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昱霖拿吴秀波300万不是犯罪；女孩收央企老总200万“分手费”，判刑10年？

这是个既狗血又令人心寒凉的司法案例。

2017年3月，时年53岁的某央企分公司老总老刘谎称离异，“追求”儿子同学的妹妹，年龄差距27岁的河北卢龙县女孩小蕊。二人发生关系，分分合合在一起约两年半。

相信“真爱”可跨越年龄鸿沟的她，想结婚；不愿离婚娶她的他，给了200万元“分手补偿费”；事后报案。小蕊被以敲诈勒索罪判刑10年。

今年8月29日，北京市高院审查后认为，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足以认定，同时认为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驳回再审申请。（10月31日红星新闻）

敲诈勒索罪，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恐吓、威胁或要挟的方法，非法占有被害人公私财物的行为。

而小蕊先被老刘欺骗，后则结婚无望，通过协商方式收取200万元“分手补偿费”，属于民事纠纷范畴，也难言有什么不正当。

梳理一下二人纠葛。微信记录显示：在二人关系亲密期，老刘多次给小蕊发红包或转账，小蕊均不收；提出给她买房，她也拒绝。可见她无侵财故意。她要的是人，要结婚，后采取哭闹、举报、投诉等方式“逼婚”，是于2019年4月第一次向相关公司举报。

而老刘不肯离婚同她结婚，出于花钱了事目的，先是2018年底，伪托成一个“重庆人”，旁敲侧击的跟她妈妈纪姨谈判，夸海口给一千万、两千万都行；2019年初，显露真身，表示“重庆人”就是自己，请中间人出面，跟纪姨提出只要小蕊不缠着要结婚，愿意给个三五百万元作为分手补偿。这都是老刘主动提出的。这时小蕊也根本没有举报。

小蕊和她哥哥，后于2019年5月，议价式作出回应，提出600万元的补偿款诉求；并于7月，双方形成协议，确定了200万元的分手补偿费数额。老刘也给付了。

只是，小蕊虽认可这200万元的分数补偿费，钱也照收了；但心有不忿的她，拒绝签约放弃举报权利，并在收钱后继续发短信、抖音辱骂老刘妻子，及于2019年10月打市长热线投诉。老刘报警。

因果关系很清晰：是老刘见花钱还了不了事，而报案；而不是小蕊为索要钱财而举报。

分手补偿和举报权利，本是两码事。爱补偿不补偿，是老刘主动提出补偿的；想举报就举报，小蕊又没签约承诺放弃举报。《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并且“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所以司法机关对于老刘这种借花钱收买举报权利及借报案压制、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本不应给予支持。

该案不禁令人想起几年前沸沸扬扬的吴秀波VS陈昱霖敲诈勒索案。2018年，女演员陈昱霖发长文曝光和有妇之夫的吴秀波相恋7年，结婚无望；随后吴秀波对陈昱霖以涉嫌敲诈勒索报案。

案情包含了两节事实：一节是被告人陈昱霖于2018年1至2月间，向被害人分两次“索要”人民币共1100万元，吴秀波则要求被告人亲笔书写不公开二人关系、删除二人照片等隐私承诺书，再付款。

另一节是：2018年10月被告人陈昱霖向吴索要钱款人民币4000万元。陈与吴达成分期4年支付协议后，吴在转账人民币300万元后，陈又要求一次性付清，并以进一步公开二人不正当关系等理由相威胁。

而判决仅仅认定后一节事实中，后面索要3700万的（未遂）的行为构成犯罪；而没认定已经支付的300万元为“既遂犯罪”的赃款。2021年1月底，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是以敲诈勒索未遂，对陈昱霖“判三缓三”。

那么，陈昱霖通过协商、谈判，拿了吴秀波300万元“分手补偿费”，不被评价为犯罪；小蕊同样通过协商拿了央企分公司老总老吴200万元“分手补偿费”，就得坐牢10年，何谈公平？

正如最高法前法官黄应生所说：一者，阿蕊不具有非法占用的目的，二者，尽管其实施举报行为，但不具有现实急迫性，故而不属于刑法上的敲诈勒索行为。

刑事司法本应讲究谦抑性，应慎之又慎；不宜轻易越界介入到民事纠纷范畴，哪怕当事人存在过度维权之处。

而即以同案同判，统一裁判尺度的角度来说，两案对照，对收取了200万元“分手补偿费”的小蕊课以10年有期徒刑的处罚，也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