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重回第二故乡看到村里的狗娃，我心里一阵阵难受

2023年3月12日，我和王燕明、张树生一起重返第二故乡，来到了我们当年插队落户的刘家坪村，寻找当年的青春记忆，看望对我们恩重如山的乡亲们。

阔别四十多年，刘家坪村（当年叫刘家坪大队）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化，当年的羊肠小路已经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水泥路，土窑洞也都变成了宽阔明亮的新式窑洞，当年周边光秃秃的山山峁峁，也都栽满了苹果树和枣树，要不是当年我们居住的那几孔窑洞（知青点）还保留着，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们当年插队落户生活了多年的刘家坪。

村里人很稀少，一半以上的人家都是院门紧闭，门上挂着锁。我们在村子里转了半天，才跟坐在村口晒太阳的几位老人打招呼，问他们为什么好多人家都锁着门。

一位老人疑惑地看着我们说，年轻人都进城打工了，好多当父母的也都进城帮儿女带娃去了，村里基本就剩了一些老弱病残的人，全村三个村民小组的人口都不足一百人了。

刚开始几位老人并没有认出我们，有的老人我们也确实不认识了，甚至有的人连名字都不记得了。当我们说起当年北京知青来插队落户的事情，一位老人盯着我打量了半天，突然喊道：“赵和平，你是赵和平。”

那位老人叫出了我的名字，我才认出他来，他就是刘俊德，当年队里的饲养员，现在都八十七岁了。我上前握住他的手，看着他满头白发和脸上像沟壑纵横的皱纹，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刘俊德大叔也认出了王燕明和张树生，他拉着我们的手说：“哈呀！这一晃你们都走了四十多年了，我还真认不出来了。走，快家里去坐。”

在去刘大叔家的路上，我们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在路上打扫卫生，刘俊德大叔就对那人说：“狗娃，你看谁来啦？”

听到喊声，打扫卫生的那人回头看了我一眼，扔下手里的扫帚，跑到我面前，在他的衣服上擦了擦双手，有些拘谨地说：“和平叔，你们咋来了？”

要不是刘大叔喊了狗娃的名字，我肯定认不出他来，他不光是头发白了，背也驼了，嘴里牙齿也没几颗了。看着狗娃苍老的脸庞和瘦弱的身材，我心里一阵阵难受。

这个叫狗娃的人比我小九岁，三岁那年他父亲意外去世，是他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的。狗娃的大名叫刘明亮，可村里人没人喊他的大名，就连比他小的娃娃，也都叫他狗娃。

有关狗娃的事情，还要从我们刚来刘家坪大队插队落户时说起。

我是1969年1月22日下午来到陕北刘家坪大队的，当时我们九名北京知青被分在刘家坪三队插队落户，大家临时住在了牛棚旁边的两孔土窑里。

当时帮我们做饭的是一位年轻婆姨，她就是狗娃的母亲，狗娃当年七岁。狗娃的母亲叫高春梅，村里的年轻人都喊她春梅嫂子，我们也称呼她春梅嫂子。其实，高春梅比我们大十几岁哩。

春梅嫂子每次来帮我们做饭的时候，狗娃也跟着到牛棚来玩。因为我们都喊春梅嫂子，所以狗娃只能管我们男知青叫叔叔，管女知青叫姑姑。春梅嫂子告诉我们，狗娃的大名叫刘明亮，狗娃是小名。

狗娃长得憨头憨脑的，反应比其他同龄的孩子略显迟钝，倒也不傻，也会数数，能从一数到五六十。第一次见狗娃，我给了他几块糖块，他每次看到我就会笑一笑，有时也叫一声叔，但很少叫。

有一次我不在窑里的时候，他偷偷翻我的提包，正好被他妈看到，狗娃被他妈打了一顿。我问他为什么翻我的提包，他说提包里有糖块。

到陕北插队的时候，我姐送给我一个很精致的口琴，说寂寞的时候就吹着玩，省得想家。其实，我并不喜欢吹口琴，更不懂的乐谱，也不会吹。偶尔拿出来随便吹几下，声音还是蛮好听的，就是不成曲调。每次吹口琴，狗娃都会很安静地坐在旁边听，好像他很喜欢我吹口琴。

春节过后，天气暖和了，地里的农活也开始忙了。我们跟着春梅嫂子学会了做饭，春梅嫂子也就不帮我们做饭了，她也和我们一起天天出山劳动。出山劳动的时候，狗娃有时也跟着她妈去玩。

劳动休息时间，我就想教狗娃识字认字，可他的记性不好，今天学会了，明天又忘了，学了个把月，他只认得几个字，自己的名字也不认得，怎么教也不会，后来他干脆不学了。

我们来到刘家坪第三年秋天的一个上午，社员们都坐在地畔歇歇，我就掏出口琴吹着玩。刚吹了几下，狗娃来到我身边，一把抢走了我的口琴。我喊了几声，他不但不还给我，还放在嘴上胡乱吹了起来。

看自己的娃娃又犯浑了，春梅嫂子跑过来，夺过狗娃手里的口琴，还打了他两巴掌。狗娃没哭，又凑到我身边来了。我把口琴装在衣袋里，故意和别人说话，就当作没看到狗娃。

狗娃盯着我装口琴的口袋，好像在说：“叔叔，让我吹一下嘛。”

刘根旺队长看出了狗娃的心思，就指着挺远的一个小山峁跟他开玩笑：“狗娃，那个山峁上有一个马蜂窝，你要是把那个马蜂窝给哦（我）弄来，你和平叔的那个口琴就给你。”

看看那个山峁，再回头看看我，狗娃撒腿就往那个山峁跑去。

大约一个半小时后，眼看着就要收工了，狗娃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他手里拿着一个马蜂窝，两个胳膊上都是血道子，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嘴也肿了。看到狗娃成了那个样子，不光是春梅嫂子流泪了，我心里也很难受。更难受的是刘队长，他后悔不该跟狗娃开这样的玩笑。

狗娃没哭，他站在我身边，两眼盯着我装口琴的衣袋，一句话也不说。我赶忙掏出那个口琴，递给了狗娃。春梅嫂子不让，狗娃拿着口琴就跑了。

把口琴给了狗娃，我心疼得够呛。收工回家的路上，刘队长还跟我赔不是，说过两天再把口琴给我要回来。我嘴上虽说不要了，可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

回到知青点，我们刚做好午饭，正准备吃午饭，春梅嫂子哭着跑来了，她说狗娃不行了。我们也顾不上吃饭了，赶忙跑到春梅嫂子家，背起狗娃就去了公社卫生院。

到了黑天的时候，狗娃才醒过来，他的脸和头全肿了，手面子和胳膊也有红肿的地方。医生说这娃娃命大，山马蜂毒性大，能活过来真是一个奇迹。

过了十来天狗娃的脸上才恢复正常了，但胳膊上还有明显的伤痕。那次狗娃受伤，刘队长承担了一半的医药费，我们北京知青承担了一半。刘队长和春梅嫂子都不同意我们知青掏医疗费，我们觉得一人掏一块多钱，也不是什么大事情。可这些钱要是放在春梅嫂子身上，她就成了负担。

一晃就到了1976年秋天，我幸运地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赶上了被推荐上大学（我上的是专科）的末班车，成了天津纺织工学院的一名学生。

离开刘家坪的前一天，我把自己的那个木箱子给了春梅嫂子，脸盆、热水瓶等生活用品都送给了乡亲们。离开刘家坪大队那天，乡亲们把我送到了村口，刘队长和狗娃一直把我送到公社汽车站。

在汽车站分别的时候，狗娃拉着我流泪了。在刘家坪生活了七年多，我很少见狗娃流过眼泪。汽车开动了，刘队长才拉着狗娃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公社汽车站。

从此，我就和刘家坪的乡亲们断了联系。2009年春天，当年一起下乡的几个同学回刘家坪看望乡亲们，我当时在外地赶不回来，错失了一次重返第二故乡的机会。

这次回到刘家坪才知道，刘队长早就去世了，春梅嫂子也不在了，可怜的狗娃打了一辈子光棍，一排三孔窑洞里，里外就他一个人。

离开刘家坪的时候，我给了饲养员刘大叔两千块钱，给了狗娃两千块钱，给乡亲们送了礼物。狗娃说啥也不要钱，他说责任田流转了，给村里打扫卫生一个月给七百五十块钱，他生活上没困难。

看狗娃比我还显苍老，我就对他说：“你都六十多岁了，以后我不能叫你的小名了，你也不要叫我叔了，咱俩年龄差不多，你叫我哥就行。”“叔，你叫哦（我）狗娃就是，村里没有人知道我的大名，连娃娃都叫我狗娃。你是我叔，我咋能叫你哥哩。”狗娃说完，憨厚地笑了笑，核桃皮一样的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

那一刻，我心里酸酸的，多么淳朴善良的狗娃，他咋就没寻上个婆姨呢。第二故乡的狗娃，成了我放不下的牵挂。

时隔这么多年，每当想起当年狗娃为了一个口琴差点没被山马蜂蜇死的那一幕，我还心有余悸，我心里还很难受。再想想狗娃打了一辈子光棍，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我心里更难受。但愿以后的岁月里，狗娃能够平平安安，好好享受现在的幸福生活，再也不受苦。也祝愿第二故乡的乡亲们都幸福快乐。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赵和平老师讲述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