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为何一直是“外儒内法”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宣帝

汉元帝还在做太子的时候，一直接受传统儒学教育的他，看到其父汉宣帝喜欢用严刑峻法，于是就问他，咱祖上不是一直强调以儒治国吗？你怎么能忘了呢？谁知汉宣帝勃然变色，随即说了以上这番话。

（汉宣帝）

汉宣帝的意思是，你个小孩懂什么，我们大汉朝一直以来的统治秘诀就要是把法家的霸道与儒家的王道结合起来使用，难道要像周朝那样，只会用儒家吗？

汉宣帝这句教训儿子的话，切实地点出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统治思想的核心——外儒内法。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主流的政治思想，一种是由商鞅、韩非子等人主张，并由秦始皇践行的法家思想，另一种则是成型于西周，由孔子宣导，并最终得到汉武帝推崇的儒家思想。

（秦皇汉武）

如果用盖房子来举例，秦始皇先是用法家完成了根基的打造和梁柱的搭建，而后汉武帝又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房屋精致地装修了一番，这样一来，房子不仅坚固，而且好看，这就是“外儒内法”。

这也是秦皇汉武并称的原因，因为这两个人把接下来两千多年的模式给固定好了，即“百代皆行秦政治，万年咸用始皇心”。即使每朝每代都有人口诛笔伐这两位残暴无恩、穷兵黩武，但是却没有一人做出改变，那是因为这个模式太好用了。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

那么这个模式为什么那么好用呢？原因很多，经济、文化、政治通通都有，但是今天我们换个方向，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解释一下。

行政区划的关键问题

什么是行政区划？简言之，就是中央为了管理地方而进行的区域划分。

所谓管理，简单来说，就是要让你心甘情愿地服从我，并把事情给我办好。放到行政区划的层面就是：

地方要服从中央管理，不得反叛；

治理地方，完成中央的指令和任务。

（管理的艺术）

因此，解决行政区划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以上的两个问题，那么这两个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有问题就要翻书找答案，摆在面前的有两本书，一本是署名儒家，一本署名法家。

儒家的回答

儒家的书上赫然写着两个字：礼、德。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西周）。——孔子

儒家文化起源于西周，而西周建立的基础是宗法制和分封制的相结合。周天子把兄弟叔伯和有功之臣按照宗法等级在辽阔的疆域上层层分封，让他们

既享有土地的行政权，又享有土地的拥有权。

（分封制和宗法制）

可见，分封制和宗法制的结合，本身就是一种行政区划，只不过这种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在血缘纽带还很“坚固”的时期，关于行政区划的两个问题，周天子是不用担心的，因为其一，自家人总不会反叛吧；其二，诸侯们的封地和子民都是属于自己的，他们也定会爱民如子，治理有方。

但是同时周天子也意识到，随着代系的递增，这条血缘的纽带总有失去其影响力的一天，于是，周天子提出了礼治和德治。

（德治）

首先，周天子让诸侯们要始终明确长幼尊卑，对于宗法等级不能有丝毫僭越，每个等级、每个身份的人都有自己的“礼”，也都要遵守这些“礼”，庶民不能反叛诸侯，诸侯不能反叛天子，此即“礼治”。

然后，周天子又提出诸侯们要“为政以德”，让他们学会用“仁义道德”去教育、感化封地内的百姓，百姓们安居乐业了，封地就能长治久安，周天子的统治地位才会稳固，此即是“德治”。

“礼治”解决了服从的问题，“德治”解决了治理的问题，周朝遂延绵800余年。

（西周青铜器）

作为分封制和宗法制结合（即西周的行政规划）的衍生思想，“礼”和“德”共同构成了周文化的核心内容，传承自周文化的儒家文化自然也就继承了这一特点。

因此，儒家对于行政区划两个关键问题的回答便是“礼”与“德”

法家的回答

再打开法家的书，书上印着三个字：势、术、法。

（法家思想）

即使有“礼治”和“德治”的加持，随着时间的推移，维系着分封制和宗法制的那条血缘纽带最终还是消耗殆尽了，紧接着到了春秋初期，铁器和牛耕又使得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质的飞跃。于是乎，周天子天势渐微，而诸侯国却开始逐渐坐大，社会随之进入了“礼乐崩坏”的时代。

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人人都觊觎高位，都想着吞并与统一，而想要实现这个野心，最重要的是要富国强兵，而富国强兵最重要的是要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而分封制和宗法制那种小国寡民、各自为政的模式显然达不到这一目的，他们需要换一种更集中、更高效的模式。

于是，法家出现了，带来了势、术、法。

（法家势、术、法）

势：

法家认为，想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就必须得让地方的人服从中央，保证帝王作为人主的“威势”，而怎样保证这种威势呢？

君持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治也；势者，胜众之资也。——《韩非子》

很简单，只要我能决定你的富贵生死，你自然就得服从我。首先把你的土地拥有权给剥夺了，你的收入不再来源于你的封地，而是我直接给你发工资，接下来再取消掉世勋世禄制，你的官爵也不再来源于世袭，而是由我直接任命。

就这样，郡县制和官僚制的结合取代了分封制和贵族制（宗法制）的结合，成为了一种全新的、能够实现中央集权的行政区划模式。

（至高无上的皇权）

仅仅把分封制改成了郡县制就行了吗？显然不行，毕竟你派到地方给你办事儿的是活生生的人，是人就会有诸多不稳定因素，因此法家为了让君主能牢牢地控制住这些人，又提出了“术”。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韩非子》

术，即权术，法家主张君主在管理下级时要善于使用任免、考核、赏罚等手段，以此来维护其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对于君主来说，“势”是为了达到中央集权，而“术”则是告诉他如何维护中央集权。

法：

势和术帮助统治者解决了集权的问题，但是集权不一定就意味着能富国强兵，富国强兵是要能把地方的资源给“汲取”上来。

如果把天下比作一个蓄水池，那么“势”和“术”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原来隔在地方和中央的挡板全部拆掉，从而把整个水池全部打通。

（隔板被打通）

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给“中央”安上一个水泵，把周围的水都给吸取过来，为中央所用，最终完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目的。“法”就是那个水泵。

凡治天下者，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

在法家的理论中，人性本恶，因此要通过外在的手段使人“向善”，只不过这个“向善”的方向是君主、是中央。因此，严刑峻法被设立了、执法的酷吏出现了，中央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了，国家也因此强大了，法家最终达到了他的目的。

（韩非子）

“势”和“术”，完成和保障了中央对地方的集权，解决了行政区划中服从的问题，而“法”又在集权之上大大提高了中央对地方的汲取能力，解决了行政区划中治理的问题，这种管理既集中又高效。

所以法家对于行政区划两个关键问题的回答便是：势、术、法。

历史的选择

面对着两本书的答案，统治者们陷入了沉思，到底该采用哪一种方法呢？

回归本源思考问题，统治者统治的本质是什么？是维护其世世代代的统治地位。那么威胁到其统治地位的因素都有哪些？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第一个威胁来自百姓的起义；

尾大不掉，必能作乱，第二个威胁来自地方的叛乱；

异族势力，虎视眈眈，第三个威胁来自异族的入侵。

纵观历朝历代，灭亡的原因无外乎这三条，只要能解决好这三个威胁，便是最好的答案。

（农民起义）

先看儒家的答案，很显然，儒家只能解决第一个威胁，“德治”的核心是民本，以德治国，百姓自然安居乐业，这也是周朝八百余年都没有出现过农民起义的原因。

对于第二个威胁，“礼治”只能在“礼乐时代”发挥效能，一旦礼崩乐坏，诸侯们立马不把你放在眼里，春秋战国就是这么来的。

对于第三个威胁，统治者也是毫无办法，因为资源不在他手里，看周天子的遭遇就知道了，要不是秦国可怜他一把，帮他抵御西戎，周朝可能早就灭了。

（战国形势图）

再看法家的答案，刚好和儒家相反，对于第二个、第三个威胁的解决，法家恰到好处，对于第一个威胁，却似乎无能为力。

对于第二个威胁，“势”和“术”能很好的完成集权，并对地方形成强有力的掌控，使得地方无法形成叛乱。

对于第三个威胁，“法”能够很好地汲取地方的资源，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国家在面对异族时也就有了足够的抵御力量，汉武帝能够打服匈奴，也正是这个原因。

但是对于第一个威胁，法家的答案却解决不了，中央汲取地方，而地方只能汲取百姓，于是各种苛捐杂税、力役兵役纷至沓来，百姓不堪重负，只能揭竿而起。所以自秦始皇确立了法家制度后，中国的农民起义就没停过。

（秦始皇）

综上，儒家的答案只能解决第一个威胁，法家的答案只能解决第二个、第三个威胁，单用哪个都不行，那干脆两个都用吧。

于是，统治者们先是利用法家构建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的基本框架，接着，为了避免在汲取过度时造成农民起义，又利用儒家的仁义道德进行宣传，形成思想上的束缚，“外儒内法”就这样形成了。

读史有感

不管是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其实不管是儒家思想，还是法家思想，都有其精华，也都有其糟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

“外儒内法”体现的是中国古代统治者的管理智慧，将儒家和法家能为其所用的部分进行结合，并形成一外一内的逻辑关系，这也是中国一直以来能以大一统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之林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