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称帝，阻力有多大？反对者除梁启超、黎元洪，还有北洋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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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1915年11月25日国民代表大会的国体投票之后，12月11日，北洋政府参政院以“国民总代表”的名义向袁世凯发出了第一次推戴，“一致推戴今大总统为帝”，遭袁“劝还”。

值得玩味的是，在这封长仅千余字的声明不承认帝位的咨文中，袁世凯对于推戴书中变更国体，实行君主立宪一节没有表示任何异议，仅声明：

“天生民而立之君，大命不易，惟有丰功盛德者，始足以居之”，而自己“自问功业，既未足言”，所以希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熟筹审虑，另行推戴”。

这种欲就还推的手法显然是效仿了历史上篡位皇帝的三揖三让的故伎。当然，也在为“国民代表”们进一步地宣传新皇的“功德”制造着借口。

1、称帝的“闹剧”

果然，仅仅15分钟之后，另一封长达2000余字的第二次推戴书便再次呈交给了政事堂，其中列举了袁世凯“经武”、“匡国”、“开化”（新政）、“靖乱”、“定乱”、“交邻”等六大“功勋”，要求袁“亟颁明诏，宣示天下，正位登基，以慰薄海臣民喁喁之渴望”。

推戴书还强调了“时代两更，星霜四易”，而“兴废各有其运”之道。吁请：

“我皇帝睿智神武，为亿万百姓归心之元首，伏愿仰承帝眷，俯顺奥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六合。”

这时的袁世凯终于觉得帝制时机成熟。遂于次日(1915年12月12日)正式发表接受帝位申令，声称将接受“民意”，变更国体，并特别强调，将对反对帝制势力予以惩治。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身着大元帅服，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正式登上了中华帝国皇帝的宝座。

随后，袁世凯一面下令设立帝制大典筹备处，雕玉座，织龙袍，铸开国银币，重开紫禁城；一面加强军警执法处职权，禁止反对派活动，搜捕反对帝制人物。并正式诏告天下，从民国五年(1916年)1月1日起，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新皇将于是年元旦正式举行加冕登基大典。

在随后进行的功臣册封中，大量参与帝制运动的得力分子以及北洋实力派人物得到了封爵，其中包括龙济光以下一等公、二等公；一等侯；一等伯；一等子、二等子；一等男、二等男、三等男共计九级五等128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等四人以“德行勋猷，久负重望”被封为“嵩山四友”，作为国是咨询顾问，而“不复劳以朝请”。

前直隶总督，民国二年宋教仁被刺案的直接凶手赵秉钧被追封为“一等忠襄公”；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被册封为“武义亲王”。

和国体变更相应的是总统府官署和直属各级机构建制、职能的变化。

国体变更后，太和殿改为承运殿；中和殿改为体元殿；保和殿改为建极殿；原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原总统府公文收发处改为“奏事处”；公府指挥处改为“大内总指挥处”；政事堂国务卿由“承大总统之命监督政事堂事务”改为“监督行政，向大总统负责”；原来的由大总统发布命令，国务卿副署改为“大总统发布命令由政事堂奉行钤印，国务卿副署”，并规定此后，“凡用大总统命令，钤用大总统印者，均改为政事堂奉策令或申令”。

2、靡费铺张的“登基典礼”

帝制在国内所造成的灾难是极其严重的。仅帝制筹备的财政耗费一项便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负担。

1915年12月27日的《申报》首次披露了这次帝制活动的登基典礼的花费预算情况：

大礼费用之预算草案，其总数已定为五百九十余万元。

兹将各类预算采志于下：

祭典费二十六万一千九百五十四万元；工程费一百五十万七百八十一万元；调度费一百十七万八千六百五十三万元；飨宴费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元；接待费五十一万五千二十三万元；犒赏费十九万七千三十四元；大礼关系费一百六十万一千一百二十二元。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里所列出的仅仅是帝制大礼费的估算。

后来的事实表明，相对于帝制活动的全部实际耗费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零头数。

1916年9月6日《申报》载有的一封电文称：财政部调查帝制耗款，实数达六万万元有奇。

帝制经费主要来自于外国借款、中国和交通两银行的基本金及爱国储备金、国内公债、铁路收入、变卖官产等等。无论如何，这笔庞大的财政开支最终都只能来自于人民的血汗，“处处设卡，节节抽税，密如蛛网”。

其中，交储备银行因拨款充帝制经费和军事预备费，而致“不敷周转，纸币折扣”，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使中国人民在甲午赔款、庚子赔款之外，经历了又一次新的财政浩劫。而这些民脂民膏却最终都落入了大大小小的帝制人物的私囊之中。

袁世凯的亲信，被称为帝制“十三太保”之一的袁乃宽，因掌管中、北、南三海修缮工程，“任意浮支工银物价，竟立致五十余万元”。“即丰泽园中一水亭，可中饱二十五六万金”，而该亭“最多不过一二百金工资即可焕然一新也。”

同时，袁乃宽借三海修缮之机，还将文物国宝肆意偷出宫外。据说，其中趁修缮工程时携出的一个“青绿天鸡壶”，以金银片镶成，形制绝古，价值连城，经袁盗出后，以“三千金”售给了一家珠宝商，而此国宝辗转流失国外，英商某公司“但赎买此项物品，竟达三百万金之巨焉…”

在1915年的帝制活动中，袁乃宽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其所经手的也非主要工程和开支，但他竟能在如此短的时期里，靠着这样的几个小工程就“骤成巨富”，我们从此完全可以想象出其他在这场活动中扮演着更重要角色，或者是起着更为关键作用的人物从洪宪帝制中得到的好处。

他们便成了此次帝制活动中的第一批受益者。当然，这些人中，也包括了一些拥有着相当实力，而袁世凯不得不以重金加以收买和拢络，以谋求其对帝制予以支持的人物。

3、强烈的反对声音

帝制遭到的来自中外的一致反对是出乎袁世凯意料之外的。

1915年12月底，帝制申令一下，即在全国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工人、农民、民族工商业者、海外留学生积极行动起来，纷纷撰写文章、发表通电，强烈抗议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的行为。

帝制消息一传出，上海工商界的一些人士便明确宣示：

“中华民国大总统，不能变为大皇帝，否则对内对外，信用俱失。”

在同时期淞沪护军使杨善德致统率办事处的一封电文中报告说，洪宪改元后，上海新华各报，除《亚细亚报》外，均书民国五年，而拒绝使用洪宪年号字样。而且，1915年因反对帝制甚力而被查禁的上海《时事新报》，在帝制公开后重新恢复，“于禁递、禁销之后，仍在暗中流播内地”，而“上海各处的邮局却均为该报大开邮递之便，以至复刊不久，南京、武汉各地以及火车、交通各路，均有售卖此报者”。

与上海同时响应的是，四川、广东、湖南、湖北、福建等省商民纷纷发表宣言，痛斥袁世凯帝制自为，谋叛民国，并号召全国各界：“认明形势，群起迫袁退位，还我共和。”

为了镇压来自全国的对于帝制的铺天盖地的反抗，北洋政府在袁世凯正式登基同一日，即发表了“重视国家警权通令”的通电，要求各地警察，“提高警权，加强法纪，力保公安”，并责成其对于一切反抗帝制行为，“依法惩办，毋稍宽假”。

在全国范围内的反对袁世凯帝制的大潮中，广大华侨和海外留学生踊跃走向了前列。

1916年2月，墨西哥华侨号召全体旅外华侨一致行动起来，“不怕牺牲，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制度”。

留日学生代表李大钊在其所作的《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大声疾呼：

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今犹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不问其为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珠其人，火其书，珍灭其丑类，推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永绝其萌，勿使滋蔓，而后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图，中华维新之命运，始有成功之望。

帝制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原先对于袁世抱有幻想开始破灭，并逐步加入了与袁决裂、反袁反帝制的行列。

4、梁启超的反对

直至帝制公开之前，梁启超都是北洋政府中联袁拥袁的代表性人物。1913年4月，梁与著名的旧立宪党人物汤化龙等立宪派势力组织进步党，大肆鼓吹建立中央集权的“共和政体”，为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大造舆论，实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和北洋军事集团势力以及旧官僚派的三大政治派系势力新的联合。

“二次革命”时期，袁世凯外靠帝国主义支持，内靠进步党人助威，取得了对付孙中山革命党人的两项重要武器。与此同时，为了达到“带着袁世凯走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的良好政治愿望，梁启超的进步党人不但于1913年9月妥协迁就了袁世凯“先举总统，后定宪法”这一严重践踏国家法律的行径；而且梁本人还亲自出任了随后成立的熊希龄“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司法总长，再一次联手与袁合作共谋国事。

帝制的严峻现实终于使梁启超看清了袁世凯的真正面目，并与袁分道扬镳。

1915年8月，梁冒着生命危险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该文发出后，京津各报，争相转载，震动中外。

蔡锷称该文：

“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

11月间，随着帝制运动在京已进入公开筹备阶段，梁便与弟子蔡锷“共商大计”，确立了武装讨袁的方针。

在梁启超的帮助下，当时已被袁监禁的蔡锷成功地逃离了北京，取道日本，潜返云南，揭开了反袁护国的大旗。梁自己也于护国运动爆发后，冒着生命危险，亲赴两广，策划反袁独立。他写信号召在云、贵任职的进步党人，动员他们“义无反顾”地行动起来，反袁复辟，并亲自奔走于各地，部署进步党人与革命党人联合讨袁，并终于促成了护国运动的燎原之势。

在1916年5月发表的《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一文中，梁启超对于袁世凯的帝制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全文以精湛的文字，非凡的气魄，抨击了袁世凯的帝制野心，并描绘了一幅洪宪旗帜下的“复辟群丑图”：

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自推自戴…质而言之，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挟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偏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数嬖人蠕蠕而动。此数十嬖人，复牵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至参政院，糯糯而动。被长官复牵第三线，而千七百余不识廉耻之辈，冒充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其丑态秽声播于社会者，何营乎百万事！”

在稍后发表的《袁世凯之剖析》一文中，梁启超进一步断言，袁世凯“只能谓中世纪黑暗时代之怪魔人物，而决非十九、二十世纪中有价值人物”；“中国祸乱种子，全由袁氏所播，袁氏多统治一日，则祸乱之程度加深一日”。

梁称袁是当时中国所能找到的最坏的一个统治者。“盖国中任举一极恶之人，其恶却不能有加于袁氏，故无论若何不适于统治中国，而其不适之程度，也绝不能有加于袁氏也。”

梁启超在国内的政治上素有“舆论骄子”之称。长期以来，其本人及所领导下的进步党与袁世凯和北祥系关系密切。因此，他的这些文章在洪宪帝制后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5、徐世昌与黎元洪的态度

徐世昌是自晚清以来，对袁世凯最有影响的一位人物，徐、袁结义对清末民初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及外交影响之巨，作用之大，无与伦比。袁氏当政后，多亏得徐之赞襄帷幄。袁对徐不止敬重、佩服，甚至达到言听计从的地步。徐对帝制劝阻不能，见袁完全动心，决定辞职引退，自放江湖。

临行前，他曾致书袁世凯谓：

“称帝一事，暂不论其是非。就其利害而言，观察时局，确难料定会成功，而若半途而废，将何以回旋？”

他同时向袁世凯发出警告：

“人各有志，志为仙佛之人多测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测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

黎元洪是北洋政府初期另一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二次革命”时期，黎曾以中华民国副总统的资格，屡次通电，拥护袁世凯，并积极在湖北一带搜捕革命党人，配合北洋方面的军事行动。“二次革命”结束后，黎应袁之邀入京，其后不久，黎即加入了梁启超的进步党，成为袁世凯政治集权的重要支持力量，并且亲自出任“新约法”时期参政院院长，自觉地充当了袁政治独裁的帮凶角色。因此。

帝制发生后，袁世凯立即给了黎元洪相当的优待。

但帝制公开后，黎元洪却坚决地表示了与袁决裂的态度。

1915年12月15日，袁世凯公布帝制后的第一道命令：

以“艰苦卓绝，力保大局，百折不回，厥功甚伟”之评语，特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以示尊崇。不料，册封消息传出后，黎却当即表示：“我志已定，（武义亲王）决不接受，即牺牲个人，亦所不惜。”

12月15日，是黎元洪“武义亲王”的册封日。袁世凯令在京文武简任以上官员，一律赴东厂胡同黎邸致贺。

从当日晨7点开始，文武百官即涌至东厂胡同，东至福隆寺，西抵皇城根，南过东安市场，北抵安定门大街，拥挤不堪，路为之塞。新朝国务卿陆征祥向黎宣读了“洪宪大皇帝”袁世凯的册封，并代表文武官员致贺。

黎当即答以：

“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敝人不敢接受。盖大总统以敝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助，故优予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竿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故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愧不敢当。”

言毕，即返身入内，众人只好默然无语散去。

此后，袁世凯又下令派永增军衣庄成衣匠赴黎邸为其量制“亲王服”，再度遭到黎拒绝，并谓“我非亲王，何需制服”。后政事堂以公文送达黎邸，封面书“武义亲王亲拆”，被收者误剪，及呈阅时，黎极震怒，谓：“我非武义亲王，岂能收交武义亲王开拆之公文？”饬令退还，以至“收文者大窘，多方设法换封，方得退还”。

黎、袁本为儿女姻亲。向例年节，双方均有馈赠。在1915年终，袁送黎礼，用红帖书有“赏武义亲王”字样，叫差官四人披红带骑马，送至东厂胡同“武义亲王府”。黎大怒拒收，直至两天后，袁便改用“姻愚弟袁世凯”字样，黎始接收了这位亲家的贺年礼物。

对于黎元洪倔强的抵制帝制的态度，袁世凯竟无可奈何。其派驻黎元洪邸中的侍卫们“无不深恨黄陂（即黎元洪，黎为湖北黄陂人)，终日大声痛置，故使黄陂闻之”。

黎元洪拒受封“武义亲王”的一幕活剧生动地反映了袁世凯在北洋政府上层内部，因洪宪帝制所遭致的抵触。

6、北洋内部反对称帝的人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即使在北洋系内部的核心人物中，也存在着普遍的反对帝制的倾向，这里让我们来看一看被称为北洋龙、虎、豹三杰（一称为北洋龙、虎、狗)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对于帝制的态度。

帝制酝酿之初，王士珍就因“不汲汲于帝制”，而遭到了袁克定的忌愤，“克定愤，欲饮酒鸩之。事为他人所泄，士珍于是乞假，以觇动静。袁令居西山之麓，并饬密探侦之，士珍大困”。

另一位于同时期退隐西山的人物是段祺瑞。在12月21日的大封爵中，我们发现，自龙济光、张勋以下计有128人受封，内中几乎包括了北洋系中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等所有的骨干人物，也包括了许多名不见于经传的小人物，“允宜特沛施恩，论功行赏”。

唯独并没有提及这位在当时最有影响的北洋陆军总长段祺瑞。事实上，自1915年5月帝制显露端倪后，段即称病退居北京西山，不问政事，不久便被正式免职。

继此之后，为表示对帝制的不满，张一麐、严修等人亦“相率引疾辞职”；徐世昌在辞职未准以前，迁出公府，移居蝴蝶胡同；教育总长汤化龙、总检察长罗文干、参政熊希龄等纷纷辞职，或请假出京。一时“政界中人辞职或请假，俄然成为新皇帝登基前相当普遍风气”。

冯国璋是洪宪时期最具影响的北洋地方实力派代表。其离合向背也是直接关系着袁世凯帝制成败的一个重要力量，故当时人称其“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

但帝制一公开，冯即表示了对袁的不满：

“跟老头子这么多年，牺牲了自己的主张，扶保他做了元首，对我们仍不说一句真心话，闹到结果，仍是帝制自为，传子不传贤。像这样的曹丕（指袁克定）将来如何同候得了，徒然叫我们两面不够人”。

护国战争爆发后，为了镇压西南反袁势力，袁急调冯入京，委以参谋长兼征滇军总司令。冯便装病，拒绝北上，并在战争爆发之后，很快地倒向了西南方面，反戈一击。

我们不应简单地从人数对比上来看待在洪宪时期北洋系内部帝制派和反帝制派之间的力量对比。

应该看到，王、冯、段等人都是北洋系中最具实力和最有影响的中坚力量，他们在北洋系中代表一股相当强大的势力。在北洋系内部，他们和段芝贵、陈宦等人的地位不一样，其对于帝制的态度自然也不一样。由于地位的关系，他们本都并不用通过帝制来“攀龙附凤”。

恰恰相反，帝制的复活不但断绝了他们作为总统继任者的最后希望，而且，他们还要反过来向他们最瞧不起的袁克定下跪称臣，这显然是他们无法接受的。

当护国战争爆发后，他们对于帝制的冷淡和消极态度不可避免地对于前线的战事发生着巨大影响。

从战争一开始，包括曹锟、吴佩孚等在内的相当一批直系将领们都不得不对万一袁氏失败后自己的归依忧心忡忡了。南北尚未接触，前线悍将吴佩孚即告诉曹锟，应该暗中联络各省，将来项城失败，可免赞成帝制之嫌疑，如果护国军失败，则与项城交谊还在，此为一举两全之策。

果然，南北两军甫经接触，北军主力曹锟便依计采取了明暗两面政策，一面继续向袁世凯报告前线情况，敷衍袁世凯；一面与各省区联络，暗通声息。

但是，对于北洋系内部的这些反帝制倾向，袁世凯并没有给予应有的警惕。当时，权力的欲望和贪婪在中外复辟的鼓噪和推动之下，一发而不可收，结果却是一叶障目，白昼取金于市，只见其金而不见其人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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