自散步,但只要身处家中,她就能获得宁静,还有她曾经渴求的安全感。
她把自己的生活半径缩小,重获自由的10年间,她甚至没有去过县城,连镇上的集市也鲜有到达。这10年,她更熟悉泥泞的小路,山间的羊群,以及自己的新家人。连她自己都没注意到,面对两种生活,她下意识的说法已变成了“我们”农村和“你们”城市。
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被尊重和话语权。薛丹一家都觉得张玲聪明能干,不管是烧火做饭还是家里的存折密码,大事小情都由她掌管。她规划着这个家庭的未来,让丈夫去考电工证,53岁的丈夫照做,每天趴在桌前学习。
她觉得,丈夫年纪大,人却老实贴心,下雨了没带伞,会把衣服脱下来给张玲披上。“他干什么都听我的。”
但在父亲眼里,他始终无法认可这场婚姻。在家的五六天,张玲哭了好几场,父亲总是强调,别人家的孩子出国、拿奖学金,自己的孩子却嫁了一个“又老又穷”的男人。
“都是她自己造成的,一步错、步步错,她自己毁了自己。”张忠凯替她着急。后来,就连邓洁也加入进来,让张玲离开现在的家庭。
还有那些亲戚,再一次,他们团团围住张玲,劝她减肥,劝她再想想未来。就像14年前她失踪前的那场数落一样,吵得她头都大了。
家中还保存着张玲(化名)曾经的睡衣 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让她烦恼的还有眼下现实且粗粝的清苦生活。今年72岁的薛丹视力退化,右手骨折过,干不了体力活。丈夫身体也在变差,不再外出务工,家里没有收入,全靠几万元存款过活。丈夫的大女儿在外读书,每月需要2000元生活费,不久前,他们的小儿子生病,掏空了家里的积蓄。
她不得不考虑重新回到城市谋一份生计,尽管她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扎进人群,告别恐惧。
有关部门正在提供帮助。桃源县妇联的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桃源县县政府组织民政、教育、妇联、公安一起开会研究过张玲的事情。妇联正在帮助张玲寻找工作机会,教育局则安排了张玲的女儿转学到热市镇,并和妇联一起给女孩做了心理疏导,让她慢慢接受真相,回到母亲身边生活。
父母还在迫切地等待着女儿的回归,为她准备好了一切,来填补那4年多受到的伤害。女儿本就属于城市,现在为什么非要过另一种生活呢?
张玲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女儿转学后不再寄宿,每日回家与自己朝夕相处,张玲喜欢这样的时光。收到判决书的当天,她带女儿去派出所改名字,不再姓“钟”,随了丈夫的姓——她相信,这会是个新的开始。
她说女儿很懂事,也很适应新学校的环境,月考全班第一。这让她想起自己在大学时不停考证的日子,偶尔她还会想起大学毕业时做导游、到处走一走的计划,久违的冲动随即生起,又一瞬而过——院前的菜园还等着她打理,天色不早了,她生起火,为一家人准备晚饭。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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