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时报30年丨周天勇：我与时报同历练共成长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经济时报》创刊30周年。本报推出“我与时报30年”专栏，刊发资深作者、忠实读者撰写的文章，记录他们与时报风雨相伴、一路同行的故事，表达他们对时报未来发展的期许、鼓励和祝愿。

■ 周天勇

1994年是《中国经济时报》创刊的重要年份，这一年我从东北财经大学调到了北京，在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当教研人员，从此开始了人生新的历程，其间与《中国经济时报》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特别关注和喜欢阅看《中国经济时报》，其经济信息、调研案例、研究报告摘发和学者专栏，助力我在党校的讲稿撰写、授课、学理研究和政策建议等工作。我也是时报经济理论及政策建议专栏上供稿和发稿较多、受采访频率较高的一员。可以说，《中国经济时报》是培育和有恩于我学术探讨和政策研究成长生涯的一块福地。

1994年来京时，我刚30岁出头，正是人生中精力旺盛、思维活跃、笔耕不辍的阶段。我研究的“‘九五’期间国有企业与银行间债务重组方案”“工商管理个体工商户收费体制改革”“国有企业资产管理体制建设”“社会保障征费和收支体制看法”“财政体制十年改革方案”“减税降费控制宏观税负率”等重大课题的一些内容，都曾以经济评论和政策建议的形式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为中央决策提供了有益参考。其中一些文章在当时或若干年后仍有较大影响力。比如，减税降费、社保收支体制等研究较早的课题，一些观点或建议若干年之后被采纳。

记得当年，时报理论专栏向我约稿，于是，我就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土地改革、推进城市化、粮食安全、保障农民权益、生态环境保护、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发展、中国发展战略转型、中美经济关系等方面的话题，写了一些连载文章。一些读者给我来信或者来电话，说文章言之有物，也通俗易懂，他们比较喜欢看。

不久前，时报记者采访我时，问我曾在时报发表过哪些文章。我从书柜中找出一些珍藏的上世纪90年代发表有我的文章的时报，虽然报纸有些发黄，但印在上面的一篇篇文章，见证了我和时报一步一步成长的足迹，现在看来倍感亲切和欣慰。在报纸上刊发文章，特别是写专栏文章，文字要朴实，又要有经济学的底蕴，还要给人们一种启发，这样读者才喜欢看。这就倒逼自己去加强学习、看书、观察社会、调查研究等。我们在《中国经济时报》这个园地里得到了成长，《中国经济时报》有了学者、政策研究者、读者的喜欢，也得到了成长。在中国整个经济界以及改革发展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中国经济时报》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想这就是成长。

我觉得《中国经济时报》是一份思想活跃、有改革意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报纸，这是它区别于其他媒体的一个明显特点。时报在中国未来的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大潮中大有可为。首先，要围绕中央关注的一些重大问题，比如，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怎么推进深化改革等进行重点报道，特别是要总结一些改革成功的案例，包括国企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方面。其次，要多聚焦民生问题，特别是老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包括房价、物价、就业、收入等，更多地融入人们的生活。报纸要报道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学者也要写一些老百姓关心的、喜闻乐见的事。经济学本身就是经世济民的，这也正是《中国经济时报》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再次，要办出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多做一些独家报道，不要人云亦云，少一些空话套话。报道文章让中央领导看了觉得有道理，用处很多，可以作为决策参考；让老百姓看了很实在；让部门或地方政府看了，有一种紧迫感，觉得要干实事。

今年是《中国经济时报》创刊30周年。我认为，媒体的责任，一是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发展是第一要务”“改革是关键一招”，要从问题导向出发，提供解决问题的学理逻辑、战略策略和对策建议；二是多写一些言之有理、叙之有据，诠释中国经济有潜力、给人以信心和期望的文章；三是讲好中国故事，尤其是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推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将这些成功经验从理论和实践逻辑上加以总结，作为文明遗产留给我们的后代，并且与世界分享和交流。

祝《中国经济时报》广开言路、凝聚读者、集思广益、服务大局、笔刊同心、越办越好！

［作者为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