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夏朝”：河南考古重大发现，中国史书可信度又一次被印证

原本无人质疑的夏朝，被中国人确信了3000多年后，却在近代迎来西方的质疑。尽管西方以缺乏考古文字铁证为由而不承认夏朝的存在，于是在他们撰写的世界通史上将商朝列为中国第一王朝，但不妨碍西方学者大谈特谈毫无考古实据的“印欧人”或同样没有文字证据的特洛伊等等。

受到西方观点的影响，于是夏朝存在与否似乎就成为“争议”，但中国社科院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鹏曾经指出：“实际情况接近于95％的领域内专家认为二里头是夏，5％认为不能确定，而完全否定的国内专家几乎没有。”

因此，就目前材料发现而言，中国领域内的专家普遍认可二里头遗址即为夏朝晚期都城，更没什么领域内专家否定夏朝。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不是因为民族自豪情结，而是在于信史记载，以及与之吻合的考古发现。

过去百年，中国取得了很多重大考古发现，而对于夏朝考古，除了二里头等之外，河南还有一个重大发现，这就是位于南阳的八里桥遗址，填补了夏文化研究的又一空白。更重要的是，这一遗址的考证，也再一次印证了中国史书的可信度。

上个世纪，在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券桥乡大程庄村，考古发现夏朝时期的“八里桥遗址”。该遗址面积约135万平方米（目前仅发掘1800平），建有大型环壕，“多网格”城市规划布局，以及数量众多的陶器、石器、玉器等，其中还出土象征诸侯王权的石钺，说明此处是二里头文化时期一个高等级的聚落。

但究竟该如何定性八里桥遗址，以及与二里头是何关系，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如今终于给出了答案。

首先，河南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梁法伟指出：“八里桥遗址在聚落布局、功能区划、陶器组合和器物形态以及精神生活方面与二里头遗址保持高度一致，体现出二者存在着高度的内在关联。”但二里头显然是“源”、八里桥是“流”。

其次，该遗址考古发掘人王豪指出：该遗址“有墙垣、道路等设施，发现有大型夯土基址、祭祀坑等重要遗迹，出土有陶器、玉器、绿松石器等遗物，彰显出八里桥遗址较高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地位。”因此，八里桥遗址在夏朝地位必然很高。

综合各种考古发现，如今中国考古将八里桥正式定性为“夏王朝区域中心城邑”，属于“夏王朝次级中心聚落”。

巧合的是，在先秦诸多史书中，八里桥遗址所在的方城地区，有一个夏朝时期的重要诸侯。

先秦《世本》记载：“鄫，鄫氏，分封用国为氏，鲁有鄫鼓父。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或缯或曾）。”而《国语》记载“杞、缯则大姒。缯，申之与国也”，《左传》又云“致方城之外于缯关”，因此最初的缯国就在今河南省方城县境内。

商朝建立之后，姒姓鄫国并未灭亡，武丁时的甲骨文记载“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从我，中从舆，左从曾。十二月。”武丁南征，“我”、“舆”、“曾”出兵配合。

周朝建立之后，鄫国也是没有灭亡，《国语》记载“有夏虽衰，杞、鄫犹在”。上个世纪，在湖北京山一带发现的曾子斿铜鼎，其铭文中有“惠于剌曲”，而“剌”通“烈”。学者马承源在《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指出：“剌曲”就是“烈曲”，也即姒姓曾国始祖“曲烈”的倒文。

也就是说，从传世与出土文献上看，八里桥遗址的主人应是少康之子曲烈，在此建立的是曾国，传承了1400余年。

更为重要的是，八里桥遗址出土了一些零星文字，学者蔡云章等在《八里桥“刻划符号”与夏代文字》一文中考证指出：八里桥出土了“自证性文书资料”，证明史书和春秋金文所说姒姓曾国的始祖号“曲烈”，从而说明这处遗址正是姒姓曾国的始封地。

史书记载方城有夏朝曲烈曾国，考古在此恰好发现“夏王朝区域中心城邑”的八里桥遗址，这就不得不让人感慨中国史书的可信度。

纵观夏商周三代历史，在“南方”这个问题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高度重视南阳方城一带，夏朝自不必多说，商周情况如下。

商朝时期，在湖北武汉市黄陂区建有“盘龙城遗址”据点。九世之乱后，商朝一度废弃盘龙城遗址，但武丁之后恢复强盛，再一次通过方城地区南征。

周朝之后，将得力名将封在战略要地，或封在敌人势力很强的区域，比如齐国、燕国、鲁国都是这样，而南宫括的随国也是如此。随国位于湖北随州，应是后来灭了姒姓曾国，故又自称曾国。

那么，夏商周为何如此重视方城一带？原因很简单，因为八里桥遗址的所在地理位置，是连接中原腹地和江汉平原的关键咽喉，这里有著名的随枣走廊。扼守住了这里，那么既能攻略南方，以获取南方南方铜矿、绿松石和朱砂等资源，又能保障中原或二里头王都的安全，即防止南方势力北上。

最后，关于本文话题，还有两点值得一提：

首先，所谓夏朝存在与否的争论，其实只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考古已经证实商朝之前必有“王朝”，比如二里头与八里桥遗址的关系即为明证之一，只是这个商朝之前的王朝叫不叫“夏”存疑而已。商朝自称为“商”，周人后来称之为“殷”，难道“殷朝”就不代表“商朝”了？

其次，相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史书的可信度极高，八里桥遗址可以对应史书记载即为明证。其实，类似案例可谓数不胜数，都是在史书记载的大致范围内，现代考古发现一些遗址，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二里头遗址，根据史书记载的范围而找到。

参考资料：

《蔡云章等——八里桥“刻划符号”与夏代文字》

《中国青年网——夏王朝区域中心城邑被发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