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导演的道德勇气，但电影不敢恭维

吴泽源

伊朗电影《神圣无花果之种》是今年戛纳的爆款作品之一。作为以第二批次序被补入主竞赛单元的影片，它在戛纳电影节的放映时间也有些不利：被放在了评委和媒体都已经疲惫不堪的倒数第二天。

让人们没想到的是，《无花果》在如此逆境下居然引发了电影节的最后高潮：全场观众在影片片尾字幕升起后鼓掌长达15分钟，表达着对流亡导演拉索洛夫及其主创团队的勇气的致意。

影片也在短短的24小时里成了金棕榈的热门种子，尽管我们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笑到最后的依然是大器晚成的美国独立导演肖恩·贝克和他的《阿诺拉》。

《神圣无花果之种》

《无花果》最终得到的，仅仅是一尊安慰性质的评委会特别奖。

这似乎表达了以格雷塔·葛韦格为主席的这届评委会的态度：《无花果》的政治与社会意义不容忽视，但也仅此而已了。

如果拿表彰电影本身的其他奖项来表彰它，那么它似乎不够格。

所以本届评委会的选择是否合理？

看过《无花果》后，我不得不感叹葛韦格和她的同伴们还是有品位的。

我们无法否定《无花果》作为一部在高风险情况下拍出的影片的社会意义，但作为一部电影，《无花果》简直想一出是一出，缺乏任何基本意义上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很难符合一部剧情长片的标准（而它的片长有168分钟）。

《无花果》以一个标准的两难情境开场：德黑兰革命法院工作人员伊曼刚刚升职调查法官，就遇到了一件棘手之事：领导他的检察官要求他在不看卷宗的情况下就签署一位二十多岁男孩的死刑起诉书。

这个困境显然能激起观众对他的共情和对整个故事的投入：在如此道德困境之下他会作何选择？一面是光明前途和为家人提供更好生活的诱惑，一面是遵从良心行事的道德负担。

在如此情境中，体制的同化能力，人们以「平庸之恶」为由的自我开脱，小公务员在巨大官僚系统中的卡夫卡式处境，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展现。

然而，奇迹般地，在接下来的四十多分钟里，伊曼基本上从故事中消失了。他间歇性地出场两分钟，抱怨一下工作，不咸不淡地宽慰一下妻子对两个青春期女儿的担忧，对剧情毫无任何推动作用，也没有展现出任何性格转变。

在这四十多分钟里，妻子纳梅和女儿雷万与萨娜走上舞台中心，双方针对该怎样看待正在发生的头巾抗议运动及其参与者、该怎样看待警察行为和政府宣传口径的问题产生了激烈争执，矛盾直到两位女儿的一位朋友被警方击伤、娜梅因此短暂照顾伤者时，才暂时缓和。

在此段落中，2022年在全伊朗发生的阿米尼示威活动占据了核心位置：热切关注时事的两位女儿无时不刻地关注着社交媒体，来自示威现场的血淋淋视频，因此被实时传输到她们眼前。

导演拉索洛夫在这些时刻也会适时地将这些曾在伊朗舆论场中流传的真实竖屏影像放大至全屏幕，强调事件临场感，并为影片塑造某种半纪录半虚构的跨界风格。

就在我们以为影片已经完成了风格转向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再次发生。示威活动在影片的图景中就此退散，身为父亲和丈夫的伊曼重新掌握故事主导权，驱动其行为的则是一个强戏剧设定：伊曼丢掉了法院配给他用来防身的枪。

这件事会毁掉他的毕生事业，他不能允许这类事情发生，于是他开始怀疑家庭中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将她们送至情报专家处进行盘问，甚至最终将她们囚禁在封闭环境中，给予囚犯待遇，直至一场《闪灵》式的捉迷藏追逐，剧情才得以最终解决。

影片的后半部分，剧烈地变成了一个包裹在类型片外壳中的寓言故事：父亲是隐喻伊朗政府的强权代表，母亲与两个女儿则分别代表下位者面对强权时的不同应对方式，而这一切都被某种哈内克式的发生于强设定真空环境中的惊悚氛围笼罩。

当然，除了父亲、母亲与女儿们之间的心理战之外，影片还添加了配有动感音乐的追车戏，足够让你找到好莱坞动作片的感觉。

风格与体裁的不统一还只是《无花果》的一方面问题。人物的不连贯和先后矛盾，则让人完全无法相信这是一个会真实发生的故事。

父亲在一开始还是个会受到良心谴责的理想主义人民公仆，却在丢枪后立刻产生了180°转变，恨不得将家人变为事业祭品，跟片头处那个因为想给家人带来更好生活才拼命往上爬的官僚小市民判若两人。

母亲与妹妹的塑造方面也有同样问题。母亲在刚开始一副尊崇传统文化的姿态，对女儿们管东管西，却又在见到女儿受伤的朋友之后态度软化下来，甚至表露出对抗议者的些许同情。

然而当她在接受完情报专家审判后，作为同样受害的一方却再次和丈夫站在一边，甚至做出了拿同意妹妹染发做诱饵来让她出卖姐姐这样的滑稽事。

至于妹妹的行为动机，同样不成立。

这只能给人一种感觉：《无花果》中不存在人物，甚至不存在合格的符号，因为为了让符号生效，你首先需要让它的所指相对稳定。这些角色不过是导演指哪打哪的工具。

《无花果》的搞笑结果证明了一点：纪实文学、寓言和类型故事是三个各自独立的世界。在它们之间或许存在交界线，但这条线如钢丝般狭窄，只有具备对叙事和表意的极高掌控能力才能行走于其上。

拉索洛夫在制作《无花果》时企图既要又要还要，结果自然是什么都要不到，这还仅仅是对其导演能力的指摘。

如果将问题上升到阿米尼示威事件能否被审美化/抒情化/类型化呈现的伦理层面，拉索洛夫的创作手法大概会在审视下更加不堪一击。

当然，我们可以从客观条件方面给拉索洛夫挽尊。在伊朗境内拍摄这样一部电影，必然会有一些情节无法被最终实现；而他近些年时常接受软禁与监禁的事实，大概也会影响他的创作状态。

但即便如此，拉索洛夫好像还是没有像他的同胞贾法·帕纳西一样，明白「少即是多」的道理。

通过影片的风格与结构本身呈现出创作所受的限制，同样是一种有效的政治与美学表达。这正是追求面面俱到的《无花果》没有悟出的东西。

或许《无花果》的问题也是短视频时代的产物。我毫不怀疑，如果把《无花果》的各个抓马片段单独截取出来，配上类似于「老公犯错，全家背锅」「女生必看！11种制服家暴男的手段」之类标题，做成各自之间不搭界的片段，会在抖音等平台上很有说服力。

但这些片段完全无法揉成一个整体；或许在导演眼中，他们也不需要成为一个整体？

我不知道这些问题的具体答案。但我知道哪些影片是讲述一个相似的故事和讲述同一个国家的处境时更言之有物、也更具电影质地的作品。

除了前文提到的帕纳西的作品外，去年亮相戛纳一种关注单元的《人间诗句》，今年入围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的《没有她们的星球》，都是更明白自己想表述怎样的故事和观点、更善于将电影语言作为表述武器、在谋篇布局时更具整体考量意识的作品。

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处理某些敏感微妙的主题时，它们的态度都要比《神圣无花果之种》更加谦卑。

这或许就是真正能沉下心的创作者和浮躁心机创作者之间的区别。但很遗憾，似乎后者在近些年，总可以更容易地获得（即便有限的）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