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律与非市场化行为：其实还是人治经济与法治经济的选择

　　耶伦来华，提出了一个非市场化行为的问题。

　　所谓的非市场化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国家资本的力量，但不等于是凯恩斯主义，因为，我们的干预是体制性的，这在全球独一无二，其它国家不存在对私有经济不能超越公有经济权重的安全性约束。比如，对国企的外贸补贴，这本质上是在强化所有制；美国人认为这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方式，不谈所有制，单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说，实际上美利坚也一样有类似的动作，双方说到底，还是利益之争。

　　但是，从国内经济来说，以所有制为锚定的政策，会造成国内经济中国企与民企的不平等竞争。

　　上海财大刘元春提出了一个问题，国企可以享有所有制红利，贷款息率为１．８％，民企只能贷到５％，中小微企业由于信用偏低，要通过金融中介才能拿到额度，雁过拔毛，实际贷下来利率要高达７％－１５％，这样的营商环境，中小微企业无论如何也好不到哪去。那么，扩大中小微企业的贷款规模，意义又是什么？

　　民营经济当然没有信心，因为非市场化行为决定了市场不再是一个有效市场，不可能向效率倾斜，实现自由竞争、充分竞争。

　　这就会必定出现效率递减，债务叠加，引起衰退。

　　北大国发院的姚洋也提出来一个问题，在市场准入上，民营同样处于十分弱势的地位。

　　中国经济以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原则上是国企担纲。国企拿下项目后，抽取足够的利润，又转包给民企，自己不作为；而且还出现了大面积的拖欠款行为，国企的钱却趴在银行赚利息。

　　这样的一种经济模式，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又如何能有效率？这等于国企是一种寻租经济，不具有真正的竞争力。

　　经济学家王小鲁谈提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直面非市场化行为，认为这是一种不当的干预，其实，应该反过来说，非市场化行为不是干预，是中国经济方向性的选择。但经济就是经济，最终效率说了算。

　　中国的营商环境应该怎么改善？

　　王小鲁说：“首先政府要自律，减少对市场、对企业的任意干预，靠法治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公平对待民企和国企，待遇平等，政策平等，这些都是可以马上做的。……停止在法律之外干预民营企业应该不难做到。”

　　王先生真的说错了，这些事不是什么不难做到，是很难做到。

　　因为，所有这些经济问题，都不是经济问题本身，涉及到了所有制，公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权重与主导地位。

　　于是，民营经济不得不面对一种矛盾，纳税时找民企，谈理想又是一片打打杀杀。《民营经济促进法》努力建立一个阶段性的平衡点，但历史是有记忆，不进则退。民营会不会做出反应，还是要放到市场的实践中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