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尺巷”故事的由来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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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歌曲《六尺巷》在2016年春节晚会上被演唱，安徽桐城六尺巷的故事广为人知，故事的主人公张英及其家人，更受到了人们普遍的称赞。现在的“六尺巷”是2002年才恢复的，而有关“六尺巷”的传说则流传很久了。最早记录桐城“六尺巷”传说的是近代姚永朴的《旧闻随笔》一书，其卷四载：

张文端公居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公批诗于后寄归，云：“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吴闻之感服，亦让三尺。其地至今名为六尺巷。

姚永朴（1861-1939）是桐城人，其说既然是“旧闻”，想是根据当地的传说而载笔的。此后成书于民国25年（1936年）的《桐城志略》也采取了他的说法。于是，这两处的文字记载，便成了后人恢复桐城六尺巷的主要依据。

其实，早在桐城张英（1637-1708）之前，有关“六尺巷”的传说就已经有了。如清初武英殿大学士傅以渐（1609-1665），便在他的故里聊城老北门里留有类似的故事，也是说傅以渐收到了家书，诉与邻居因打墙事发生了冲突，后傅以渐通过一首诗遂化解了矛盾。郭立河《“仁义胡同”》（《聊城报》1986年6月7日）记载此事说：

傅以渐看完来信，不禁捧腹大笑。他当即写诗一首，寄给父母。诗曰：“来信只为一堵墙，让他三尺有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样，两家中间便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通道，后人称为“仁义胡同”。

这里的“仁义胡同”实际就是六尺巷，因为它也是“一条六尺宽的通道”。据报道，这一“仁义胡同”近年来在聊城市东昌府区东关大街的傅斯年陈列馆旁已恢复。再如清代钱德苍序刊的《解人颐》一书，其中的《达观集》载：

有一显宦在京致书邻翁，欲其让墙址，以图方圆。翁作诗一首答曰：“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解人颐》一书虽刊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实成书于明嘉靖间。不过，故事中作诗礼让的主人公并非“显宦”，而是“邻翁”，这一点与后来的故事有所不同。又，明嘉靖年间还有一位郭朴，也有这样的故事。据原天民《学会幽默好处多》一文（《保健与生活》2001年第5期）披露：

明朝嘉靖年间，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郭朴家和邻居王三成因建房占地发生争执，郭夫人怒气冲冲地派人到京城给阁老送信，要他出面说话。仆人快马加鞭带回书信一封：“千里捎书为一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于是出现一条六尺宽的“仁义巷”。至今安阳市老城区内仍有保存完好的“仁义巷”，千古传为美谈。

此虽系后人记载，但因“安阳市老城区内仍有保存完好的‘仁义巷’”，且出现了“邻居王三成”的名字，想来也应是有其传说依据的。明清时期这类的故事还有很多，但大都停留在民间口头传说的层面，很少有见诸时人文字记载的。近读明人黄的《篷窗类记》，不意在卷二的《厚德记》中竟发现了这样的一段：

尚书杨公仲举，有厚德······荐为景皇帝潜邸官僚。居京师，乘驴，邻翁老得子，驴鸣辄惊，公闻，卖驴徒步。久雨水溢，邻穴垣潴水公家，家人欲与竞，公曰：“天不恒雨，晴当自涸。”邻葺颓垣，复侵公地，公亦不较，作诗曰：“普天之下皆王土，再过来些也不妨。”

杨仲举事发生于明景泰间，这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明代此类故事的最早记载。故事虽未明言所让几尺，诗也仅有两句，且与后来传说的诗句不同，但实为后世礼让地基事之滥觞。

倘再上溯，则明代以前，这类礼让、容忍、包容之类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也时见记载。如《旧唐书·孝友传》所记张公艺事：

郓州寿张人张公艺，九代同居······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过郓州，亲幸其宅，问其义由。其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高宗为之流涕，赐以缣帛。

这是讲家族成员内部的忍让，亦即后世张姓“百忍堂”堂号之由来。桐城张氏的“礼让”精神，实与此一脉相承，只不过后人又将此种精神发扬光大，并施于邻里之间了。再如《后汉书·孔融列传》李贤注引《融家传》所记“孔融让梨”事：

（融）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岁时，每与诸兄共食梨，融辄引小者。大人问其故，答曰：“我小儿，法当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此即《三字经》中“融四岁，能让梨”之出处。由此亦可见，中国人很早就已经意识到了，礼让精神必须从小时候起开始培养。又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记蔺相如让廉颇事：

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相如门谢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

这也是一种“让”，只不过是同事之间“先国之急而后私仇”之退让。今邯郸市仍保存有“回车巷”，据传就是蔺相如“引车避匿”之巷也。

礼让作为一种美德，又称谦让、敬让，无论在家庭内部还是邻里、同事、社会成员之间，自古以来就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推重与称赞。早在《周易》的《谦》卦中，就有“谦谦，君子”的爻辞（《谦·初六》），意思是说，人只有谦让了再谦让，才是君子风度。并认为“鸣谦”（明智的谦让）、“劳谦”（勤劳而谦让）者最终都会吉利。孔子的为人是“温良恭俭让”，所以他对子路的“其言不让”才会“哂之”（《论语·先进》）。《礼记·曲礼上》亦云：“君子恭敬撙节，退让而明礼。”又云：“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而所谓“恭敬撙节”与“自卑而尊人”，也就是礼让他人之义。这种礼让，表面看来是降低了自我，甚至失去了一些物质利益，而实际上却维护了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团结，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及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同每一种文化都需要有自己的载体一样，礼让精神之所以能传之永久，也与历代都出现过一批践行礼让精神的人物有关。历代的礼让故事，包括明清时期的“六尺巷”故事，连同故事中的主人公，实际上已成为中国传统美德——礼让与包容精神的载体了。当然，要充当这样的载体，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对传统文化的服膺，二是对自身操守的把持。倘能具备这样的条件，而又能遇上相关的“机遇”，则“六尺巷”之类的故事便会应运而生。这也就是在中国大地上，“六尺巷”之类的故事不止一处的原因了。

至于这类故事中所出现诗句的大同小异，则并不排除承袭与借鉴的因素。从目前所见到的记载来看，除刊行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的《解人颐》外，其余多是出于后人（尤其是当代人）的追记（包括姚永朴的《旧闻随笔》）。窃以为，“六尺巷”或“仁义胡同”的故事传说虽所在多有，但所引之诗则极可能是袭用前人而又相互假借的，有些更可能是后人根据故事情节而攀附的。至其原始出处，从目前来看，当以《解人颐》一书最有可能。《解人颐》以解颐为宗旨，集诗文、词赋、俚语、俗谚于一书，据书前钱德苍在序中的推测，此书明代就已在坊间流行，而钱氏重订本即是根据坊间流传本经“增删替补”而刊行的。故郭朴也好，傅以渐与张英也好，其所引诗，或为当事人直接袭用《解人颐》，或为后人在叙说与记述故事时之所附丽。至于张英之后，如诸城刘统勋、兴化郑板桥及道县何绍基等人的“六尺巷”故事，虽其事未必虚构，然其所引诗句，如不是直接源自《解人颐》，则又不排除来自桐城故事的启示。

最后，还可提及的是，除“六尺巷”所承载的“礼让”品德外，在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以故事与建筑为载体的文化精神。如以诗、礼传家的孔子后人的“诗礼堂”，以廉洁不贪为标榜的杨震后人的“四知堂”，以及以清正爱民著称的刘统勋家族的“清爱堂”等，都传承了其先祖的某种文化精神，它们与众多的“六尺巷”一起，共同彰显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与可贵精神。

作者：张崇琛

来源：《寻根》 2016年第6期

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

编辑：汪鸿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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