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相互尊重、放弃“双标”，讨论人权才有意义

2024年10月30日，我受邀参加了由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共同主办的“2024·中德人权发展论坛”。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地区冲突中的人权保障”，中德专家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坦诚、深入、有建设性的研讨。

有几点感受：

1）人权一直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一个敏感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在于，中西对于人权的理解不同，另一方面也在于，一些西方人在讨论人权问题时，往往抱着一种傲慢、自大的心态，居高临下对中国进行指责。这种想在中国人面前充当人权“教师爷”的做法，已经越来越不受中国人待见。

2）尽管如此，中西之间就人权问题展开对话依然是有价值的。只要双方抱着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态度，大家在一起是可以就人权问题交流经验、形成共识的。“2024·中德人权发展论坛”就为中德专家学者提供了这样一个场合。

3）在当天的研讨会上，中德专家交替发言，并在自由讨论环节中有问有答，整体氛围是友好的，讨论也是有建设性的。

4）在研讨中，中德专家对于俄乌冲突，尤其是巴以冲突中的人权问题都非常关注。特别是，几乎所有与会的中德专家学者都一致认为，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5）中德专家也都认为，相对于讨论如何保障地区冲突中的人权问题，如何预防和阻止冲突的爆发同样非常重要。这就是中国人说的“防患于未然”。

6）在当天的研讨中，中德专家学者之间偶尔也会擦出一些思想碰撞的“火花”。比如，有中国专家谈及巴以冲突时指出，德国由于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缘故，跟以色列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德方专家则明确表示，这种特殊的关系也不意味着德国就完全支持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加沙地带的所作所为。

7）另外，有德国专家对于中国一直强调的“不干涉内政原则”提出了疑问。他们问，“如果一个国家内部发生了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外界也不应该去干涉吗”？中国专家则强调，过去几十年来，西方国家打着“人道主义干预”的旗号对他国进行武力干涉，最后的结果不仅没有促进人权，反而给当地的人权事业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比如，2003年，美英等国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入侵伊拉克，就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8）在当天的研讨会上，中方政府、高校、智库和媒体的专家，还特别介绍了中国在保障区域冲突中的人权方面所做的努力，中国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并在地区冲突中一直坚持劝和促谈，这其实就是对国际人权事业的一种有力支持。

9）中方专家在研讨中还是使用了一句俗语——“鞋子合不合适，脚最知道”。放在人权领域，意思就是，一个国家的人权到底好不好，这个国家的民众最有发言权。德方专家在听到这句俗语后表示“很受启发”，“要把它带回去”。

10）中德两国历史文化传统不同、政治制度不同，但是，这并不妨碍两国在人权问题上进行友好、平等、建设性的沟通。相对于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爱，动辄对其他国家的人权指手画脚，甚至不惜编造虚假叙事，发起非法制裁，德国专家学者以一种平等、相互尊重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跟中方专家学者一起讨论人权问题的做法，无疑是值得称赞的。中德在一些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但是，这并不妨碍双方都从真正的人道主义出发，去关心如何保障地区冲突中的人权，也不妨碍大家为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安全交流各自的设想与期许。这样的人权对话才是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的主流。那种把人权问题“政治化”、利用人权问题攻击和污蔑其他国家的做法，不具有任何建设性，也不会在促进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方面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果。

我无论是在当记者的时候，还是现在做自媒体，每当少数西方国家就人权问题对中国进无理指责时，我都会进行反击。在我看来，中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最核心是两点：

第一，中国人倾向于认为，生命权、发展权是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人权，而一些西方人则总是在强调所谓的政治权利，特别是强调其他国家都应该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对人权的理解来做。这两种对于人权问题的理解必然有一定的冲突；

第二，少数西方国家在讨论人权问题时“动机不纯”，他们并不是真心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而是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打压和遏制中国。这种做法是非常恶劣的，中国人民绝对不接受。另外，一些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大搞“双重标准”，也非常令中国民众反感。他们总是习惯于高高在上，指责别国人权有问题，但却看不到自己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糟糕记录。他们会严厉谴责“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侵犯了人权”，但是对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则拿不出实质性的反制动作，甚至还在继续为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提供武器和外交庇护。任何国家，如果在人权问题上总是搞“双标”，那么，它就在人权问题上没有任何公信力。

基于以上两点，我为“2024·中德人权发展论坛”准备了一个书面发言稿，由于时间紧张，没来得及在论坛上讲，我发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当讨论人权时，中国人在想什么？》

关于人权问题，我想说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娃娃兵”的故事。

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高达3500万人，其中有不少“娃娃兵”上战场，最后壮烈牺牲。今天，在云南就有一处“娃娃兵”烈士陵园。在抗战期间，到底有多少“娃娃兵牺牲，很难有具体的数字，但是，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即便是本应该享受美好童年的孩子，也不得不走上战场，经历血与火的考验。几十年后，我们为人父母，想起这一段往事，依然无比心痛——“哪个娃娃不是父母的心头肉啊……”

我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当我们在谈论人权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和平是保障人权的最基本条件，没有之一。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和平时，人权就不可能得到保障。

我想讲的第二个故事是关于我母亲的故事。

我母亲出生于1956年，她是我外公、外婆存活下来的9个子女中的老大。当她六七岁时，到了上学的年龄，她很想去上学，但是，她只在学校念了几天书，就被我外公勒令不能再去了。我外公认为，家里有那么多的家务要做，还有弟弟妹妹要带，我母亲又是一个早晚要嫁出去的女儿，浪费时间上学干什么呢？我母亲不能上学，被迫跟着我外公一起推磨，她心里充满不满，做事就不专心，我外公拿起勺子打在我母亲的头上，顿时鲜血直流。就这样，我母亲永远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多少年后，当她谈到这一段幼年经历的时候，内心仍充满了委屈和伤心。我后来虽然考上了北大，但是，这也改变不了我母亲一个一辈子是个“文盲”的事实。直到近些年，她跟着一些老姐妹读《圣经》故事，学唱赞美歌，才学会了几十个、一二百个字。

我想说的第二句话是，对我母亲那一代中国人来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她们是不可能走出我们家乡那么深的大山的，她们也不可能来到北京。所以，对她们来说，人权从来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谈到人权，她们想到的是，一个国家，除了要有和平，更要有发展，如果没有经济的繁荣，人权又从何而来呢？

第三个故事是我们今天正在亲眼见证的故事。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加沙地带的时候，这一轮的巴以冲突已经进行了一年多。在这一年多里，我们看到了以色列方面有人员伤亡，但是，巴勒斯坦方面的人员伤亡远远大于以色列方面的人员伤亡。迄今为止，已经有4万多名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死亡，其中，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我想说的第三句话是，每一个人都有人权，所有的命都是命。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权，而不是只尊重某一部分我们挑选出来的人的人权。如果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不能真正采取有效的措施，限制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加沙地带侵犯人权的严重行为，那么美国今后在讨论任何人权问题时都缺乏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