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讨论能推动社会改变吗？

中国人向来对政治有着无穷的兴趣，只不过那种兴趣，以往多在意的是“权力”，直到近些年来公众才开始积极参与讨论“权利”。

当然，权利意识的萌发原本就与个人主义的兴起同步，因为权利话语本身对应的就是自治的个体，是一种去中心化的现象：只要不损害别人，自己怎么过都可以。

此时，一方面变化正在发生，另一方面社会又对这一变化充满疑虑，网络平台又使得大规模公共讨论第一次成为可能，其结果就是众声喧哗，泥沙俱下。

虽然中国人终于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权利主张，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进行公共讨论，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对当下发生在网络空间的争论，社会普遍的观感都是负面的。

知识分子尤其失望，认为太多人既不能“正确”地进行讨论，甚至都不清楚一些讨论的基本概念，何况还有诸多话题是不容争论的，也就很难期望能推动什么样的社会改变。

《搜索》剧照

我们应当对这一幕感到失望乃至绝望吗？我并不这么认为。

看看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就会发现，它们的社会进步也都是经过漫长的变迁才逐步完成的。

不用细想就能明白，任何社会的运行都有赖于某种秩序，而秩序对于新生事物难免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保守反应，毕竟，凭什么相信新的东西比一直运作良好的已有秩序更可取呢？

事实上，公共讨论中相当多有争议的话题，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抵制变革时最经常举出的理由，就是必须对“传统”保持敬畏。

《空谈》

作者：林垚

出版时间：2024年6月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为一个左翼自由主义者，林垚在《空谈》中，从美国政治中的同性恋、堕胎、政治正确等一系列争议话题谈起，辨析了其中隐藏的逻辑，雄辩地批驳了保守主义观点。

其中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在我看来就是“把人当人看”，必须以人为本，重估一切价值。他字里行间的坚定、勇猛和犀利，本质上都基于此。

毫无疑问，现有的社会秩序并不是没有改进的余地，人的权利也没有得到完全实现，抵制改变的种种话语也不是没有破绽。

所谓“尊重传统”，把现有秩序看作是“自然”的，其实是一种“缺省态的理由”，是一种对现状缺乏反思和充分论证的状态，而现代人的重要特质，就是要承认其作为道德主体的能动性，“亦即理解道德概念与行为后果并据此自主行动的能力，以及作为道德主体运用这种能动性追求自我实现与自我改造的能力和资格”（第124页）。

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传统”和“自然”，其实往往也是文化建构的结果。德国哲学家康德反对同性恋，因为在他看来同性恋“违反自然本能与动物本性”，是反常的、违反自然规律的，会“使人不配拥有人性，也就不配再做一个人”，然而一个人的性取向既没有伤害到他人，为什么就要被社会所不容？儒家曾把等级制看作是“自然”的，美国的南方邦联还曾把奴隶制、对优等种族的屈从，也都看作是“黑鬼自然且道德的处境”，但现在还有人认为这是“自然”的吗？

公共讨论之所以有必要，就在于人类社会的价值变迁必须通过这样的复杂动态过程，才能达成新的共识：对新生事物持有怀疑观望态度是正常反应，但重要的是保持开放的框架，在规则容许的范围内合理论证究竟哪一种才是对社会而言更为可取的。

在此，林垚的论证可说已足够严密，但在公共讨论中，这样理性的声音能说服人吗？那可就未必了，因为很多人并不看逻辑。

这不独中国人如此，即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社会，人们在看待问题时，出发点并不是话语的哲学逻辑，而是依靠本能的道德直觉和切身利益。

欧洲各国居民不愿意和同性恋做邻居的比例

美国曾有民意调查发现，很多人觉得同性恋者就是着意追求不健康、不道德生活方式的人，其行为准则使他们不适宜在社会上占据众多的重要位置，也就是说，这些人只能作为“道德少数派”。

另一项调查证实观点与立场的相关性：美国反堕胎的激进分子多是操持家务的妇女，占63%；而选择权利激进分子，则94%有工作。用大白话说，这可算得是“屁股决定脑袋”，也就是人们持有的观点，实际上是对自身处境的合理化。

即便人们在理智上意识到某一理念是正确的，但落实到具体措施，尤其当自身利益可能受损时，那可就不好说了。

《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一书曾列出一组数据：80%的民众同意政府应与歧视行为作斗争；但支持扶持措施的通常仅40%-50%；而仅1/3的人赞成给予黑人特殊照顾或优待；一旦提到名额比例，支持者就降到20%。

其结果，“扶持措施计划常常无法满足任何人。男性白人抱怨是反向歧视，而妇女和少数民族则仍然表示没有给予他们什么机会。”

在中国当下，面对这些变革，还有一种特殊的保守反应：许多人都不满、质疑欧美的政治正确已经误入歧途，诸如用黑人出演美人鱼角色这样的新闻，在我们这边得到的是满屏嘲讽。太多人都对“取消文化”不以为然，怀疑这将动摇自己所熟知且深爱的社会秩序。

事实上，像“白左”这种概念能被发明出来并负面意涵化，本身就测试出中国社会抵制变化的深厚土壤。诡异之处就在这里：一个在这些议题上落后了不止一拍的国家，反过来坚信绝不能“走过头”。

《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剧照

凡此等等，都可见要在中国探讨这些问题进而推动改变，仍有着相当漫长的路要走。

林垚之所以把这部文集命名为“空谈”，我想用意恐怕也在这里：他虽然是从学理逻辑方面加以论述，但他深知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对于这些观点能被社会广泛接纳，并不乐观。

加上这些话题的讨论大抵也是以美国政治居多，虽然对中国人而言少了许多限制，可以隔岸观火、自由参与，但也不免丧失了一点现实感。所谓“空谈”，是不期望自己的谈论能召唤行动并推动即刻改变。

不过，他并未丧失希望，在书中有这么一段话：

“仅仅靠社会舆论的压力并不足以带来改变；在过去一两百年的抗争史上，我们发现进步离不开社会运动，但也需要有法律上的变化、政治上的参与，这种种方面相结合起来，这个社会才能发生实质性的进步。但是社会舆论的压力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它可能不是充分条件，但一定是必要条件。”（第466-467页）

确实，社会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很多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论述，起初看起来都像是温情脉脉的理想主义空谈。在这个“理想”几乎被污名化的时代，知识分子为什么还有必要保持这样一份天真？

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出于对进步的信念，对人类理性的信心，还因为这就是对启蒙精神的坚守：现代人要摆脱蒙昧的状态，敢于运用自身的理性，确立自己作为一个道德主体能采取行动并承担后果，这才是人的解放。

从这一意义上说，进步远未完成，而每一份高质量的公共对话，都是在推动向前迈出一步——那不是“空谈”，因为“说”就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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