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口述史 | 黄伟文：塑造深港“柔中带韧”的城市魅力

总第50期

黄伟文

1994年，我来到深圳工作，彼时正值深圳的迅猛发展期，在此后的30年间，我有幸参与深圳城市规划与设计工作，组织发起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参与了一些深港双城的互动交流。我的故事，是与这座城市共同成长并不断创新的故事，是一次次见证规划蓝图变为现实、发展超越蓝图、蓝图规划的观念方法也需不断创新的历程。

1968年出生于雷州半岛，广西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深圳市第六届政协委员，未来＋学院联合创办人、城市研究者和城市设计工具开发者。曾任深圳市城市规划与资源委员会副总规划师、深圳公共艺术中心和深圳城市设计促进中心主任、深圳市规划局城市与建筑设计处处长。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Loeb访问学者。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的主要策划、组织与推动者，土木再生城乡研究所联合发起者与推动者。

壹

我自小喜爱画画，大学时选择了建筑专业，从此我与建筑及城市规划设计结缘。

雷州的古朴为我的成长

提供了最初的人文环境

1968年，我在雷州半岛出生。我是广西人，我的父亲到广州读书后，被分配到雷州教书，所以我从小住在公社或县城的中学校园里。

我自小着迷画画，那时候图像珍贵，翻烂的小人书、香烟火柴盒上的图案、谁家墙上难得的画片，都会吸引我揣摩半天。

上初中时，我的美术老师毕业于广州美院。他看我画得还不错，便邀请我加入他的美术兴趣小组。高中我考入湛江一中，高三那年，我父亲要落叶归根调回广西工作，但我已经习惯雷州的生活，湛江一中又是广东省重点中学，于是选择留下来读完高中。

那时候我的数理化成绩很不错，就想选能结合画画特长的理工科专业，在专业目录里看建筑最为合适。1985年我回到随迁户口所在地广西参加高考，有幸被清华大学录取。

到北方学建筑与城市设计

回南方经济特区来实践

清华建筑专业是大类招生，直到大五那一年才细分方向，我也是偶然由同学帮我选了城市规划设计专业。

我对深圳的印象，除了来自于报纸新闻，还有被录取到深圳大学的校友回湛江一中推广招生时的宣讲。1988年大四实习期间，我和另外两位同学想到深圳来体验。那是我第一次来深圳，第一站就到了改革开放“第一炮”打响的地方——蛇口。所见的一切都是新的。大楼、设备、办公室，还有许多新观念和口号。

▲1988年，黄伟文（右）首次到深圳实习，与同学参观当时国内优秀建筑——深圳体育馆（2019年被拆除）。资料图

我们投奔在深圳大学的同学，住进宿舍，每天沿南海大道骑车到蛇口招商大厦的工业区设计室去画图。

那时的深圳大学让我们耳目一新，建校短短5年，简洁明亮的现代主义建筑群崛起在深圳湾海边，显得生机勃勃。当时学校没有围墙，学生还能参与许多校园管理的工作并获得酬劳。这种创新、包容和激情让我深受触动，觉得深圳是值得来的地方。

1990年我大学毕业，当时毕业生除了留校，其余都是哪个省份来的就回哪个省份去。我向往南方的经济特区，于是就到了南宁建筑设计院珠海分院。1992年我又考回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我的导师朱自煊先生是国内较早开展城市设计及遗产保护相关教育和探索的学者，他非常热心，在我的学业上提供了许多帮助和指导，毕业前夕，他向深圳规划圈工作的老友推荐了我。1994年夏天我再次来到深圳，加入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深规院”）。

贰

来到深圳之后，我从城市规划实践及管理中再学习，并不断从隔壁香港得到更多启示。

香港TOD模式让我们大开眼界

来到深规院后，我开始参与各种类型的城市规划设计项目，有罗湖中兴路“老城区”改造、南山西丽新片区开发等。让我体会最深刻的项目，是当时南山商业文化中心区的规划设计，即现在海岸城区域。当时建设部门已经有一个方案，想让我们调整改进一下。我做了与周边山海环境、交通疏散及城市形态关系的分析，觉得太多高楼扎堆对空间环境并不利，应该增加一些公共空间，平衡建筑密度，让城市建筑更加有层次性。

我们提出的修改方案因为与原方案差别太大被否决。不过几年后，旧有的商业文化中心区设计方案与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相比已经有些落后了，于是新一轮的竞赛被启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规划设计公司的方案胜出，其增加水系做公共空间、高层建筑疏密有致、设置步行轴线等优点得到了广泛认可，最终基本得到实施。

这个事情让我认识到，城市规划设计的一些空间及治理规则，它需要多角度、多轮次探索，也需要柔性和韧性，而不是一次性的终极方案和拍板决策。

香港的建筑及规划管理向来是内地专业人士学习的方向。我第一次去香港，是参加深规院组织去泰国的活动，需要从香港的启德老机场出发。从罗湖坐火车前往香港红磡，交通专业前辈让我们注意，每一个停留的列车站点基本都是香港的一个新市镇。这是一个典型的通过轨道交通引导开发的模式，即TOD模式。整座城市的公共交通可以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这样可以减少私家车的行驶，鼓励大家绿色出行，又能增加城市的开发容量，同时尽可能保护自然。

学习香港城市规划与开发的管理

到了深规院之后，我是较早一批使用电脑画规划图的人。在经历了两年的规划院画图工作后，1996年，我被抽调到“深圳市中心区开发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中心办”），这是一个设在市规划国土局下的副局级单位。

在那里，我有幸参与了福田中心区的开发建设，见证了一个城市中心从空白到不断规划到基本建成的过程。那是我职业生涯十足难得的一个机会，让我对城市规划的不同专业配合及开发建设全过程有了更深的理解。

▲1996年，黄伟文到香港地产展销会上推广福田中心区规划。 资料图

最初市规划国土局从系统内抽调了4位骨干，他们拥有建筑、城市设计、市政、园林景观等不同的专业背景，负责福田中心区大约6平方公里的调研建设。这是一个开发建设管理制度上的创新，由不同专业的人组成一个专门团队，从跨专业的视角组织、解读和深化城市规划方案，高效处理中心区开发建设的各种问题。

为了解决城市规划中地块开发强度与利益纠葛问题，深圳又向香港学习了规划成果的法定化表达——法定图则，以及城市规划委员会的运作制度等。深圳第一份法定图则文件就是从福田中心区开始编制和执行的。中心区也引进了一些香港开发机构，包括和记黄埔、嘉里、港中旅等，这也让我有机会考察比较香港与内地城市开发及管理机制的异同，也通过交流学习香港的规范与职业做法，不断提升自己，去系统思考城市开发与运作的机制。

叁

这个开始于2005年的展览是全球第一个讨论城市问题的双城双年展，它不仅是一个展览，也是一个整合学术资源，用来反思和帮助城市解决问题的平台。

协同香港办双城双年展

共同探讨城市发展话题

2003年我转到局里的城市设计处任职，第二年机构改革，0规划与国土分家，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管理业务合并，开始更加综合地考虑城市与建筑的品质问题。

那时中国已经加入WTO，国内经济热潮不断，城市建设进一步加快，品质与文化需求也进一步提升。2004年3月，深圳召开实施“文化立市”战略工作会议，作为城市与建筑设计行业管理者，都希望做一些创新的事情，我们想到创办一个类似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展览，邀请世界各地建筑前沿探索者参展，探讨交流行业问题及发展趋势。

虽然当时我们都没去现场看过双年展，但我们有信心做一个深圳版的独特双年展。我凭直觉认为单纯的建筑设计专业展涉及面会很狭窄，只有放宽到城市层面，超越城市规划学科和专业语言，才会产生更多能与观众一起探讨的话题，才能更加有生命力。经过探讨，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被提了出来。

25岁的深圳充满了活力，拓荒牛精神鼓舞着大家往前走。我们决定赶在2005年年底就推出首届城市\建筑双年展。按策展人机制，我们邀请了当时最有国际影响力的建筑师张永和策展，深圳市政府、市规划局及深圳建筑圈都大力支持。

首届双年展获得中外专业媒体广泛好评。那一年我们邀请香港建筑师学会会长林云峰带队过来参观，香港同行对我们成功举办这么大规模的创新展览非常惊讶，称赞有加。我突发奇想，建议下一届也许可以双城举办，这个提议马上得到了大家的响应。

2007年，深圳首创的城市\建筑双年展正式更名为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第一年联合办展，香港选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退役的香港中区警署建筑群。展场对中区警署的活用，也进一步引发香港对历史建筑保育与活化的重视，并形成了今天艺术与历史出色融合的“大馆”景点。

后面几届的双城展香港展场陆续选择了西九文化区、观塘工业区、九龙公园等地方，与深圳展场一道，探索珠三角快速变迁的城市热点难题。香港几任特首都兴致盎然地参与和支持深港双城双年展，让两地共举的城市建筑文化盛事一直持续至今。

▲2014年，黄伟文在威尼斯双年展芬兰馆为深圳双年展的深圳-芬兰项目展出致辞。 资料图

与香港协同互动办展，让当时的我们也学习到了许多港方的观念及工作方法。具体在展览策划方面，虽然深圳的展览更开放、盛大和充满活力，但从节奏和管理上来说，却是香港显得更从容和精细。香港从举办第一届开始，就非常重视在地的文化探索和结合，涉及香港文化保育、西九发展、落马洲河套未来等热门话题，并很快就设立了专门的双年展基金支持展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展览让我们开阔了视野

焦点不再限于中心城市

2008年汶川大地震，那时候我们刚举办完深港双城双年展，面对这样一个自然灾害事件，我们和香港一些建筑师都在思考如何支援救灾，帮助灾区重建家园。灾区重建对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专业者来说，是一项更艰难的专业挑战，仅凭热情难以胜任。

当时香港大学朱涛老师和我都先后想到了台湾救灾援建工作的启示。比如台湾专业界利用震后校园重建而开展的新校园计划，以及深圳首届双年展展出的台湾建筑师谢英俊的救灾实践案例。

谢英俊曾在台湾9·21地震后，投身到台湾山区村庄的重建事务中，邀请村民一起建造房屋，并由此发展出一种灾区援助方法叫“协力造屋”，即通过共同盖房子这一过程，修复村民心理创伤，重新加强社区的联系。

考虑到灾后重建的复杂性和专业性，我们联络深圳、香港和台湾建筑师及志愿者，共同成立了“土木再生专业志愿者”团队，借鉴已有的专业经验及工作方法，在深圳企业的捐助支持下，去四川和甘肃做专业的援建工作，帮助设计和重建了多所学校及幼儿园。

可以说，深港双城双年展开阔了国内专业人士的视野，不再只是局限在重点城市、重点片区的项目，而是开始关注乡村、边缘社区乃至更多跨专业与跨地域的问题。

肆

中国城市发展与它的现代化快速进程启示我们，同时通过深港双城双年展组织和催化的城市研究，都让我们拥有了更广的视角，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共生与包容

城中村改造观念的转变

城中村改造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较为突出的问题，需要专业人士做出更好的研究和解答，我也是从中心区范围内的岗厦村改造开始接触和思考城中村问题的。深圳市2004年启动城中村改造，伴随着深圳大规模的城市更新探索和实践，每一届的深港双年展也都有专题展示和研讨这一话题，包括深港在内的中外学者的研究，不断丰富深圳政府及部门、专业人士对城中村及其改造方法的认知。我也写文章引导人们不应只看到城中村负面的一面，也应该看到积极、多元和包容，甚至可以补充和启发城市规划的层面。除了整体拆除式的城市更新，近些年政府发布城中村相关规划政策规定城中村综合整治比例，说明城市的包容度和多元性在提高。

2017年，深港双城双年展选址在南头古城举办，那是深圳一个极具代表性、格局复杂的城中村，见证着深圳的源起与变迁，也是深港地区共有的历史行政中心。那届展览提出“城市共生”主题，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示和研讨城中村话题。之后的南头古城“蝶变计划”基本遵循有机更新理念，引进好建筑师和好的商业营运，营造了新潮与本土、休闲与打工等多元文化共存的场所，也成了深圳文旅打卡地，展示了深圳城中村灵活多样的可塑性。

深港相向而行

共创新的魅力都会区

2009年，我申请去哈佛设计研究院游学一年，让自己在学术前沿环境里沉淀思考。2011年，我在深圳市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创办深圳城市设计促进中心SCD，用各种创新方式来推动深圳城市设计的研究和教育，组织创新设计竞赛、教育、展览及出版。

2017年，我离开政府公共部门，创办了深圳市未来+，想通过非正规学院的方式，融研究、教学与实践于一体，更灵活直面中国城乡问题。作为智库，我们为一些政府机构提供总设计、总策展包括专业定制课程服务，也基于多年实践积累以及对城市设计及管理痛点的理解，做空间智能算法程序的研发及应用。

这些年，深港等大湾区的国家级大基建（如多个高铁项目、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等）次第铺开。香港市民也越来越喜欢北上消费和观光，甚至来体验这些超级基础设施。比如深中通道通车后，我注意到还有香港市民专程过来坐车体验。由此也可以看出香港市民对大湾区建设的兴趣，对国家超级工程的自豪。香港政府也提出建设北部都会区的计划，落马洲河套地区的建设已经启动，我也一直在研究和倡导河套及深港边界地区探索建设新一代绿色开发城市的可能。

“城市的真正魅力在于它是柔软的，它吸纳众多，无所不包”，在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中，他如是说道。十年前我把深港双城双年展的总结专著命名为《看（不）见的城市：“深双”十年研究》，以此致敬对城市复杂多样性的观察、想象与研究。未来希望深港可以深度交融，专业者可以携手创新，共同塑造深港双城既柔软又韧性的城市魅力。

口述时间

2024年7月9日

口述地点

新媒体大厦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李哲哲 吴晓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