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有人不相信，70年代有的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可以开一元钱？

在上世纪70年代，农村实行的是工分制，所谓“工分”就是劳动的价值衡量标准。一个劳动日能值一元，听上去好像不多，但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是个让很多农民羡慕不已的数字。

要知道，当时大部分地区的生产队，一个劳动日的收入只有几分钱到几角钱，甚至有些地方连五角都达不到。

那么，为什么有些生产队却能够突破这一限制，达到“一天一元”的高收入呢？这背后不仅有生产队之间的差距，更有当时农业生产的种种挑战。

工分制下的挑战：70年代，一个劳动日能值一元有多难？

首先，70年代的农业生产条件极为有限。那时候，绝大多数生产队依然依靠手工劳作，机器设备极其稀缺。即便在较为富裕的生产队，使用的也不过是一些简单的机械设备，诸如木制犁、镰刀等工具。

大部分田间工作仍然需要靠人力完成。这样的生产模式下，效率自然不高，想要在一天内完成大面积的农活是非常困难的。

再者，各地的自然条件差异巨大。有些地区气候适宜、土壤肥沃，年年能有好收成，这样的生产队往往能够在粮食产量上占据优势，带动工分值的提升。

然而，对于那些自然条件不佳的地区，比如干旱、土地贫瘠的地区，生产队的收入依然低得可怜。很多地方一年忙到头，分到农民手里的粮食还不够吃，更别提用工分兑换成现金了。

与此同时，农业的风险性也很高。尽管70年代全国各地都在大力推广农业科技，但在很多地方，尤其是那些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粮食丰收仍然是个奢望。

洪涝、干旱、虫害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毁掉一年的收成。如果遇到自然灾害，生产队不仅收入大幅减少，甚至可能连维持基本的生活都成问题。

再加上当时的政策限制，生产队在分配农产品时，要优先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剩下的部分才能分给农民。很多生产队即使产量不错，但一旦遇到征购任务重的年份，留给社员的粮食和收入就所剩无几了。

一个劳动日能值一元，这在当时很多地方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绝大多数农民只能靠着分得的工分勉强维持生计。

以当时的平均标准来看，70年代大多数生产队一个劳动日的工分值在0.3元到0.5元之间，有些地方甚至更低。

而像浙江石塔大队这样能够做到“一天一元”的生产队，几乎是凤毛麟角。这个生产队依靠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先进的管理模式，以及副业的多元发展，才能实现如此高的工分值。但这种情况在全国范围内极为罕见。

所以，一个劳动日达到一元，放在70年代绝对是一个难得的奇迹。大多数生产队的农民只能望尘莫及，这不仅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效率的低下，也展现了工分制下地区发展差距的巨大。

副业撑起了收入，石塔大队是如何做到一天一元的？

在那个年代，不是所有的生产队都依赖种地为生。很多地方，尤其是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生产队，早早就开始发展副业，增加收入来源。

正如浙江石塔大队，这个生产队在1978年就依靠副业打出了响亮的名声。通过外出搞副业，他们的收入水平远超其他地方，一些生产队员的劳动日值甚至达到了惊人的一元。

石塔大队的发展不仅得益于勤劳的劳动力，还因为他们积极引进了农业科技和新型生产方式。生产队员不仅在田间劳作，还积极参与机械化生产和手工业活动，如编织、加工等。

资料显示，石塔大队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农业机械设备，包括机动打稻机和柴油机，大幅提高了劳动效率。这些科技的引进使得生产队能够在农忙时迅速完成农活，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副业上，从而提升了整体收入。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石塔大队的生产方式非常注重效率。

例如，在插秧时，他们不仅采用科学的方法，还将插秧比赛作为提高效率的手段。比赛激发了劳动力的积极性，队员们争先恐后，力求表现最佳。这种竞争性劳动文化，使得生产队的整体产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工分制背后的社会逻辑：为什么有些队一个劳动日能值一元？

工分制的核心是通过分工来体现劳动的价值。然而，在执行过程中，各地的生产方式、自然资源和副业发展差异，使得工分的实际价值参差不齐。为什么在某些地方，一个劳动日的工分值能达到一元，而在其他地方却只有几分钱？这背后是复杂的社会和经济逻辑。

首先，生产队之间的收入差异不仅体现在资源条件上，还与生产管理模式密切相关。一些生产队的队长懂得利用有限的资源，组织生产，合理分配劳动。

例如，石塔大队的领导层非常注重引入先进的农业科技和灵活的劳动组织，及时调整劳动力的分配，确保副业与农业生产并行发展。这种高效管理模式让石塔大队在工分制下实现了较高的劳动日值。

其次，工分制的分配模式虽然表面上是“按劳分配”，但实际上也带有一定的平均主义色彩。在一些地方，工分的分配不仅仅依据实际劳动量，还要考虑家庭结构、劳动力组成等因素，这就导致工分值无法完全反映个人的劳动价值。

很多地方的生产队为了维持内部的和谐，往往采取“人七劳三”的分配方式，即大部分收入按人口分配，小部分按工分分配。

此外，副业的兴起在推动工分值上涨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资料显示，一些生产队通过开展养殖业、加工业等副业，不仅提升了生产队的总收入，也让工分值大幅提高。例如，石塔大队的第二十七队通过开展副业，劳动日值甚至超过了一元。这背后不仅体现了农业生产的多样性，也反映出地方经济发展的灵活性。

总的来说，70年代生产队的收入差异主要是由自然条件、劳动管理、科技引进以及副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

一个劳动日能达到一元钱，虽然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在特定的条件下，确实成为了现实。这些差异不仅让我们看到工分制背后的复杂逻辑，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经济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