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李宗仁跟蒋介石“斗法”，为何双双落败？

两广跟蒋介石“斗法”，为何双双落败？

在蒋介石独裁统治逐步加强的过程中，陈济棠称霸广东，可以说是粤系走向衰败中的回光返照。

蒋介石之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后容忍西南处于半独立状态，主要是由于胡汉民是陈济棠的档风墙。

陈济棠好欺，胡汉民难斗，蒋介石投鼠忌器，一再忍让。

1935年11月，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上，汪精卫遇刺，重伤去职。

次年初，蒋介石请胡汉民回南京主持党务。 双方在商谈中，经激烈讨价还价，胡汉民对蒋许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一职感到满意，

胡汉民准备北上，入主国民党中枢。但在赴任前夕，突发脑溢血去世。

胡汉民去世，蒋介石收回两广的障碍自然排除。

蒋介石抓住时机，即派孙科、居正、许崇智等南下广州，进行丧事政治。

孙科三人南下广州的主要目的，是要陈济棠、李宗仁交出军权，取消半独立状态，暗示立即取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两机构。

陈济棠、李宗仁二人对当时形势也是一清二楚。认为蒋的军事重点一是在西北，二是在华北，对西南威胁不大。

陈济棠又善打小算盘，认为胡汉民去世后统帅西南者非已莫属，决心继续保存两机构。

他错误地估计了南京的力量，感到只要公开与蒋对立，西南两机关即可保存。桂系虽看到公开反蒋力不从心，但为了团体利益，决定两广携手发难。

不过，此时制造分裂违背民心，他们审时度势，遂决定以反对日本增兵华北，要求南京中央领导抗日为发难旗号，以迫使蒋介石放弃统一两广的计划。

5月27日，西南执行部发表通电，以反对日寇增兵华北之名，亮出反对南京政府收编的旗帜。6月1日，又通过决议，出兵北上。2日，通电全国抨击南京中央对日妥协政策，要求国民党中央立即领导抗日，指示北上路线。

两广军队随即改称“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抗日救国军”，一面向湖南、江西开进，严密防守省境，一面大造抗日救国的舆论。

两广发难，打乱了蒋介石先解决陕西问题的计划，转而集中力量先解决两广。

蒋介石从全国形势出发，并为相继解决陕西问题作准备，决定对两广以政治解决为主，以武力示威为辅。

所以，蒋介石先安抚两广，以防事态扩大；其次，提前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讨论内政外交政策，统一国民党的步调；第三，极力宣扬建设救国论，缓和与两广的敌对气氛。

这三项办法，给蒋分化瓦解两广赢得了时间。

在双方互相攻讦、战事密云不雨的酝酿中，蒋介石搞垮对手的阴谋一步步地得到实施。

蒋介石对粤系将领的收买，已经奏效。它使陈济棠经营7年、其中称雄5年的割据局面毁于一旦，垮得之快、垮得之彻底，出乎陈济棠的预料。

7月4日粤系空军捷足先登，被陈引为自豪的、苦心经营的空军40多位飞行员在司令黄光锐率领下，驾机投蒋。

据说为了收买这批空军，蒋介石花了比买全部飞机多得多的钱。

蒋介石认为，把陈济棠的空军收买过来，不光是买飞机的问题，而是拉垮陈济棠在广东的全部实力的问题。在军事上、政治上的价值，是不能以金钱的数量来衡量的。

做过经纪人的蒋介石，是不会做亏本买卖的。

7日，陈济棠的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通电拥蒋倒陈；8日，陈济棠的亲信第1军军长余汉谋飞南京投蒋；此外粤军将领邓龙光、邝文光、邓瑞功等分别通电宣布服从中央政府。

7月13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撤销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委会，撤销陈济棠本兼各职，任命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第4路军总指挥。

14日，余汉谋在大庚通电就职，声明拥护“中央”，对陈济棠实行“逼宫”，挥兵杀向韶关。17日发出最后通牒，要陈济棠24小时内离粤。

堂堂南天王，竟然落到如此境地，被老部下逼入绝境，次日只得悻悻而去，避居香港。就当时形势而论，陈济棠似乎有些明白了。

论大局，日寇逞凶，华北告急，理当全民族团结一致，御侮为先，分裂不得人心。故此次蒋介石代表中央政府，理直气壮以求统一，舆论上占上风。

论内部，粤中兴起倒戈之风，蒋釜底抽薪，陈的多年追随者转眼之间叛变而去，可见人心思变，在靠蒋还是靠陈上当然选择前者。

此次既有投蒋的理由又有投蒋的机会，因此一个个扔下陈济棠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

李宗仁见陈济棠软绵绵地倒下去，也只得于18日悄悄地回到广西。粤军将领一致向余汉谋劝驾。

余汉谋于7月23日晨由韶关飞广州，作为两广事变的中心地，就以陈济棠的迅速垮台而落入蒋介石之手。

陈济棠下野，李宗仁回广西，这样，事变中心就转移到广西了。

从当时情况看，蒋有利用广东问题的解决来乘机消灭广西的可能，真要搞这种顺手牵羊，广西当局就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了。

李宗仁、白崇禧认为，蒋介石的注意力在华北和西北，特别是张学良、杨虎城不稳，是蒋的最大心病，因此蒋只能迅速解决事变，好腾出手来去全力应付华北和西北问题。

若广西和蒋拖到底，拖得越久，对蒋就越不利，这就是当时的形势。对这一形势，蒋介石也有充分认识，他认为对广西作战是不得已的下策，如战事拖上3个月以上就糟了。

因此，蒋最初想以武力为后盾，迫使李、白就范、解决广西问题。故在部署兵力的同时，派与李、白接近的张定璠去广西劝导李、白。

但熊式辉却不以为然，并连夜上庐山向蒋介石建议，大意为蒋介石应乘广东问题解决的有利形势，用调虎离山之计，迫使李、白离开广西，去此心腹之患。

熊式辉对蒋介石说，日本人虽猖獗，还有可以缓冲的余地，即使对日本人让出华北，将来还可利用英、美的力量再算帐，并且如真让出华北，则还可以借刀杀人，让日本人去消灭共产党，蒋反而可以丢掉这副对中共的沉重担子；唯有李、白却是蒋的心腹之祸，不于这样有利的时机去消灭它，还等什么时候？

蒋介石听信了熊式辉的话，改变了原来的主意，于7月25日突然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免李、白原任广西绥靖公署正、副主任职务，另任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委，任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以原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为广西绥靖公署主任；一面以大军包围广西。

李宗仁、白崇禧已被逼到非战不可的境地，他们更坚定了继续抗日反蒋的决心，积极欢迎并邀请各抗日反蒋的党派、团体、人士等到南宁来，共同反蒋，并进一步动员抗日舆论，增强军事准备。

蒋、桂双方调兵遣将，剑拔弩张；同时电信往来，互相责难；但双方都有所顾忌，还留有余地，暗中寻找解决的办法，遂形成一种外紧内弛的局势。

最后，蒋介石知难而退，经过谈判，双方都作出让步。

8月11日，蒋介石到广州，见武力解决广西不仅会失去人心，而且也没有必胜的把握，遂与广西代表进行了多次谈判。

9月初双方达到和平解决纠纷的协定，中心内容是，蒋介石保证领导全国抗日，桂系服从中央统一调遣。

协议达成后，桂军改编为第5路军，仍由李宗仁指挥，李为广西绥靖公署主任，黄旭初为广西省主席，白崇禧为全国军委会常委。

就这样，为时3个月的两广事变终告解决。（参考文献：《蒋介石外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