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不是汉奸？甲午开战，发现日本间谍，为何他要隐瞒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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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式宣战后，在天津发生了一起震动朝野的日谍案件，就是石川伍一间谍案。日谍石川伍一虽被捕，北洋却将此案压下，迟迟不报朝廷。直至言官揭发，此案才得披露于世，故更为引人注意。

1、石川伍一间谍案

石川伍一，日本秋田县人。1884 年来中国，先在上海跟随武官曾根俊虎海军大尉研究中国问题，并进修汉语。1887 年，投身汉口乐善堂，从此开始了他的间谍生涯。曾往四川调查，归来后写成极详细的调查报告，并附有绘制的地图。

1891 年，石川调到天津，帮助关文炳海军大尉专门从事中国华北的侦察活动。1892 年，关文炳乘船回国遇难，海军少佐井上敏夫奉命来天津，石川又成为井上的助手。是年 5 月，石川与井上乘小火轮由烟台出发，游历长山岛、庙岛、庇矶岛、城隍岛、小平岛等，并“观看旅顺炮台”。

随后，又往貔子窝、大孤山，以及朝鲜大同江、平壤和仁川口等处，经威海卫返回烟台。其“所走洋面，均用千斤砣试水深浅，每处相距约一百多里不等”。8 月，“再次与海军少佐井上敏夫、陆军少佐神尾光臣乘筑紫军舰，进入旅顺、大连湾、大和尚岛及威海卫，考察设防情况”，从而掌握了大量重要情报。

此后，石川便回到天津，住在紫竹林日本人开设的松昌洋行里。

松昌洋行，实际上是日本设在天津的一个情报站：

天津乃北洋大臣驻节之地，极受日本间谍机关之重视，石川则以松昌洋行职员的身份为掩护，多方搜集情报。石川经人介绍结识了军械局书办刘棻，因见刘棻任职军械局，便“有意和他交好”，以刺探军情。刘棻贪图贿赂，丧失民族立场，先后接受“谢礼洋银八十元”，多次向石川提供有关情报。

如 1894 年初，他“将各军营枪炮、刀矛、火药、弹子数目清册，又将军械所东局海光寺各局制造子药每天多少，现存多少底册”，均“照抄一份”，秘密交给石川。

神尾光臣将此抄件带回国内，使日本对北洋的军备及军火供应更加了如指掌。

两国宣战后，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等下旗回国，石川伍一和另一名日本间谍钟崎三郎却潜伏下来。8 月 2 日，天津城守营千总任裕升探明了石川、钟崎二人的行踪。

任裕升报称：

“东倭改装奸细，今午已见二人，其行止已详探明确。闻现该奸居英租界三井洋行。”为避免引起列强的干涉，前驻法参向盛宣怀建议：“若能诱出租界，即可捉拿无碍。”

3 日，在紫竹林熟人太多，恐被识破，便于夜间搬至刘棻家。清晨，石川怕在刘棻家亦难保安全，又想转移到王大家来，但尚未来得及出门即被拿获。钟崎三郎因先已潜往得以漏网。当天，盛宣怀请陈季同看认，陈证实：“此人是出入倭武官处之奸细。”

2、李鸿章的上奏与《供单》的出入

石川伍一案是甲午战争初期在天津破获的一件要案理，坐镇天津全面负责指挥对日作战的李鸿章，理应立案的经过奏明朝廷。但奇怪的是，他却迟迟不肯奏闻，异乎寻常的。直至言官揭发和中枢催问，他才勉强上非寥寥数语，闪烁其词，并未将此案真相如实说明。此时一些官员才攻讦李鸿章“有心纵奸”，甚至提出质问乎？其媚敌乎？反复思之，竟不知其是何意见。

最先揭露此案的是给事中余联沅。余联沅奏称：

“天津拿有倭人奸细，供出军药局，并供京城内奸细亦不少。”

朝廷才得知此事，并视。

15 日，总理衙门致电李鸿章，询问有无其事。李鸿章当天复电称：

“津郡拿获倭人奸细石川，薙发改装华人已久，研讯狡不承认。俟有确供即严办。前虽有欲毁药局之诳严，并无其事。”

李鸿章在此案办理中的迁延态度，遭到了主战派官抨击。志锐指责李鸿章拿获日奸而“游移未办”，认为：“以公法论，日人当斩；以国法论，书办应诛。”

余联沅揭发李鸿章“贻误大局”有六，其一即是“获敌奸细，不加穷究，且欲纵之”，并指斥李为通敌之秦桧。于是，光绪于 8 月 28 日再次颁旨，令李鸿章确查此案。

两天前，盛宣怀代表李鸿章复函美国领事李德，即明确指出石川“为奸细无疑”。现在却上报石川等“无传播军情等事”，显系为之掩饰，以期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但是，朝廷却对此案抓住不放。在李鸿章上报“供无传播军情等事”的当天，即有密寄上谕，谓：

“领事既行，该犯何以不随同回国，仍复溷迹寄居？情殊可疑。著李鸿章督伤严行审讯，如究出探听军情等确据，即行正法。王大、刘姓如有通倭情弊，并著按律惩办，不得稍涉宽纵。将此密谕知之！”

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不敢再搪塞拖延了。9 月 11 日，他函复总理衙门：“查石川一名系属奸细，现正集证审问。”

17 日，始将审理此案的结果上报，谓：“石川伍一与已革书吏刘棻质讯，无可狡辩，始均供认。”又称：“石川伍一既供认留探军情，刘棻被其勾结偷抄炮械底单，均属显干军纪。石川伍一拟按公法用枪击毙，刘棻即行正法。”

20 日午时，由天津县知县李振鹏、城守营千总任裕升监刑，将石川伍一押赴教场照公法用枪击毙，刘棻绑赴市曹处决。当天，李鸿章将石川伍一的供词送报总理衙门备案。

至此，这起轰动一时的日谍案始审理了结。

此案虽审理了结，但其余波则长期未能平息。此后，为审理过程中的种种可搬之处，奏参李鸿章者仍然大有人在。

其中，最奇者是志锐折，还附有一份《日本奸细石川伍一供单》，将《供单》与《石供》对照，可知刘树芬即刘棻；汪小波即汪开甲；于子勤即于邦起。《供单》上有些日本奸细的名字在《石供》里却未见到，如：神大人，即日本驻天津武官神尾光臣。高顺即高二，又称高儿，宛平县人，住北京顺治门外，早年受雇于日人。

曾于 1892 年随井上敏夫及石川伍一探测渤海各口，并侦察威海卫及旅顺炮台。战争爆发时，又奉井上敏夫之命，“在烟台海岸一带探听军舰、货船来往数目”。

中日宣战后，井上回国，高顺又在日谍宗方小太郎领导下从事军事侦察活动。穆姓即穆十，亦是被敌人收买的日特。《宗方小太郎日记》中曾提到此人：“本日派穆十至旅顺，使之探听情况。”钟崎或钟姓，皆指日谍钟崎三郎。

《供单》称其“由京往山海关”，也是事实。据日方记载：钟崎潜往山海关方向，“沿途仔细侦察军情，获得了重要情报”，“又到山东烟台等地详细调查后，经上海于 10 月 3 日回到广岛。”《供单》中供出的这些内幕情况，这是局外人无法编造的。

《供单》与李鸿章所上报的《石供》，其内容为何出入如此之大？

对此，志锐奏称：

“(李鸿章) 所奏者，非实情也，乃伪供也。津中人士无不切齿！奴才连次接得津信，深悉其情，并得奸细亲供一张。如按其供内所叙情形，则此次朝廷主战，外间不过照令奉行，绝无争前效命之理。且军械所与日本通，炮药局与日本通，我之底蕴皆泄于人，姑勿论前敌诸人皆喻北洋主和之意，即使奋勇，而接济不通，是必败也。亦勿论李鸿章之通倭与否，但其立意不战，则手下通倭之人必多方蛊惑，以乱其心，且百计刺探，以泄其谋。汉奸不绝，内奸不除，断无能操胜算之理！…奴才所深虑者，供内所叙各处奸细甚多，未闻有查拿之举。恐录呈御览之供，必已大为改饰。兹特另片抄呈，即乞皇上检套所奏之供，一为核对。若果不符，则供内所叙之委员，跟役以及各处坐探奸细，均请特派能员设法严密提拿，交部讯究。”

志锐称此《供单》为“奸细亲供”，李鸿章所奏之《石供》“必已大为改饰”，是十分可信的。

石川案牵连到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亲信罗丰禄及直隶总督衙门里的一大批人，此事非同小可，李鸿章始则匿而不报，继则塘塞拖延，后来实在无法再拖，便只好改窜供词上报了。谁料志锐这件极端重要的奏折，竟在后党把握的军机处里压了下来，不以上闻，以致使人长期难窥此案的真相。

3、李鸿章为何隐瞒？

从李鸿章对石川案的处理过程中，可以看出他之所以这样拖延游移，除此案牵连到他本人的亲属和亲信外，还与他当时对和战方针的态度是有关的。战争爆发前，他一厢情愿地想保全和局，除公开请求列强调停外，还通过罗丰禄与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秘密接触。罗丰禄与荒川密谈了些什么？因事属机密，当时没有留下文字记录。

然御史钟德祥揭露“天津遍传李鸿章愿意 300 万赔偿兵费”，当亦非空穴来风。

后来，与李鸿章关系至密的吴汝纶，在致直隶布政使陈宝箴书中承认：

“东事既起，廷议欲决一战，李相一意主和，中外如水火之不相入。当时敌人索 600 万，李相允 200 万，后增至 300 万，内意不许。”

他又特别指出：“以上所言，皆某所亲见。”

吴汝纶时在李鸿章幕中，在和战问题上与李鸿章沆瀣一气，何况他写此信的目的是为了替李辩解，焉能造谣？

可见，战争爆发前夕“李鸿章愿以 300 万赔偿兵费”之说，是实有其事的。

日本挑起战争之后，李鸿章仍未放弃保全和局的幻想。在中国对日宣战的当天，他还跟俄国公使喀西尼保持着联系。

是日，盛宣怀代表李鸿章与俄国参赞巴福禄会谈。

当时，双方有如下之谈话：

巴：“喀大臣总望中日两国和好，俄国亦不能坐视日本如此之强横。”
盛：“吾想贵国此时亦要发兵矣。倘贵国发兵，大约总在元山一带俄、韩边界相近之处。”
巴：“倘我能做主，此时当要发兵。吾国家离此甚远，虽有电报可通，总不如吾等目睹情形之明白。且吾国家总想设一妙法，与中日讲和，未必有一定主见。而近来数日则有不然，缘昨日喀大臣接到驻日俄使电云：‘按日国照会内开，承英、俄各国从中调处，本国本拟照准办理，奈近来本国已另定主意，断不能和事’等语。想吾国家接到此电，即当立定主见也。”
盛：“吾国并中堂之意，均欲与贵国合而为一，将日兵逐出。惟贵国须用兵费甚巨，亦断不能不重为酬劳。”
巴：“诚然。前吾国新闻曾云：‘如日本强夺朝鲜地方，中、俄应会同保护。’新闻所云即民人之话，想吾国民人亦有此意也。”

李鸿章以赔兵费换取日本撤兵的交易没有做成，便又想用“酬劳”兵费的办法诱使俄国“兴兵逐倭”了。

这说明：尽管战争已经打了起来，但他心中始终不忘一个“和”字。

余联沅指出：

“该督挟有欲和之意，以奉旨严切，未敢公然出回，而其心实无战志。”

当时，天津有“万寿前必议和之说”，多谓出自李鸿章亲信之口。给事中洪良品奏称：逮捕石川伍一后，李鸿章“志存和局”，故“以‘杀了要赔钱为辞”，“不听正法”。

志锐揭露：

“天津访拿日本奸细一案，未经入奏之先，李鸿章即立意不杀此人。云：若杀之，殊有碍于和局。”

皆绝非捕风捉影之言。可见，李鸿章正在处心积虑地筹谋挽回和局之法，是不希望为了一桩间谍案而使自己保全和局的意愿化为泡影的。

4、一味敷衍的战备

日本挑起了这场侵略战争，对于清廷来说，事情虽然来得突然，却应在意料之中。但是，中国方面反应太迟，后虽匆促备战，然缓不济急，只能步步落入后着了。

早在 6 月 18 日，袁世凯因日本续派新兵来朝鲜，虽力阻其勿进入汉城，日方已允，又自食其言，认为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因此便向李鸿章提出：“似应先调南北水师迅来严备，续备陆兵。”

这是一个加强战备的建议。

与此同时，叶志超也来电告急：“日在汉仁已密布战备，应如何筹办，候示遵行。”

当时，李鸿章正醉心于折冲于尊俎之间，认为有列强出面调停，即可化干戈为玉帛。所以，对于袁世凯的建议和叶志超的告急，他并不太重视，只是添调镇远、广丙、超勇三舰往仁川，“聊助声势”而已。

丰岛海战爆发前一个月，即 6 月 25 日，光绪颁旨令李鸿章筹备战守之策：

“现倭已多兵赴韩，势甚急迫，设胁议已成，权归于彼，再图挽回，更落后着。此时事机吃紧，应如何及时措置，李鸿章身膺重任，熟悉倭韩情势，著即妥筹办法，迅速具奏。”

而李鸿章不但迟迟不肯复奏战守之策，反屡次电告“俄廷并驻倭使令告倭必须共保东方和局”、“俄皇电渝勒令撤兵，（日）如不肯撤，俄另有办法”之类的消息，以制造乐观气氛。

但是，光绪并没被这种乐观气氛所感染，再次谕催李鸿章筹划战备之事：

“前经迭谕李鸿章酌量添调兵丁，并妥筹理法，均未复奏。现在倭焰愈炽，朝鲜受其迫胁，势甚发岌，他国劝阻亦徒托空言，将有决裂之势。李鸿章督练海军业已有年，审量倭韩情势，应如何先事图维，熟筹措置。倘韩竟被逼携贰，自不得不声罪致讨，彼时倭兵起而相抗，亦在意计之中。我战守之兵及粮饷军火，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方不致临时诸形掣肘，贻误事机。李鸿章老于兵事，久著勋劳，著即详细筹划，迅速复奏，以慰度系。”

在谕旨的一再催促下，李鸿章才勉强复奏称：

“倭人乘机构衅，以兵重助韩，倘至无可收场，必须预筹战备。请饬户部先行筹备的饷二三百万，以备随时指拨。”

复奏如此含糊，当然难以令光绪满意，于是又进一步要求李鸿章“逐一详细复奏。”

7 月 4 日，李鸿章根据上谕的要求，将北洋海军及分扎沿海设防情况详细复奏。

从李鸿章的复奏看，其轻敌思想十分严重：

自谓所请二三百方之饷也只是“预防未然，以免临渴掘井之患，如果挽回有术，少用一分兵力即省一分饷需。惟事机已迫，但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

似乎对北洋的防务颇具自信。其实并不然。是日，李鸿章接到汪凤藻的电报，谓：“倭非略占便宜，终难歇手。”

因此受到启发，向朝廷建议道：

“中国为大局计，不惜迁就，以示变通。彼允，则衅犹可弭。”“否则，速请各国出场调处，亦是一法。”

所谓“不惜迁就，以示变通”，即让日本“略占便宜”，实际上是答应赔日本兵费。在他看来，此法不行，列国出面调处必可收场。

光绪在两天后批准了李鸿章所请的预筹战备饷项，谕户部和海军衙门会商筹拨。7月 11 日，户部与海军衙门会商决定：户部筹 150 万两，由东北边防经费、军备饷需及本年京饷等款内拨给；海军衙门筹 150 万余两，拟从北洋生息款内提拨。可是，北洋生息款“发商限期参差，一时难提足数，计六七月内可收回 18 万余两，迨秋冬间约可收 50 余万两”。

结果到宣战以后，北洋才收到168 万余两的款项，仅占此项拨款的 56%。

朝廷对北洋的防务似乎暂时放下心来。恰在此时，台湾巡抚邵友濂请调南洋兵轮三四艘，光绪颁旨命刘坤一“酌派兵轮前赴台湾备用”。刘坤一以船少力单，不敷分布，决定“抽派南琛兵轮一号，及本系兵轮现改运船之威靖一号，饬令添募水勇，加配炮位，一并赴台”，并“请旨于北洋、广东再抽调数号赴台协助”。

7 月 10 日，光绪批准刘坤一所清，命李鸿章商李瀚章酌量派拨。当天，李鸿章电致其兄李瀚章，告以：北洋无船可调，而且拟令“广乙、丙暂留备调，广甲顷亦赴威归队，以便远征”。并问：“广东是否另有兵轮可派赴台，如南琛、威靖之类？请就近酌调一二号应命。示复，以便汇奏。”

李鸿章明知广东除广甲、广乙、广丙三舰外，余皆数百吨的小型炮船，根本没有“如南琛、威靖之类”，当然不能分拨台湾，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7 月 12 日，御史张仲炘上疏指责李鸿章“观望迁延，寸筹莫展”，一心依靠列强调处，“甘堕洋人之术中而不知悟”，提出“断不可和，惟有力与之争”的方针。

光绪采纳了张仲炘的意见，谕李鸿章制订进兵的计划。14 日，光绪又颁旨严命李鸿章筹备派兵事宜，指出“和议恐不足恃，亟应速筹战备，以杜狡谋”，并诫其“慎勿诿卸迁延，致干咎戾”。

16 日，光绪发下第三道更为严厉的谕旨：

“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阀！”

在朝廷的严谕督催下，李鸿章不敢继续拖延不复了。是日，便将拟派卫汝贵、马玉昆等统兵进平壤事复奏。18 日，此计划得到批准，朝命李鸿章即饬派出各军迅速前进，并皆由其统一调度。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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