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上山河 刻印古今

印刷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它的发明使得文字与纸张能高效地汇为数以亿计的典籍，赓续了中华文脉，传播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雕版印刷是印刷术的最初形式，在古代中国延续时间最长、使用程度最高、留下的古籍数量最多。有一个成语叫“付之梨枣”，正是用来指称刻版刊印书籍，因为木刻雕版印刷一般选用纹质细密坚实的木材，如枣木、梨木等。

“一书付之梨枣，可化一为千百。”由于智慧的古人发明了雕版印刷，让浩瀚的典籍免去了人工抄写费时费力的功夫，也首次使高居于上的文化有了向普罗大众普及的可能。甚至也逐渐改变书籍的样式及汉字形构，开启了古代文明跨地域流传的新模式，对中国与世界都有着尤为独特的意义。

近日，由广州博物馆与扬州博物馆（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联合主办、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协办的“刊·刻——中国雕版印刷文物展”在广州博物馆拉开了序幕。扬州和广州是中国雕版印刷历史长河中涌现的两大中心，在这次的展览中，汇聚广州博物馆和扬州博物馆共122件/套的展品，无声地讲述了中国雕版印刷术的演变、工艺、交流历史，也让我们在知古鉴今的同时，感悟蕴藏在中华典籍背后丰富深邃的技艺和创造、影响世界的智慧和思想。

图片来源：本报记者 梁信 摄

世世相印 代代相传

展览的第一部分首先回顾了雕版印刷作为印刷术的最早形式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雕版印刷起源于隋唐之际，繁荣于宋，延续至元，明代达至全盛，清代继续拓展，是在古代中国延续时间最长、使用程度最高的印刷技术。其后中国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虽有更高的生产效能，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取代雕版印刷的主导地位，可见雕版印刷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独特作用。

雕版印刷的起源与唐代佛教的传播及民间用书需求的增加有关。当时的印刷活动遍布长安、洛阳、成都、淮南、敦煌等地，印刷物以佛经、字书、历书为主。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了一件千佛洞《金刚经》扉页的现代拓本。这页拓本来源于敦煌，是唐代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印物，也是目前世界上有明确刊印日期的最早印刷品。原本为七印张粘接而成的卷轴，扉页为释迦佛孤独园说法图，刻印和细节已然十分精美，证明在当时雕版印刷术已经相对成熟。

在宋代，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很重视印刷活动，民间印业繁荣，形成了汴京、杭州等数个印刷中心，道教、佛教的传播更是进一步推动了雕版印刷发展。据介绍，宋代的佛经印刷规模之大，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官方刻印了至少六种版本的《大藏经》。同时，雕版印刷术还推动了宋代版画的普及。及至金代、元代，政府、民间印刷依然活跃，其中朱墨双色的套印技术已经非常精湛。

到了明代，雕版印刷迎来了全盛时期，并且首创了彩色套印。“套印”印刷指的是在画面大小相同而刻有画面不同部位的几块板上印刷不同颜色，并逐次加印在同一张纸上。如今许多城市的博物馆和景点打卡集章都有的“套色印章”玩法，也是由此而来。清代则是雕版印刷的又一高峰。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的刻书盛极一时，民间印刷相比明代也更精致，各类小说、画谱、年画已经普遍采用双色或多色套印。从本次展览中展出的《芥子园画传》第一集《山水》，观众们可以对比看出康熙十八年（1679年）时的套印技术相对于明代已有了更多的发展，色彩层次也更为鲜明。

中国雕版印刷“双璧”

在中国雕版印刷的历史长河中，中华大地上曾涌现出多个印业中心。其中，扬州、广州因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地域文化的繁盛，在明清时期迅速崛起，尤其在清代引领风潮。展览的第二部分主要聚焦于清代扬州与广州两地的雕版印刷业，通过展示清代两地名人大儒在文教事业上的杰出贡献，再现了“双璧”之城在中国雕版印刷历史上书写下的辉煌篇章。

清代的扬州，刻书之盛卓然于历朝。“扬州诗局”“扬州书局”“淮南书局”的先后创立，为扬州成为中国刻书中心之一奠定了基础。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江宁织造兼两淮巡盐御史曹寅奉命，在扬州天宁寺创办以编校刊印清廷内府书籍为主的出版机构，因其为刊印《全唐诗》而设，故名“扬州诗局”。这版《全唐诗》从缮写到印刷、装帧无不尽善尽美，在本次展览中，细心的观众还能找到康熙皇帝对《全唐诗》样本“刻的书甚好！”的朱批。《全唐诗》的刊刻，以其难以逾越的精美而创造辉煌，但在私家刻书、方志及木版年画等的刊刻方面，扬州地区也有许多工艺上乘之作流传于世。

顺着现场的过道走向另一展厅，历史观察的镜头就转到位于更南方的广州。清代广州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书院教育和学术研究兴盛，推动了本地出版事业蓬物发展。阮元、张之洞、陈澧等地方长官和岭南名儒兴学育人、整理典籍、著书立说，引领起了一股刊刻出版风潮。据介绍，在道光、咸丰年间，广州的书坊数量跃居全国前三，为晚清民国时期跻身全国重要出版中心奠定了基础。

展览中有一套名为《海山仙馆丛书》尤为吸引观众眼球。道光年间的广州富商潘仕成以其藏书盛名誉满天下，他从丰富的家藏中辑选前贤遗编、汇集成册，并以其私人别墅“海山仙馆”（位于广州市荔枝湾畔）为灵感，将其命名为《海山仙馆丛书》。这套书中，除了经、史、集的著作之外，还选用了西洋数学、医学、地理等近代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以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体现了当时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

广州刻书业经过咸丰年间的短暂消歇，于同治年间恢复活跃，并迎来了第二波热潮。同治七年（1868年）春，在巡抚蒋益澧、两广盐运使方浚颐的主导下，“广东书局”创立，精校刊刻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等。

第三波刊刻浪潮起于光绪年间，广州刻书业在张之洞督粤期间迎来了再度兴盛。张之洞参照“广东书局”的做法，创设书局，选址菊坡精舍。第二年迁至旧机器局，命各为“广雅书局”。书局主要以挽救时弊的“经世”理念为刊旨，前期以刻史部书籍为主，后期转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为主，所刻书籍在民国时被汇为《广雅书局丛书》。到了光绪初年，粤中名仕李文田曾倡议在广东省城建立“书仓”，这是一种类似于现在的图书馆这样的机构。而他的这一心愿最终以“广雅书局”、广雅书院“冠冕楼”的形式得以实现。广雅书院“冠冕楼”藏书丰富，是当时规模最大、专供借阅的藏书机构。

影响世界 共促文明

展览的最后一部分则讲述了雕版印刷如何改变文化传播方式，并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生活。特别是中国印刷术西传后，经过不断完善再次传入中国的过程，进一步证明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古代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向东传到了朝鲜、日本，向南传至东南亚各国，向西经中近东传至欧洲，为文化传播提供了全新的复制流传模式。它启发和刺激了铅活字印刷术在西方的出现，为近代印刷术奠定了基础。十六、十七世纪，在机械制造技术长足发展的背景下，欧洲印刷术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并“回流”到中国。从中国到世界，再从世界回归中国，伟大的印刷术改变了世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卷帙浩繁的中华文化典籍，犹如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百川汇聚，奔涌不息，雕版印刷在其中留下的硕果最为丰盛。雕版印刷极大地推动了知识和思想的传播以及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井且通过人类的共同努力不断得到改良，时至今日仍在文化保存及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当我们翻开崭新的书本，享用当代印刷术带来的文化盛宴时，仍不应忘却作为印刷术之祖的雕版印刷为中国与世界带来的开创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