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周恩来领导的红色特工，在隐蔽战线上，出生入死尽显英雄本色

他是忠诚于党的红色特工，为了护送情报，蒙蔽敌人检查，他乔装易容、涉险闯关，即使让自己毁容，也在所不惜。

他是周恩来领导下的密战尖兵，锄叛徒，救战友，深入虎穴探情报，他无所不能。

他就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杰出特工项与年，项与年在我军隐蔽战线谍战史上留下了光辉印迹。

他参与了营救澎湃，锄叛徒白鑫等重大行动。最令人值得钦佩的是：他为护送绝密情报到中央苏区，忍痛敲下四颗门牙，自毁容颜，蒙蔽敌人渡过重重关卡，及时将情报送达苏区。

项与年

中央特科是怎样组织营救澎湃，项与年又是怎样参与锄奸行动，怎样护送绝密情报的，他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现在为你揭晓。

1、历史点滴

项与年1896年出生于福建连城的一个农民之家。项家有6个男孩，项与年排行老四，原名项廷椿。因家境困难，9岁时他被过继给堂叔项仕杰。后来婶婶生下男丁后，项与年在养父母家备受冷遇。

1917年，21岁的项与年孤身一人，到北平投靠在军界任职的胞兄项廷爵，从此，他便走上革命道路，并自己将项廷椿改名为项与年。

1921年，项与年加入国民党。后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洗礼，项与年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真正解救人民于水火。

1925年，项与年在浙江海宁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受党的委派，项与年远赴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执行党组织交付的革命任务。他在当地华侨中发展党员，开展工人运动，进行革命宣传和革命活动，逐渐成为当地华侨华工的群众领袖之一。

1927 年“四一二”事变后，周恩来领导军事后，成立了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设总务、情报、行动及通讯四个科。

1927年10月，项与年因开展革命活动被荷兰殖民当局驱逐，他以南京华侨事务委员会科长的身份回到上海。

1928年春，经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推荐，他到上海复炎小学当校长。有了身份掩护，经组织批准，项与年正式进入特三科。

特三科主要负责营救被捕同志，打击罪大恶极的叛徒。专门选调机智勇敢、枪法准的特工组成“红队”，锄叛徒和暗杀国民党特务。

项与年凭着个人的机智勇敢、行动的沉稳坚决、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情报的准确判断，很快成为特三科主力队员，参与了营救彭湃，惩办叛徒白鑫等一系列重大行动。

2、营救澎湃及特科锄叛徒

1、营救澎湃

1929年8月24日，澎湃在上海沪西区中央军委秘密机关开会时被捕。

澎湃被捕，引起周恩来的警觉，是谁出卖了澎湃？

周恩来连夜召集特科开会，要求搞清楚事发的原因。情报显示，白鑫叛变。

原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刚到上海，就被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所吓倒，于是他秘密叛变国民党上海情报处长范争波。

范争波自要白鑫戴罪立功，想办法抓住彭湃、伍豪（周恩来化名）等人，必有重赏。

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澎湃与邢士贞、张际春、颜昌颐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在白鑫夫妇的安排下，会场摆上一桌麻将作掩护，五人边打牌边开会。

白鑫早就把有关此次会议的所有情报通知了范争波。令这个叛徒稍感不满意的是周恩来因故未能到会。

会议刚开不久，租界工部局巡捕和上海市公安局密探的五辆钢甲囚车就到，参加会议的五位中共负责人全部落入国民党特务之手。

这次会议，只有白鑫知道整个会议的安排，而其他与会者都是临时通知的。澎湃似乎明白了什么。

澎湃被捕后，中央特科立即行动起来，特科获悉消息：8月28日这天早上，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会将把彭湃等从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

情报上报周恩来后，周恩来研究决定，在水仙庙通往龙华的必经之路枫林桥武装拦劫囚车。

项与年所在的特三科，是营救澎湃的主力军。考虑到敌情的复杂和确保营救行动的万无一失，周恩来要求中央特科倾巢出动，并做了周密计划。

但28日这天早上，在项与年等人做好准备，等待指令时，却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

项与年等特科营救人员化妆成拍电影采外景的人马赶到枫林桥一带等待营救，因为突然增派人手营救澎湃，特科的枪支不够用，于是派人临时向洋行购买。

等待对方送枪过来。但打开箱子一看，新枪上全部是防锈黄油包裹，不能使用。

现场营救总指挥顾顺章只能下令：“撤！”

丧失唯一有可能营救出彭湃他们的时机。

1929年8月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土贞四位同志英勇就义。

四位烈士遇害以后，深知“红队”威名的白鑫躲进了范争波的公馆。

2、锄叛徒白鑫

对于白鑫这个叛徒，周恩来指示，一定要在这个叛徒离开上海之前将其正法。

白鑫在党内有较高的地位，他深知我党对付叛徒的手段和行径。因此深居简出，小心谨慎。

经过不懈努力，周恩来获悉白鑫就藏身在范公馆。

范公馆本来就防守严密，现在白鑫藏身于此，更是护卫重重，因此，项与年他们行动队员很难下手。

11月初，中央特科获得一则重要的情报，即：白鑫要在这月11日出逃。

经过商议，周恩来决定，让项与年等行动队员就在范公馆门前处死白鑫，杀一儆百。

11月11日这天，顾顺章指挥项与年他们，乔装打扮装扮后，潜伏在范公馆的附近，等待白鑫出来，实施“打狗”计划。

11月11日晚，白鑫夫妇，范争波兄弟和三个特务走出范公馆，当白鑫快走到小轿车前时，项与年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了战斗，两声枪响过后，一名特务应声倒地，范争波的弟弟声嘶力竭的喊：“有埋伏快……”没等他说完，一颗子弹飞了过来，命中要害。

白鑫吓得魂飞魄散，急忙转身向范公馆的方向狂奔，但是没有跑几步，他就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栽倒在地。战斗结束后，白鑫、范争波的弟弟和两个特务被打死，范争波和白鑫的老婆则受了重伤。范争波毕竟是特工，他中枪后，忍痛装死逃过这劫。

当巡捕密探听到枪声赶到范公馆时，项与年他们早已经悄然而去，空荡荡的大街上只剩下几具尸体。

白鑫从出卖澎湃到被特科击毙，前后不过100天。

3、铁血丹心

1930年，项与年在组织安排下到中央军委机关执行情报与联络工作。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革命后，陈赓、李克农等先后撤离上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及领导机关也撤离上海，迁往江西苏区。负责军委秘密联络点的项与年，凭借忠诚坚定的信仰和机智沉稳的性格在上海潜伏下来。

1932年，项与年按组织安排改名换姓打入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担任机要秘书。周恩来手中的利器又狠狠地插在敌人内部，时刻准备着雷霆万钧的那一刻。

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制定了一个“铁桶围剿”计划，集结了150万军队，妄图通过第五次“围剿”，一举消灭中央苏区。

当时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司令也参加了会议，并带回《剿匪手册》、《围剿总动员令》和《铁桶围剿计划》及兵力部署，进攻路线、日程安排、战斗序列等有关图表文件。

保安司令莫雄在思想上已经靠拢共产党，并与中共中央特科有联系，为共产党收集情报，还救过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看过这些文件后，莫雄深感事态严重，泄密就死路一条，不泄，整个红军就会有灭顶之灾。

中国共产党一心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情景历历在目，莫雄一咬牙，立即赶回德安，向项与年等地下党员通报情况，并将一整套绝密计划交给他们。

中央苏区只有8万红军，蒋介石150万大军合围，中央苏区和红军已面临巨大危险。

合围计划马上就要开始，情报十万火急。机智沉稳的项与年立即做出决定，赶赴南昌，通过秘密电台向中央苏区紧急通报“铁桶围剿”计划的要点。

但这样庞大的围剿计划，岂是电台所能说清楚的，特别是兵力部署，一时半会靠电报说不清楚。

项与年考虑，党中央和红军非常需要这份敌军的具体部署，必须马上将整套计划密送往中央苏区。

事不宜迟，项与年扮成教书先生，怀揣着密写了情报的四角字典就立即出发。

为避开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关卡，项与年白天休息，晚上赶路，并绕开大路，尽走崎岖不平的山涧小路，秘密前行。

他不知道怕，不知道饿，不知道累，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在敌人正式开始行动之前，将这份文件送到中央苏区去！”

几天的急行军，项与年感觉苏区就在眼前。可他也发现，越靠近苏区，敌情越严重。

几乎村村有碉堡，各山头路口均有岗哨，插翅难飞过去。

中央特科的成长经历让他知道：一个看起来像知识分子的人，现在奔苏区而去，不论用何种理由和借口，都必须得经过仔细的检查和盘问。

有的关卡甚至为了捞钱，见到稍微文俊一点的人就抓，等着拿钱赎人。

项与年密切地注视着敌人，理智地分析眼下的形势，情报十万火急，一刻也不能耽搁。

这么大的一本密写字典，要怎样才能安全躲过敌人的检查，送到苏区去呢？

中央特科成员在执行任务时，化装成过无数的从业人员，也扮演过无数角色。眼下民不聊生，最多的莫过于逃难者和流离失所的乞丐。

逃难者一般至少要有一个包袱，只有乞丐，衣衫褴褛，一根打狗棒和一个烂碗闯天下。

项与年已考虑清楚，只有化妆成一无所有而又邋里邋遢的乞丐，尚有可能顺利闯过关卡，况且化妆成乞丐也不需要用什么特别的道具，所有的破烂之物聚在一起，就是乞丐。

但一个好手好脚的乞丐，也会引起敌人的疑心。这样高强度的赶路送情报，保住自己的手脚和身体很重要，一旦身体受伤，没有人接应，就有可能耽误情报。

思前想后，项与年觉得既要让敌人一看就知道是乞丐，而且还是老弱病残的乞丐，让敌人放心。要到达这个效果，只能在自己的面部做文章。

他心一横，抓起一块石头，朝自己面部猛砸几下，敲掉了四颗门牙。嘴里也血流不止，嘴角一片火辣，随即鼻青脸肿起来。

同时牙齿刚刚敲掉，说话不清晰，舌头也不灵活，这效果是装不出来的。

项与年似乎忘却了疼痛，立马继续化妆自己。当他再出现在关卡的时候，那个教书先生已经变成了一个脸色苍白，面部肿胀变形，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说话颠三倒四，吐字不清，而又浑身散发着难闻气味的乞丐。

他将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袋子里，上面放着乞讨来的发馊食物和烂菜叶，一根打狗棒支撑着他蹒跚的步履慢慢走向关卡。

沿途敌军哨兵一问话，他就咧开嘴，露出那二指大的门牙缝，再加上吐字不清晰的舌头和身上难闻的味道，哨兵都不想靠近他。

乞丐身份犹如一张通行证，项与年畅通无阻，于1934年10月7日顺利抵达瑞金沙洲坝的中共中央驻地。

当周恩来接过项与年的绝密情报时，几乎认不出眼前的这个熟悉的老部下，这还是当年那个机智、干练、沉稳、文俊的项与年吗？

但眼前这个逢头垢面的乞丐确实就是的项与年。看到周恩来，项与年马上恢复了自己干练与沉着，整个情报的来龙去脉及情报内容，项与年逐一汇报得清清楚楚。

听完项与年汇报后，周恩来紧急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将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认真进行分析研究后立即向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汇报。

根据项与年冒死送来的情报，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从瑞金、于都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之路。

谁知道，这一走就是历经艰难险阻的二万五千里呢？

这一天，离蒋介石庐山牯岭军事会议结束还不到10天。

蒋介石的“铁桶围剿”计划还在东拉西扯过程中，中央红军已经提前开始了战略大转移。

毛主席在谈“项乞丐”的这份“四角号码情报”时，说其功绩是巨大的。

4、新征程

党中央马上就要进行战略转移，项与年作为周恩来最可靠的爱将和部下，他被点名参加了长征先遣侦察队，长征途中，犹如定海神针的项与年很快又被上海地下党组织召回。

这次执行的是破坏敌人运输供给线。在沪期间，他抽空匆匆看望了一眼年仅16岁儿子项崇德。

他没有陪伴儿子成长，对于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他一概不知。项与年一心都用在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上，他想家，也想孩子，但他不能为了小家，忘却了国家。

与儿子这次相见，就生死两茫茫。这之后，项与年不知道儿子身处何方，是否安好？

随后，项与年带领刚刚结识的两名爆破队员赴南昌执行任务。轮渡刚到南京，他们就被国民党密探拘捕。

危急关头，项与年既没有冲动反抗，也没有惊慌失措，他仔细回想和随行队员来往的每一个细节，冷静分析两位同行队员的言行态度，并很快就得出一个结论：其中一位久未露面的王姓队员，如果不是国民党安插进来的特务，就是临危叛变了。

同时，他判断自己的身份应该还没有暴露，因为事先介绍人的介绍说一起随行的人，没有透露身份，更没有安排任务。一切要目的地以后才具体分工。

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各种刺探、盘问、审讯与威逼，项与年始终沉着应付，一天夜里，趁着敌人放松警惕，他巧妙地逃离看管，并找到当地党组织。

其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项与年乔装成商人，奔向赣江，换乘火车转往河南信阳，又经汉口返回上海。他如此大费周章，变换行程，是为了不暴露行动目标、不把危险带回上海。

1935年初，身份暴露的项与年被党组织派往香港继续做情报工作。为便于隐蔽，他于1936年改名北上天津，在西北军和东北军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梁明德的项与年在东北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担任高级专员。硝烟散去，项与年才有时间去寻找日自己思夜想的亲人。

儿子还在人世间吗？他一遍又一遍的扪心自问。

项与年的儿子项崇德因为革命工作需要，改名为项南，而项与年改名成梁明德，没有组织的批准，项与年只能以梁明德的名字找儿子。

几经周折，直到1953年，这对为革命双双改名、分离了近二十年的父子才得以在北京相见。

项与年临危不乱、随机应变、机智果敢、全心保护组织的举动，受到上级的高度赞誉，党组织授予他“反特斗争胜利奖”的荣誉。

1978年，长期奋斗在隐蔽战线和民族统一战线上的优秀共产党员项与年与世长辞，终年84岁。

结语：

项与年

为了革命，他隐姓埋名、潜伏无怨；

为了使命，他乔装易容、涉险闯关；

为了胜利，他弃家舍子、义无反顾；

为了家国，他初心不改、忠诚无悔。

项与年一生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和人民都有着深厚的感情，时刻把民族和国家铭记于心，他用自己的忠诚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谍战乐章！

致敬英雄！

文章参考：百度百科及《项与年的红色特工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