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儿女》编剧费明：一个“漏洞百出”的好人|逝者

黑白色的遗照中，费明穿一条背带裤坐在剧场里，神色从容。编剧宋方金用费明的部分作品名称给他写了一副挽联：老爸开门家有儿女良宵涮羊肉，灵魂厨房高朋满座说好不分手。

文丨新京报记者 李冰洁

编辑丨胡杰

校对丨张彦君

►本文4600字阅读8分钟

费明的亲友爱谈起他“圆乎乎”的身形、洪亮的声音，写作时他不必动手，翻出口袋中的三种烟，点燃一支后，就能出口成章。

他去过农场，扫过大街，是创作出《家有儿女》《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等话剧、影视剧的大编剧，落寞过，也风光过。

进入晚年，他重新回到话剧创作领域，名利都远离了他，“更接近戏剧的本质”的创作令他沉迷，他说，“当钟声响起、大幕拉开，台上演的是你的戏，这种感觉比自己结婚还要愉悦。”

朋友们都说他天真，在话剧导演张慧看来，费明最大的人格魅力是不虚伪，他的人和创作都是，“他不是要求自己去做一个好人，而是自然而然的、好像这是一件根本不需要去思考的事情一样。”

10月27日，费明因病在北京去世。29日，亲人、朋友前往房山区殡仪馆为他送行。黑白色的遗照中，费明穿一条背带裤坐在剧场里，神色从容。编剧宋方金用费明的部分作品名称给他写了一副挽联：老爸开门家有儿女良宵涮羊肉，灵魂厨房高朋满座说好不分手。

拱进文艺圈

1954年3月18日，费明出生于北京，儿时父母离婚，他跟随父亲生活，费明的父亲热爱文艺，爱写影评，去北京人艺观摩过，这给费明留下戏剧的最初印象，费明耳濡目染，在北京育才小学就读时，他热爱绘画、写作，被老师戏称为“小作家”。

1969年费明前往黑龙江建设兵团从事生产劳动。在晚年接受采访时，费明回忆，在北大荒的日子，白天干活，晚上在煤油灯下看世界名著。日子艰苦，在给家人的第一封信里，他写道，这里蚊子很多，句子中的“蚊子”不写汉字，他捏一只蚊子的尸体代替。

在北大荒，费明演样板戏，在《智取威虎山》中争取到一个角色，为知青战友作画，渴望成为导演，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那时，他已经开始了戏剧的创作。

回到北京后，他在石景山环卫局做清洁工，“在街上扫垃圾”，费明的弟弟费崎盛回忆，但即使如此，费明仍然抱有写作和进专业艺术院团的梦想，“他常回到家里和父亲汇报，哪个院团招人了，他去考试，还会在我们面前练习朗诵，‘啊，海燕!’”

考取院团不成，费明进入了当时的大兴县文化馆，组织当地的文学爱好者进行创作，并作为负责人将作品集结成刊。

“他想要拱进文艺圈，无论是编剧还是演员。”费崎盛记得那几年，费明为了文艺创作付出的热情与努力，“他也的确靠自己的努力拱进去了。”费明大量阅读文艺刊物，《收获》《当代》每期必看，费崎盛印象中，“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好多文艺作品，我都是从他口中听到的。”

1986年，费明写出了成名作《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这部剧作讲述了一位清洁工的爱情故事，多位受访的费明好友提到，剧作的灵感来自于费明在石景山环卫局工作的经历。剧作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搬上话剧舞台，1987年的一篇剧评提到，这部话剧4小时卖光了8场的门票，场场爆满，“加座的折叠椅一直摆到舞台下巴颏儿。”该剧不仅享誉京城，各地方院团也争相排演。据统计，全国共有36个院团排演过该剧。1987年，同名电影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于当年12月公映。

彼时的费明仍然在大兴县文化馆工作，费崎盛回忆，费明曾往返于北京和长春之间，在长春修改电影剧本，中间又回到大兴，编发群众刊物，那是一段风光的日子。

文思泉涌的创作时光

1990年前后，费明进入中央实验话剧院，后来在《家有儿女》中饰演胡一统的演员马书良与他渐渐熟络，费明爱到马书良的家中去，两人喝点小酒，聊他写的东西，费明重视剧名，经常问马书良的意见，“他有时候听有时候不听。”

马书良还记得，三十多年前，北京东城区北极阁一栋二层楼的屋子里，费明叼着烟创作时的样子，“他也有不顺利的时候，皱着眉，‘犹如难产’。”本子暂且放在一边，笔一扔，两人去东三环的粤菜馆吃饭去。

马书良也见证过费明为了戏“拼命”的时刻，导演选的演员他不满意，“要拿脑袋往暖气片上撞。”

诸如此类的事例，编辑汪海林也听说过，1994年前后，费明拿着《离婚了，别再来找我》的剧本，在北影招待所开了一个房间，房门上贴一张纸，“电影《离婚了，别再来找我》摄制组”，他想，“总有人会来问我怎么回事，我就在这里拉投资，后来还果然有人来。”

这部剧也的确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民间资本投资话剧演出的先河，在当时创下了总共三四十万的票房奇迹，甚至卖了站票，一位观众曾写道，“实在没有地方坐，在乐池里给我加了把椅子。”

汪海林与费明相识二十多年，1998年前后，费明在一次项目策划会上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不久的阎刚建立了联系，阎刚与汪海林是大学同学，三个人一起，撰写剧本《说好不分手》。

那时费明四十多岁，正是创作的好时候，汪海林记得，费明住在马甸附近，每天翻围墙进双秀公园，边遛弯儿边构思，等构思得差不多，他再返回。

汪海林回忆，三人创作时，先一起商量下一场戏怎么写，再由其中一个落实，“比如阎刚你来落实，就由阎刚口述，另外两个人坐在旁边听，什么地方有问题，旁边人会补充。”

费明在那时已经很出名，“一个电影本子市场价5万元，费明的本子，可以卖到15万。”但即使如此，在后辈面前，费明不摆架子，“他性格很温和，不会和人争吵。”汪海林和阎刚可以直接指出费明的问题，“我们说费老师你这个点子过时了，他问过时了吗?他愿意听我们的意见。”

费明剧本费高，在经济上也照顾他们，到了饭点带着几个人全北京挑地方吃饭，“吃饭肯定是他买单，全北京最好的餐厅换地儿吃。”

因为不会打字，费明雇了一位残疾人打字员，这位打字员文化程度不高，但费明坚持用她，后来费明跟汪海林说，“她是残疾人，我们一起工作的时间久了，我应该照顾她。”

这种仗义平等地分给了每一个人，“在我们完全没有从业经验的情况下，稿酬三人平分。”

那是一段文思泉涌的创作时光。中午吃完饭，四人在费明家中碰面，工作到晚饭时间，用过晚饭，再回来继续创作到凌晨一两点钟。三分之一的时间三人都在聊天，聊每个人理解的生活、男女关系，讲自己的故事。那时候费明名气大，认识他的大牌演员和大牌导演就多，“谁都认识他，他也认识好多人，哪天约了谁，也会叫我们一起过去聊剧本。”

汪海林从费明身上学会了很多，比如永远不主动跟甲方说“这个活儿我不干了”。又比如因为与费明合作的缘故，研究了大量情感婚姻类的本子，有了情感戏的创作思维和习惯，“情感关系是怎么产生，怎么发展，怎么产生矛盾，如何决裂，然后又如何重归于好。”

“触碰到了戏剧的本质”

为了激发创作灵感，费明常年订阅杂志，每天看报纸，关注社会新闻，收听情感广播。在朋友印象里，费明的家中写字台旁边，经常堆着一摞报纸杂志。

进入21世纪，在话剧创作取得一定成绩后，费明又将创作拓展到电视剧、情景喜剧领域，他参与编剧的《家有儿女》成为了一代人的美好记忆。对于《家有儿女》这部情景喜剧，费明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曾经说过，这部作品是他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他最为观众所熟悉和喜爱的作品之一。

到了晚年，费明将更多精力集中于话剧创作上，2014年，费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开始我在影视那儿摸爬滚打，耽误了很多时间。当我看完《哥本哈根》和《安魂曲》，意识到人类的话剧竟然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我决定要把中国的一些事情写出来，就回归了戏剧。可以说，《哥本哈根》和《安魂曲》奠定了我继续搞话剧的决心，这两个作品影响了我的创作，乃至我的后半生。”

话剧的创作让他感觉自己更“触碰到了戏剧的本质”。

与费明合作了《无声尖叫》《涮羊肉》等话剧的张慧认为，费明是非常能够表达感受的编剧，“他不会强行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是优先考虑人物和情境。”张慧常常在阅读费明的剧本时感叹它的流畅，“他对话衔接对得非常好，又兼具个人表达特点，基本上是不能调的。”

不仅是感性，张慧同时在剧本中感受到了坦诚，“他的很多戏，会不遮掩地把人不堪的感受和想法暴露出来。”

张慧也欣赏费明剧本中一些有趣的台词，“比如一男一女正在讨论他们的感情问题，男的很激动，女的突然没头没脑说一句，你看起来就像一个唐老鸭。”

张慧看得出费明对戏的享受，“每场演出他都会来看。”

在张慧眼中，费明天真、性情、豁达且不拘小节。张慧与费明年龄相差将近三十岁，但“和他合作没有感觉到年龄上的差距，他没有架子、尊重导演，有任何想法都会非常开诚布公地沟通。”

不仅是张慧，创作的后期，费明愿意与年轻编剧合作。费崎盛说，“这一点他是有心为之的，他希望能够与年轻人合作，感受和捕捉到当下最新鲜最活跃的社会问题。”

他还搬进了北漂年轻人聚居的某个楼盘，“要收集一手的资料。”

在费崎盛看来，费明最后的创作全然是对创作的热爱，与谋生无关，“反而变得很纯粹。”

一个“漏洞百出”的好人

10月27日晚间，马书良听到费明去世的消息，当时有些发呆，想起这个从来不愿意过生日的人，前几年七八个朋友聚在一起给他过生日，那时他糖尿病已经比较严重，但大家聚在一起，仍然开心。

马书良说自己与费明有种心理上的亲近感，他觉得费明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爱，可爱又讲义气的人，“他对生活的触角很敏感，也敢爱敢恨，但没有心眼，有人欺负他、挤对他，但他也就是一笑了之，不会过度较真。他曾经帮助过的人不念他的旧情，他也表现得无所谓。这个人即使不能说完全透明，那也是半透明的人。”

朋友们都说费明天真，对人情世故缺乏了解，“他有时内心孩子那个劲儿没有过，在熟人面前会耍孩子气。”张慧还记得，2021年前后，费明给她打电话，问她要话剧票，“还让给他点护国寺的豆汁儿焦圈儿。”

同时朋友们也认为，费明在一些方面缺乏某种“智商”。

费明爱玩狼人杀，和剧组里的同事一起玩，也会自己去找桌游馆，“但他其实自己并不太会玩，比如他做“杀手”时，我们闭着眼睛，就能听到他在暗中说，‘我要杀他’。”张慧说，“他不像一个常人想象的德高望重的艺术家，也不会去把自己可能会使别人笑话他的地方遮掩起来，他连虚荣心都不假装，这一切的一切都不介意被人看出来，就像玩狼人杀时，他允许自己漏洞百出。”

在张慧看来，费明最大的人格魅力是不虚伪，他的人和创作都是，“他不是要求自己去做一个好人，而是自然而然的，好像这是一件根本不需要去思考的事情一样。”

张慧最后一次见到费明是2019年前后，那时，费明已经住进了养老院，见到张慧，他说，自己要写一个与养老院有关的本子，在这里，他体会了新的、从前不知道的生活。

但糖尿病和其他的病症困住了他，曾经那个包里放着好几种烟的大编剧只好停止了创作。

费明去世当天，费崎盛在前往殡仪馆的途中路过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他拍下了“首都剧场”的照片，想着，替兄长再看一眼，他们曾经无数次一起去北京人艺，看别人的戏，也看自己的戏。

追悼会上，费明的朋友们为他追思。说起生前他令人捧腹的小事，人们也学着他的语气和动作。张慧想，他如果知道我们在怀念他时，想到的是那些令人快乐的时刻，他一定开心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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