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夫·麦奎因新片来了！

作者：Arjun Sajip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Sight & Sound（2024年11月刊）

史蒂夫·麦奎因的新片《闪电战》的开场就直击面门——字面意义上也是如此：当一名消防员面对着一栋熊熊燃烧的大楼，试图将一根巨大的水管拖到指定位置时，水柱以惊人的力量从喷嘴中喷出，正中他的脸部，将他击倒在地。接下来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片段，五六名消防员在大火持续肆虐的情况下，试图将暴怒的水管安抚在地。

《闪电战》（2024）

《闪电战》出人意料地让人想起去年在英国上映的另一部影片——宫崎骏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同样以二战为背景，影片开头，我们被卷入一片混乱之中，民众竭尽全力阻止一场大火将一家医院夷为平地，但却徒劳无功。

和那部电影一样，《闪电战》也是一部史诗片，描绘了一个无畏的小男孩在不同环境中的危险旅程，并追踪他逐渐拓宽世界观的过程。然而，《闪电战》开场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水管的关注：麦奎因将它变成了一个具有神话色彩的生物。

麦奎因的许多作品都将目光投向了集体创伤的现场：例如，《为奴十二年》（2013）的部分场景是在新奥尔良的一些地点拍摄的——那里曾经是前南北战争时期的种植园。由此产生的外在美丽景观与精神堕落之间的紧张关系令人不安。他更近期的几部电影继续探索创伤主题，同时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去思考生与死是多么的随意。

《为奴十二年》（2013）

在《格伦菲尔》（Grenfell，2023）中，他的空中摄影机从各个角度对伦敦西部的格伦菲尔塔的黑色外壳进行了长达半个小时的拍摄——这是2017年被大火烧毁的一座建筑。在下一部影片《被占城市》（2023）中，麦奎因摒弃了《格伦菲尔》中那种相对安静的配乐，将在疫情时代的阿姆斯特丹拍摄的四个小时的镜头与纳粹占领阿姆斯特丹期间发生的恐怖事件的画面重叠在一起。

《被占城市》（2023）

《闪电战》也触及了集体创伤，但从结构上看，它是一部更传统的电影：麦奎因在伦敦苏活酒店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他的目标是在苹果公司的资助下，让「观众安安稳稳地坐在座位上」。

这似乎暗示了这部电影并不容易一直看下去：一些最初看起来像是小男孩的冒险的场景，最终却演变成了可怕的事故；「闪电战精神」与可耻的机会主义和狭隘的本土主义并存；购物中心里潜伏着帝国的屈辱。不过，由于影片的画面和对白通常都很协调，演员阵容也都是熟悉的面孔，包括西尔莎·罗南、斯蒂芬·格拉汉姆、凯西·伯克和哈里斯·迪金森，因此比麦奎因自《小斧头》（2020）以来的任何作品都更容易接纳。

《小斧头》（2020）

我上次与麦奎因交谈，是在《被占城市》放映之后。我问他是如何确定影片结构的——毕竟，编排四个小时的镜头和非同步旁白可不是一件小事。他用「英式花园」作答。如果说这是一个简洁明了、相当可爱的比喻，捕捉到了那部影片的直观雕琢感，那么《闪电战》可能更像一个法式花园：方向更明确，更容易找到路。

我们通过九岁男孩乔治（埃利奥特·赫弗南饰）的视角来进入这个故事，他的母亲是英国白人妇女（西尔莎·罗南饰），父亲是西印度男子（C·J·贝克福德饰）。虽然在英国的年代电影和电视剧中出现有色人种早已不再令人惊讶，但《闪电战》中的选角并非盲目：这部影片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讲述乔治如何面对自己的黑人身份，以及在20世纪40年代初伦敦极度紧张的时期，不同种族的人之间可能会如何相处。

影片以深入的历史研究为基础，其构思则始于麦奎因作为战争艺术家于2003年被派往伊拉克（他只在巴士拉呆了六天，并未见证或经历什么大行动）的经历，同时，麦奎因在筹拍《小斧头》的过程中找到了这部电影的叙事线索，当时他发现了一件有趣的文物：「我看到了一张照片——一个黑人小孩站在月台上，手里拿着一个手提箱，穿着一件超大号夹克，正在等待撤离。我心想：『你身上究竟有什么故事？』」

《闪电战》就是这个故事的其中一个版本，它被选为今年伦敦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在全国各地种族冲突愈演愈烈之际，这部影片的出现提醒我们，本土在种族和道德方面的复杂性远超过以往大多数银幕故事的刻画。

问：是什么吸引你拍摄一部关于闪电战的电影？

麦奎因：我在伦敦长大，很早就知道伦敦在二战期间被轰炸的事件，也知道闪电战的景象。但这个想法真正开始萌芽是2003年我在伊拉克随军担任战争艺术家的时候。我与英国军队会面，与军人们谈笑风生，分享他们的同志情谊。他们来自纽卡斯尔、格拉斯哥、斯旺西、谢菲尔德、德文郡、伦敦——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发出不同地区的声音。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民族主义——虽然我完全不是民族主义者——和同志情谊。这是一种常态——他们抱怨自己的装备，以及从美国人那里进口设备。有趣但不幸的是，正是战争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民族主义。

问：你有没有觉得《被占城市》的拍摄在某种程度上启发了《闪电战》？

麦奎因：其实我在拍《被占城市》之前就开始构思这部电影了，但它们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两者之间并没有相互影响。现代历史和我们现在的处境与二战中发生的事情有很大关系。我是伦敦人，但我现在住在阿姆斯特丹，所以这两个地方的历史都让我感兴趣——一个曾经被占领过，一个没有。在这两种不同背景下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两部电影都关乎于研究，研究的彻底性。细节也至关重要——在《为奴十二年》中，甚至在《饥饿》（2008）中，我都被历史书中没有记载的细节所吸引。当时下雨了吗？如果是，是什么样的雨？扬起了什么样的灰尘？所有这些环境细节以及经济层面的细节等等，都很重要。我对研究如何影响叙事很感兴趣，我不想看其他关于那段历史的电影——我想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饥饿》（2008）

问：你为《闪电战》所做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追溯历史基础，还是为故事挖掘素材？

麦奎因：这个问题有点无聊。我不是一个死板的人。研究只是为叙事提供信息。你需要尽可能多地获取信息，才能随心所欲地塑造和发挥它。你不能蒙着眼睛去做。因此，做研究并非出于僵化的目的，但掌握这些信息有助于对其进行挪用、颠倒和解释。归根结底，关键在于阐释。

问：你所说的「颠倒」具体是什么意思？

麦奎因：有时候，你可以看到事情的原貌，但为了让它更加清晰，你会将它颠倒，或者强调当时情况的某些元素，以便让它更贴近现在，更容易被（现代观众）消化。如果你只是展示当时的情况，那么现在的人可能不太清楚或感觉不到它的意义。

对我来说，这部电影必须是一部史诗。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视野。乔治是一个九岁的孩子，年纪还很小，这意味着他所看到的一切看起来都是成人的三倍大。通过一个未成年孩子的眼睛来观察二战非常重要，它让我们重新关注我们现在的处境和身份。现在的战争也反映了这一点——不仅在乌克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最近，英国发生了种族骚乱，因此，尽管影片的背景设定在20世纪40年代，但它与当前发生的事情却息息相关。

很多故事都是基于现实。伊夫（本杰明·克莱曼汀饰）的原型是一个在玛丽伯恩巡逻的真实人物。他在避难所发表的演讲真实发生过，当时人们试图分隔其他种族。甚至乔治从被水淹没的地下营救人的想法，也是另一个九岁男孩身上真实发生的故事。乔治一开始是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后来他褪去了天真，看到了从未见过的事物。作为一个孩子，你的脑海会同时混合着幻想、魔幻和现实。

在影片的最后，让他面对真实、残酷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问：你的历史顾问是约书亚·莱文，他曾在克里斯托弗·诺兰拍摄《敦刻尔克》（2017）时为后者提供建议，后来又为这部电影辩护，反对洗白的指控——鉴于你的电影以有色人种为中心，这一点很有趣。他如何帮助塑造了这部电影？

麦奎因：他写了一本叫作《闪电战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Blitz，2016）的书，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所以我在拍摄前就有了一些想法，他也对此给予了证实。他是一个很棒的资源库。例如，我非常想呈现人们强行闯入地铁的情节。政府并没有允许人们进入，你可能会从亨利·摩尔的著名画作和其他人们睡在地铁的影像中想像过这种情况。

丘吉尔说，他一开始没有开放地铁的原因是他不想让人们畏缩。但是很多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人都明白人们必须躲在地铁。但在当时，人们都不被允许进入地铁，所以他们不得不强行闯入。我跟约书亚聊了聊，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情况。我想说明的是，人们必须主动去争取这件事——没有人保护他们。为了自求庇护，他们才反抗政府。

问：在研究过程中，最让你惊讶的是什么？

麦奎因：从某种程度上说，当时的景象很像美国旧西部。有趣的是——尽管并不那么令人惊讶——妇女运动很早就发生了：妇女们找到了工作，彼此之间有一种同志情谊。她们结识其他女性，互相砥砺。女权主义革命让很多人找到了自我，发现了自我。

同样有趣的是，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并不像现在这样关注（他人的）性取向。就像《裸体公仆》（杰克·高德1975年拍摄的关于同性恋标志人物昆汀·克里斯普的传记片）一样——人们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但只是听之任之。这一切都有据可查——男人与男人共舞，诸如此类。当然，这其中也有考验和磨难，人们并非不需要小心谨慎，但也有一种解放感。战争还在继续，很多事情都同时发生，所以人们并不会对某些事情特别在意。

《裸体公仆》（1975）

问：你的意思是40年代在某些方面是一个更加宽容的时代？

麦奎因：我所说的重点并不是宽容与否。就个人层面而言，人们并没有对他人进行监视。法院和警察可能会这么做，但普通人并不会关注这些。

这些事情已经持续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在此期间也有很多里程碑式的事件发生。人们谈论宽容的时代的时候经常提起60年代，但实际上闪电战也引起了很多社会变革。

问：一开场，消防水管就把一个人打晕了，然后肆意地扭来扭去，这个场景非常特别。你是怎么想到的？

麦奎因：还是通过研究。我当时脑海中浮现的是用木剑对付火龙的画面——这就像用水枪扑灭大火一样。而且他们的装备非常糟糕，水管是用帆布做的。在做研究时，我把火龙想象成一条会吐火、嘶嘶作响的毒蛇。

还有一个想法是，英国人在与敌人作战的同时，也在与自己战斗。我认为这贯穿了整部影片。这并非出于任何象征意义，请不要将其视为任何象征意义——但这是一个出发点。

问：你在一些火灾和轰炸的场景之后，接上了雏菊的黑白画面，这一剪辑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麦奎因：是曼·雷的一部先锋电影：《别烦我》（1926）。当我们从水的光线过渡到抽象的意象时，那实际上是盐晶体的底片，然后再切入雏菊的画面。

我对当时的动画和实验电影很感兴趣，它们往往是对一战的反思。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这部电影，并认为它非常适合用在《闪电战》中表现荒诞感。雏菊有一种美感，而它在黑白画面中更有一种对过去事物或它们本可能变成的样子的怀念。它就像马文·盖伊的歌曲《怜悯，怜悯我》一样——这是一种关于欲望、需要和可能性的想法。

《别烦我》（1926）

问：筹备的时候，你看了任何40年代的电影吗？

麦奎因：只有一部：《战火已起》（1943）。顺便说一句，这是一部伟大的电影——有史以来最好的英国电影之一。它传达的同志情谊很有启迪意义。这是一部战争宣传片，但我喜欢它的基调。让我觉得可爱的是，在影片开头有一个场景，一位亚裔绅士走在伦敦的路上。我很高兴看到他出现在那里，因为你很少能在（以那个年代为背景的）电影中看到这样的画面。对我来说，这就是伦敦的真实写照。有一种纪实的真实感。这与怀旧无关。

这部电影也很有帮助，因为它展示了当时使用的设备。里面有真正的消防员。所以它更像是一份研究文件。翻阅这种研究文件会带来什么发现呢——你会看到一个亚洲人走在路上。我敢打赌，如果这是一个虚构的银幕故事，他肯定不会出现在里面。绝对不会。你看过这部电影吗？

问：没有，但我最近看了鲍威尔和普雷斯伯格的《平步青云》（1946），看到天堂里出现了来自不同种族的队列，感觉很新鲜。有趣的是，在40年代这个看似不那么开明的时代，某些电影却比后来的电影更诚实地反映了少数族裔的存在。

麦奎因：这是修正主义的历史：你有机会改变历史，用自己的方式书写历史。就像亚裔和黑人军人被排除在银幕之外一样。1944年在巴黎的胜利游行中，美国人不想要任何黑人士兵出现。

《平步青云》（1946）

作为一名电影人，让我感到兴奋的是，你可以将事实和研究融入其中。但别忘了，我首先想拍出一部激动人心的影片，而且是一部任何人都能去看的影片。无论它是高雅或低俗，流行或文艺，我都不在乎。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部电影。如果人们会进一步去了解那段时期发生的某些事情，那就再好不过了。

问：有一个场景，镜头位于制高点俯瞰泰晤士河，几乎就像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眼中的伦敦透过保罗·纳什的画笔表现了出来，到处都是冒烟的瓦砾。艺术是否为你提供了视觉参考？

麦奎因：不。我的作品与绘画无关。它关注的是内里、气味和质地；它关注的是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你可以模仿的东西。这没有任何意义。它不是从某种描摹或模板中产生的——它必须通过一个过程才能显现。剧本只是一个起点，整部电影会基于这个起点不断发展和演变。这才是令人兴奋的地方。

以购物中心的场景为例。（美术指导）亚当·斯托克豪森和我的副导演亚当·索姆纳在赫尔逛了一圈，他们打电话给我说：「史蒂夫，我们发现了一个地方（赫尔河畔金斯顿的购物中心），可能会很有趣，你过来看看。」他们一告诉我，我就在脑子里构思了那场购物中心的戏（乔治在商店橱窗里看到种族主义殖民者的形象），剧本里没有这个场景。它肯定一直在我的脑海里，但那个地点让它浮出了水面，我一下子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是一种很美的感受。这就是电影。这不是该死的戏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是电影。是艺术。这是正在发生的艺术。这很令人兴奋。

问：乔治从行驶的火车上跳下的那场戏给影片带来了一种冒险的类型元素。是什么让你把这一幕写进了剧本？

麦奎因：这是为了让他改变叙事的方向。如果说我想在这部影片中描绘什么的话，那就是观众可以以某种方式掌握方向盘。这不是一部被动或控诉的电影。我对被动或控诉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我们如何能够积极主动地改变我们自己的叙事进程。很多电影只是展示，仅仅展示是不够的。

问：在我看来，虽然我们经常认为历史神话是在回顾中创造的，但它们其实往往是在现实中创造的。就当时英国人讲述的关于他们自己的神话而言，什么样的神话最让你感兴趣？

麦奎因：有些神话是真实的。（笑）我们的国家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二战。我只是想以一种具有某种现实意义的方式来看待它。例如，影片中在巴黎咖啡馆发生的一切（该场所遭到轰炸，数十人丧生，抢劫者来到现场抢掠贵重物品）都是真实的。最先赶到现场的人之一是一名典狱长，他报告说一些遇难者的手指不见了（抢劫者为了抢夺戒指而砍下了遇难者的手指）。就连那首《哦，约翰尼》也是轰炸时期人们真正唱过的歌。

当然也有一些善举。没有「如果」、「但是」或「也许」——有很多令人赞叹的善举。

问：你提到有些神话是真的。哪些是真的？

麦奎因：「僵硬的上唇」（译者注：二战时，官方总是告诉民众保持冷静，而人在意志薄弱或是恐惧时，上唇会不自觉的抖动，强作镇定的英国人不得不紧咬嘴唇。现在这个短语也常用来形容英国人沉着冷静、不轻易表露感情的品格）。它让人们度过了一些真正的恐怖时期，但它造成的创伤影响却持续了几代人。今天，人们仍在面对这种情感压抑的后遗症。

问：你们是如何处理影片中的音乐的？

麦奎因：汉斯·季默创作了配乐，而尼古拉斯·布里特尔和我创作了影片中演唱的曲子。我们了解黑人和亚洲人的社群的情况，以及当时可能会播放的音乐——当然，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当时会播放什么音乐，但我们知道有来自北非、西非和加勒比海的音乐，还有美国水手和伦敦及周边地区的其他人的音乐，以及美国爵士乐的影响。

因此，尼克和我，就像拍摄《为奴十二年》时的合作一样，对当时的音乐和可能演奏的音乐进行了大量研究。我写了《冬天的外套》这首歌的歌词，尼克写了旋律——这首歌讲述的是我父亲去世后，我得到了他的外套。我喜欢这样的想法，即把外套这样的东西包裹在某人的身体上。

此外，当时的许多歌曲都有类似的主题——《街道阳光灿烂的一面》《明天会更美好》《我们会再见面》，诸如此类。我们的想法一直是，也许你现在还没有完全理解，但你终会领悟的。就情感层面而言，音乐在《闪电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问：了解到这一点，你让（音乐家）保罗·韦勒和（音乐家和口述诗人）林顿·奎西·约翰逊出演也就说得通了。

麦奎因：这其实是个巧合——确切地说，我并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但这两个人是我认为很合适的选角。作为工人阶级，我们经常在音乐方面得到表现，但在表演方面却很少有施展空间。我们可以在表演中争取更多代表性，这才是真实性所在。

问：看到约翰逊在一个短暂的场景中扮演街角的「神谕者」，朗诵诗歌，真是太棒了。

麦奎因：我是被母亲拉着逛街市才了解伦敦的。她看到一个女人，就会互相打招呼，问对方知不知道这里或那里的红薯是否会便宜10便士。她们会一直跑到伦敦东区，或者伦敦西区——不管那里有什么市场。我记得人群中总有一些人在发言，周围有很多听众。集市是工人阶级聚会的地方。所以在林顿的那场戏中能捕捉到这一点真是太棒了。我想这是他除了音乐会的纪录电影之外的第一部电影。

问：韦勒没有任何表演经验，但他饰演的乔治的祖父杰拉尔德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麦奎因：能写歌、能演绎歌曲的人都能演戏。他的表演令人惊叹。对于杰拉尔德这个角色，我需要一个真实、有分量的人，一个游历过四方的人。所以我问他能否胜任。他不太确定，但后来我们通力合作，他找了一个表演教练，我们四处玩了一圈，他完全就进入角色了。你可以看到他和那个角色合为一体——完全不出戏。他不用多言，就能让你感受到某种历史。甚至他的缺席也有一种存在感。

与他合作非常愉快——也许一开始有点紧张，但把他扔进深水区，他就开始自己游起来了。

问：观众对《闪电战》的试映反应如何？

麦奎因：非常好。观众非常兴奋——他们说这就像过山车一样，这很好。这正是我想要的：惊险刺激。尽管《闪电战》很严肃，但你不能忘记它是一部惊险刺激的电影。很高兴人们能接受它。我想要刺激，但又不想流于表面。除了欢乐和笑声之外，我还想提出一些问题，比如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作为电影人，我也觉得自己有义务推动叙事。我们不能固步自封。

问：你的电影总是会吸引很多人......

麦奎因：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这有点奇怪，不是吗？（笑）我是说，关于绝食的电影，关于性瘾的电影，关于奴隶制的电影......各不一样，但都能赚钱。这很离奇，但的确是真的。

问：相较之下，用美国电影的说法，《闪电战》是你的第一部「PG-13」（译者注：即13岁或以下人士观看电影或电视节目时需要家长指引）的电影。

麦奎因：这是一部成人电影。在这部影片中，我没有因为觉得可能过于残酷而降低任何尺度。PG-13究竟是什么意义？我的初衷并不是要拍一部PG-13级的电影。拍摄《羞耻》（2011）时，我也没有打算拍出一部X级影片。我只是想尽自己所能拍出最好的电影，如果它碰巧是PG级的，好吧，我接受。反之，我也没有任何必要把它拍得更露骨。

《羞耻》（2011）

问：你目前在忙些什么？

麦奎因：我只是不想让电影院布满灰尘。我不希望它像博物馆一样。直到我们下次谈话之前，我只能透露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