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需要抵抗遗忘

人人都可以，也应该记录。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一个纪录片导演。

撰文丨连清川

一个名叫魏玉波的法国留学生，天天徜徉在北京鼓楼边上，逢人就问：你为什么要在鼓楼打卡？

这原本是一个关于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项目。他顺手把自己的经历拍成了一部长度4分钟的纪实短片，名字就叫《打卡鼓楼的人类学研究》。

一对成婚不久的年轻夫妻，在婚后外出度假。他们不停地问自己：如果这趟旅行是在婚前，我们还会走进婚姻吗？这场婚后的假期，是关于夫妻相处之道与对彼此性格、习性的探索。他们拍成了一部9分钟的短片，名为《婚后假日》。

一个女孩追问照顾一只病猫的意义，一个老人和她的爱犬在异乡重逢，一个“烧掉”了自己偶然得来的300万元的失败的纪录片导演开始了打工的生涯……

这些日常的、琐碎的、毫不惊天动地的事情，以一部部微型纪录片的方式，出现在了第七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IDF）上，构成了其中一个名为“于我之上”的特别展映环节。

这是IDF官方评审团从小红书平台上数量庞大的非虚构短片中选取出来的10部。这些微型纪录片都是由普通人拍摄，而评审团成员中则有奥斯卡金像奖评委、知名纪录片导演杜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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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互联网诞生之后，这个世界的内容生产就被分化成了两种：UGC和PGC。

UGC就是用户生产内容，或者用户贡献内容。它所指的，就是用户在互联网，尤其是在社交媒体网络上所生产的内容，包括图片、文章、音频、视频等等。

它的对立面，就是PGC，或专业（职业）生产内容。不过，这个说法存在一些争论。例如，当用户投入大量时间用以生产内容，成为职业自媒体人的时候，也可以成为PGC吗？

其实未必。因为专业或者职业所指，关涉职业训练与专业能力。例如，一个在平台上拍摄并传播历史内容视频的，并不等同于历史学专业研究者。而纪录片制作，同样是一个有着充分专业性门槛的职业。

10月25日，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分校的这场纪录片特别放映会之后，就进行了一场UGC纪录片与PGC纪录片的讨论。

观察两个人群之间的对话与差异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们在对于纪录片的理解、制作，乃至语言上，都有着巨大的不同。

纪录片导演周浩上来就提了一个问题：难道我讲的故事不够精彩，所以我的流量没有你们大？

出身于《南方周末》的周浩是行内广受尊重的纪录片导演，曾经获得两次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同时也是这次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的评审委员。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认为，年轻人即便探讨的话题很沉重，他们的表达方式依旧很轻盈。

她说：这些纪录片具有当今社交媒体的审美风格。她举的例子是，当年登月最初宇航员拍摄震惊全世界的照片，是一张上帝视角的蓝色星球；而今天宇航员给出的，却是一张地球形象十分模糊的自拍照片。

陆晔似乎抓住了这场讨论的某种核心。UGC和PGC在阐释创作动机的时候，可谓各说各话，泾渭分明。

小红书的UGC纪录片创作者所关心的，更多在于他们基于如何的心态、以什么样的方式，和表达怎样的感知。也就是说，创作的心情。

包括周浩、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潘志琪（同时也是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的得主）和另外一位获奖纪录片导演章梦奇这些PGC创作者更加关心的却是：纪录片以怎样的语言和故事，探讨一种怎样的社会话题。也就是说，创作的功用。

按照专业性的标准来看待，大量UGC纪录片所呈现的结果，都显得粗糙、简单并且碎片化。但这并不是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因为拍摄的技术能力、专业方法与表达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可以得到提升。况且，在小红书这样的UGC平台上，科班出身的并不在少数。

在我看来，这场对话像是一场关于“空间”的对话：他们各自运行在自己的空间之中。专业PGC从来所关怀的，是公共话题，他们期望介入的，是社会公共空间，观照的是普遍于整体社会的公共话题。

有一位小红书纪录片导演说，他们只不过把镜头转过来，对准了自己。但这并不准确，因为是否拍摄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并不是关键要点，而是纪录片本身要关怀的什么。

章梦奇所拍摄的纪录片，迄今为止都是关于她自己的成长，以及她所生活成长的乡村，但是她的视角和话题，却是社会的、公共的、所有人的。

按陆晔所言，小红书UGC纪录片具有社交媒体的审美风格。所有的10部纪录片，全然是第一人称视角的产品：因为它们本身就具有社交媒体的属性。

社交媒体的核心在于交流。创作者与观看者之间所形成的互动性，是社交媒体产品的天然元素。在社交媒体上，人们倾向于在别人的眼光和视角中，去寻找自我的痕迹，并且从中得到认同、共鸣与意见。

职业纪录片的创作者犹如文学的创作者，他们的本体是孤独的、自我的，他们的目标是外向的，但是他们的理念是内在的。他们需要的不是社交认同，而是理念认知。

尽管陆晔也提出，纪录片的创作者可以用全新的复合方式进行创作，例如增加数据新闻、多媒体结构等模式，但从职业纪录片的创作者角度而言，他们依旧是全知全能观察者。

如果说得更加直白一点，就像陆晔所说的地球照片：PGC纪录片就等于最初宇航员拍摄的地球照片，他们关心的是地球；而UGC纪录片就像后来日本宇航员拍摄的地球照片，他们关心的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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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我在倾听关于UGC与PGC之间的异同的时候，我并不是在比较职业与业余之间的高下，而是他们彼此之间关怀的对象，以及各自承担的功用：他们各自有着自己的历史和现实的使命。

我并没有研究过纪录片的起源。但是它的本源，英文名称Documentary似乎就意涵着它的本质：这个英语单词本身的起源就是文件与记录。

记录本身的含义中，至少有着一种不言自明的指向：对抗遗忘。

从古至今，人们发明了无数种方法，用以对抗无所不在的遗忘。但是遗忘，恰恰是作为人类短暂的生命中不可逃避的必然。

遗忘也有着千百种不同的方式。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生命中的每一次酸甜苦辣，悲欢聚散，都有着千钧之力。

这就是UGC纪录片的意义所在。

在“囫囵黑小枣”的《姥姥与狗》中，对于姥姥来说，这条名叫四虎的金毛，对于周遭的人来说，毫无意义；但是对于她来说，这是她的生命光芒得以延续的一个家庭成员，因为四虎身体的恢复，她的生命也更加具有了绵长的必要性。

即便我们能够记住我们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时刻，可是当我们老去的时候，我们是否还依然能够清晰地记得那短暂青春少年时的生命悸动与幽微的情感？就像“昌禾”的《婚后假日》中，小两口在一条小溪旁吃着西瓜，彼此惊叹于对方的善良与伟大？

历史书中所记载的，永远是那些伟岸的不朽的帝王将相的故事，可是我们这些凡俗之人，和他们一样殚精竭虑，艰苦卓绝，谁又来为我们写下自己的诗篇？

“野生王朝”的《家有小卖部》，所讲述的，就是对于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微不足道的父母经营的小卖部，用以养活和培养了他的家庭史诗。什么能替代他所感知到的荣耀？

“李跑记录仪”的《如何放弃梦想》，讲的是一个失败的电影学院毕业生，如何在一次次的挫折中，消磨掉他的本钱以及纪录片电影理想主义的故事。也许这只是他自己在年轻的生命中梦想的破灭，但有多少人如同他一样，在社会大变迁之中，看到理想主义、梦想与未来的破灭？

而令我非常感动的，“阿爽阿游呀”的《魔法阿嫲的故事》，一个年届九十的潮汕地区的老太太，以她的顽强，坚守着在这个时代中被人视为“迷信”和愚昧的生活方式，传承着一个地区和一个时代的民间记忆，而随着她的故去，沧海桑田，世事变迁，一切都将抹平，一切都像未曾发生，所有人都像未曾生活过。

这就是遗忘的巨大力量，它会抹平掉所有人、所有时间和所有空间存在过的痕迹。而在过去，我们根本无从对抗，只能随之沉默，而如今，借助技术与平台，或者说，借助UGC纪录片的崛起，有些事会被人想起，被记住。

我们为什么要记录生活？我们为什么要记载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留下关于临考前那如同流星一般的怪异思维？

因为这就是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脆弱然而光辉，微不足道然而震耳欲聋，转瞬即逝然而永垂不朽的关于生活和生命的奇迹。

这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的光荣时代：因为我们每个人终于都有了表达的方法、技术和道路。我们值得去记录，我们值得被看见。

人人都可以，也应该记录。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一个纪录片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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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在回答观众问题的时候说：为什么要问谁会是纪录片导演，纪录片导演应该是什么样子？当你觉得需要去拍摄的时候，你就去拍。

不必人人都成为周浩。

在所谓的PGC与UGC之间，只有一根“细细的红线”。当你从个人问题开始延伸思考的廓域，而自我的表达不足以满足提问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进入公共空间，去探讨更加深邃而复杂的问题。

“来啦走啦”的作品《当猫生病》的最后，问了一个问题：如果知道这只猫会生病，我还会养它吗？

这大概是一个向前跃进一步的时刻。你有问题，你需要去提问。

我们为什么要记录？因为，重要的是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