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要动真格了

　　在前不久，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2023年度个税汇算清缴报告》。

　　其中最让人关注的一点，莫过于整体个税缴纳情况，在取得综合所得的人员中，无需缴纳个税的人员占比超过了七成。

　　剩余不到三成的实际缴税人员里，六成以上仅适用3%的最低档税率。

　　可以说，减税政策初见成效。

　　自2019年，正式把个税起征点从每月3500元提高至5000元以后，国家在有关专项附加扣除标准上就不断做加法。

　　去年更是把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和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拔高了不少。

　　按照相关计算方式，虽然起征点还是5000元不变，可加上专项附加扣除，再减去三险一金，理论上来说，个人综合所得年收入不超过10万元的，基本不用缴纳个税了。

　　好处是很明显的，据统计，去年全国大约有6700万人享受到了该项政策优惠。

　　最起码落实了减负的目的，一定程度相当于派发红利了。

　　就是有不少网友自嘲道：可惜我所有收入加起来也没有5000，连享受红利的资格都拿不到。

　　早在个税起征点还是3500元的时候，个人纳税人的规模就有将近1.6亿，当起征点调到5000时，一下便锐减了9000多万。

　　换言之，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仅有6000多万，3500到5000档次的有差不多一亿，而当前全国就业人口在7.4到7.5亿之间。

　　也就说有接近6亿劳动力工资不到3500元， 这与 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 状况还挺相符的。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数和中位数分别是39218元和33036元，平均到每个月也就是3000元上下。

　　如果分城镇和农村两个区域来讨论的话，那差距就更大了。

　　《中国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21》里面提到，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数达到9.64亿， 与 5000 元起征点还差了一倍有余，可以看出 个税 的 覆盖面 并不算大。

　　突然想到在更早时间，网上流行过一些段子，什么“30岁月入不过万算失败吗”“全国平均工资8000元，你拉后腿了吗”。

　　如今看来莫名有些黑色幽默，但更多的是心酸。

　　要说这些段子全是空穴来风，倒也未必无因，毕竟在8年前，某官媒就曾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2024年，中国开始进入高收入阶段》。

　　文章引用了一个“很重要”的数据，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按照2022年世界银行公布的最新标准，只要迈过了1.32万美元的人均国民总收入门槛线，就可以定义为高收入国家。

　　我国去年人均国民总收入，按美元计价为1.26万美元，确实很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了。

　　可问题是GNI并非大家所理解的可支配收入，实际作用与国民生产总值（GNP）相当。

　　虽然不是很懂联合国把GNI和GNP归为一类的意义在哪里，但对某些专家来说，这足以作为事实佐证了。

　　再加上懂王和美国国会不辞辛劳给咱们抬桥子，最后中国成为发达国家是“既定事实”，还不用等到2024年。

　　要说文章完全说错了，也不是，因为按照网上的一些动态，某些人的确挺发达的。

　　在10月初，有位孝子贤孙把家里存款24亿，珍藏宝物无数的现实给晒了出来。可据网友们抽丝剥茧一番侦查，这位好大孙家族的财产状况似乎有点“虎里虎气”。

　　与之相比，某鲶鱼炫耀家里有9位数存款都不算事了。

　　看得出来，某些二代、三代很有拨乱反正意识，非得闹腾到引起相关单位的调查兴趣，才作罢。

　　其实随着这些年严打步伐的越发收紧，不断有大老虎浮出水面，相当一部分是小官巨贪，像前几天《人民法院报》刊发了关于李某某贪腐案的公告，据称涉贪金额达到31亿，刷新了近几年的记录。

　　而这位李副市长，在任地区的人生育率，工资都非常低，可以说是直接趴在老百姓头上吸血了，一时间舆论哗然。

　　不说贪腐案的刺激，哪怕是被造谣得沸沸扬扬的“天价拆迁”，都时刻挑动着老百姓的神经，网上极端言论此起彼伏。

　　怨气之所以变得越来越浓重，除了经济下行期，大家荷包越来越扁塌外，更关键一点是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愈发严峻了。

　　要说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时正值改革开放。

　　要谈国运，先要谈发展，这第一桶金就显得相当重要。

　　这里说的金指的是资本，无论是搞市场经济，还是融入全球化节奏，都不离开对资本的运用。

　　对原始资本的快速积累和运用，让80年代的国内经济迅速挤进了快车道，并一路高歌，成为仅此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只是到了中后期，还是和其他国家一样，不可避免出现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有人趁机鼓捣，指出资本的原罪性，并倡议加大、甚至回归计划经济的脚步，说这样才能调节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

　　必须先说明一点，改革开放绝对是当时的唯一选择。

　　如果不搞市场经济的话，别说什么先富带动后富、产业升级，大家伙能不能逃脱温饱线还是未知之数，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成为大号版古巴。

　　另外，资本并没有好坏之分，最终能出来什么样的效果，主要看怎样操作，如果因为害怕问题，而忌讳发展，无疑是因噎废食了。

　　回归到收入分配不均的诱因，是以往对资本的配置和运用太过粗放了。

　　不过从历史角度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相比国内资本，外来资金才是资本的大头，也就是俗称的热钱，这是那时候国内最需要的资本来源。

　　要吸引热钱涌入搞发展，首先得把门户打开，同时各方面优惠政策也要尽量到位，不然全世界国门大开的经济体那么多，有些底线还放得更低，凭什么让外来资本流入中国？

　　在市场化建设这块，当时国内虽然还处于小白阶段，也知道过度依赖资本的坏处，一个处理不好，很容易像泰国那样，成为自由市场的牺牲品，变成西方的血包。

　　只是发展重要性高于一切，对资本的精细化配置，只能后续一步步来了，因此有了先富带动后富的说法。

　　现在的情况是，由于早期对资本的运作，并没有非常完善的监管和调控机制，所以才出现资本横冲直撞，某些有心人投机取巧，空手套白狼的情况。

　　大老虎们就是这么来的。

　　同时，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拉大，也成为制约内需增长，影响经济稳定的根本原因。

　　老百姓的荷包始终鼓不起来，还要看着富的越富，穷的越穷，难怪怨气会这么大。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一个，从政策、行动上让利于民，给大家减负。

　　其实有关这方面的宏观调控一直密锣紧鼓进行中，像提高个税起征力度就是一个。

　　或许大家有所疑问，不是说这个政策覆盖面太窄，不管是3500还是5000，对于连月收入3000元都没有的人来说，意义不大么。

　　上层之所以一再强调这个政策，突出了他们对个税征收的重视。

　　根据过去几次重要会议的内容，看得出来，官方要对税收结构进行切实优化，提高个税的地位和执行力度。

　　例如增加综合所得的范围，哪些该免，哪些该收，更加详尽细化。

　　另外加强大数据监管力度，增加顶层避税的难度，把逃离国家监管的那一大截不可控税收找补回来。

　　只有这样，国家才有余力实现“侧重公平原则”，针对中下层群体的再分配； 地方要缓解财政压力，也不用再往交通罚单创收、对中小企业实行一刀切制裁等 “异常非税收入”上想办法了。

　　这并非是要拿富人动刀，而是对资本运作监管的一种完善和加强，只有让资本运作由粗放走向精细化，才能为下一步收入调控打好基础。

　　结合10月10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释放出来的信号显而易见，国家允许大家在合理规则下各凭本事，创造财富，但想再玩投机倒把，然后转移国外那一套，是越来越难了。

　　主打一个趋向公平。

　　虽然不强求顶层们都成为于东来，拿够所需的，剩下分给手下员工，充分响应国家“第三次分配”的倡议。

　　但如果资本家们一味高喊“白花花的银子都给了穷人，造孽啊”，只会让收入不均的局面愈加溃败，提振经济更无从谈起。

　　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对于中产群体，应当适当救危扶困，最起码要稳住这个群体的比例，别再出现大规模中产返贫的现象。

　　中产并不是一个伪命题，某程度上，它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一旦这个群体出现崩塌，后果会十分严重。

　　这段时间金融、房地产的相关指标会变得这么难看，中产大面积返贫就是其中一个因素。

　　更糟糕一点，是产生的负面连锁效应。

　　老百姓好不容易通过努力，跃迁成为中产群体，稍稍体验了一把精英阶层的富足，却因为经济危机来临，导致大规模裁员潮、金融震荡，最后从中层掉到底层，甚至跌穿底层，进入深渊。

　　对于中产来说，断供的确是深渊般的存在了，不仅房子没了，还有一辈子偿还不清的债务。

　　所以不难理解，最近上层为何要动真格，既要降准降息扶起金融，又要降存量房贷，缓解断贷潮，有部分原因是要给中产们缓一口气，别崩掉了。

　　只要中产群体慢慢壮大，也就代表着脱贫的人群日益增多。

　　总的来说，只有着手解决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让老百姓看到逐步富起来的希望，才真正谈得上刺激消费，提振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