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成右派的多半是直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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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有一段自由活动时间，教养所有纪律，自由活动时间不能出铁丝网，如果有事外出，在大门口必须喊“报告班长”，经卫兵允许才能出大门，但在铁丝网里的活动不限制。

李义领着我出去熟悉环境。先到了第二排房东头的小卖部。小卖部经营的主要是生活用品，两个营业员都是过去搞过商业的劳教人员，这里不用现金，用教养所自制的“小票”。

劳教人员入所以后，都必须把现金兑成“小票”，自己不准留现金，据说是为了防止逃跑。小卖部的隔壁是禁闭室，也叫“小号”，教养人员犯了错误就被关到禁闭室里反省，严重的还要带上手铐、脚镣。

那是一间房，中间用铁栅栏隔成两半，里边关人，外边是修鞋组，其实只有一个人，当然也是劳教人员，他给大家修鞋（收小票），看管禁闭室。

李义还带我看了酱油厂，在大门西边，做酱油也做醋，原料是农场自己生产的粮食，产品也主要是自己用，少量销给附近的村民。

李义带我转了几个地方，在向我介绍教养所情况的同时，也注意了解我的情况。

他问：“听口音，你也是东北人，东北啥地方？”

我说：“海城，你呢？”

他说：“吉林，咱们是老乡。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到这种地方，老乡之间得照应着点。你是为啥被打成右派的？”

我说：“说起来心里不痛快，不想说。”

他并不在意，说：“反正被打成右派的多半是直性子，说实话，没错不肯认错，这就忤犯了领导，成了反动派。我和吴影（也在教养所）就是这样，整风期间我们在步校提的那点意见，都是秃子脑袋上的蚤子明摆着的，可是反右当中硬说我们对党不满，攻击领导，要开会批判我们，我们不接受批判，跑到天桥上不下来，就把我们打成右派送到这里来了。”

李义带着我把能转到的地方都转了，回到宿舍的时候，对相互的基本情况都有所了解了。这位老乡是典型的东北人的性格，心直口快，肚里没有“保密箱”。这种人很容易了解，也很好相处。

我所在的三班属于第八队，队长就是那个矮个子红脸的金队长，上边还有一个大队长叫张连荣，还没有见面。金队长通知，新来的人明天一律出工，任务是抬土修堤。

李义和付平说好，他和我一副筐。出工以前，李义领着我去拿工具。我一看那抬土的筐，吃了一惊。筐是用荆条编成的，又大又深，比在冀中搞土方时用的筐大多了。

据李义说，这种筐，装平筐三百多斤，冒个尖就有四百多斤。我到这里以后，可能不服这里水土，夜里拉了两回肚子，而且有些发烧，浑身乏力，干这样的重活怕是支持不住。

李义安慰我说：“你放心。我知道你身体不舒服，所以才要求和你一副筐，到时候听我的，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到了工地，装土的时候，李义大锹快装，对我说：“悠着点劲儿，别逞强，能干多少干多少，有我，咱们落不了后。”抬筐的时候，他把筐绳挪得几乎靠近他的肩膀，我抬着前边，重量很轻。

我很过意不去，要把筐绳往前挪，他说：“告诉你别逞强，你就别逞强。你刚来，若是请假，准得说你逃避劳动改造，你要挺过这几天。不要担心我，这点活累不垮我。”

这个22岁的小伙子，真是壮得像头牛，汗像雨水一样顺脸往下淌，可是劲头始终不减。

到了休息的时候，伙房送来开水，李义从军装兜里抓出一把砂糖放到我的茶缸里。有了糖，水就不感到咸了，我喝了满满一缸子，出了一身大汗，感到身体舒服多了。

在李义的帮助下，我总算挺过了头两个小时。可是有人却没有挺过去。带队班长喊休息，人们停止干活去打开水的时候，金队长站在堤上怒喝一声：“肖洪，你们不能休息！”

那个叫肖洪的是个瘦高个儿，30多岁，脸色灰暗。据说原是个工程师，有胃病，到了教养所水土不服，吃不下饭，身体更弱了，这么重的劳动当然支持不住。

和他抬一副筐的年轻人倒是挺壮，但两个人配对的活，一个人“孤掌难鸣”，他们装得少，走得也慢，明显地落后于他人。

这惹怒了金队长，不但不允许他们休息，也不准他们喝水，叫来两个壮小伙子帮他们装筐，那筐土装得不但冒尖，而且装了拍，拍了又装，筐尖的土不少于筐里的土，总共有500多斤，扁担放到肖洪的肩上，他站都站不起来。

金队长又喊那两个壮小伙子：“你们帮助他！”

那两个小伙子拿过另一条扁担从肖洪抬筐那个肩膀的腋下穿过，和后边那个小伙子打了个招呼，三个人一声：走！猛地往上一抬，肖洪一声惨叫，整个人都瘫了。

三个小伙子不理，连筐带人抬到堤上，筐里的土倒出来，肖洪却疼得在地上打着滚地惨叫。

这一幕惨剧看得我心里直发冷。设想一下，上边抬筐的扁担几百斤重量往下压，下边“帮助”的扁担几百斤的力气往上抬，上下两根扁担用几百斤力量挤当中瘦弱的肩膀，不知肖洪的肩膀骨头是否被挤断了。

休息过以后，我们继续抬土修堤，对肖洪是怎么处理的就不甚知道了。

我非常感谢李义，有他的帮助，头几天我总算挺过来了。

我的体质原本不错，多年的野战生活，也使我易于适应各方的水土，过了一个星期，面包吃完的时候，我基本能吃食堂饭菜了，只不过吃饼子的时候还得沾些砂糖。修堤以后，修整稻田的灌、排水渠，活不累，我可以适应了。

大约过了半个月，一个下雨天，没有出工，大队长张连荣来到班里，据说他原来是河北省领导的警卫员，后来到劳改部门工作，曾当过政工科长，所以人们习惯叫他张科长。

他很年轻，中等个儿，方方正正的脸庞，大眼睛，显得精明而干练，对劳教人员不像一般管教干部那样态度生硬，说话总是笑嘻嘻的。

他一进门就喊我的名字，说：“今天下雨不出工，有时间，你是文化人，琢磨个歌词，叫吴咸宁配上曲，编首歌教大家唱好不好。”

写新闻报道、写小说我都不外行，但歌词却从未写过，不过我读过诗——古代的、现代的都读过一些，诗和歌词有许多相通的地方，这种配合任务的作品在艺术上要求不高，领导亲自到班里提出要求，不好拒绝，我答应试一试。

根据劳动教养所常讲的“劳动改造思想”的意思，思考了不长时间，写出了两段歌词，当然是政治化、概念化的东西，谈不上艺术性。大意是：劳动改造世界，劳动改造人的灵魂，用汗水洗去资产阶级思想，重做新人。具体的词记不得了。

张科长看过以后，连声称赞好，说：“不愧是学文学的，不到30分钟写出歌词，又上口，政治意义又很强。”他马上叫人找来吴咸宁。

吴原是军委装备部的，中尉军衔，并不是搞音乐工作的，但却有作曲才能，用了不长时间就把曲子配好了，试唱了两遍，挺动听，也很易学。

这时雨逐渐小了，张科长吩咐通知就近几个班爱唱歌的人到三班前边集合，由吴咸宁教，大家跟着唱，先一句一句教，然后连起唱，学过五六遍，大家居然能唱了。

然后，吴咸宁站在前边指挥，正式唱了三遍，这个歌就算学会了，张科长很高兴，对我说：“马上就要插秧了，再写个插秧的歌好不好，劳动当中唱唱歌会活跃大家的情绪。”

我按着东北流行的十二月小调的路子写了一首插秧小调，分育秧、拔秧、运秧、插秧四段。吴咸宁也是按着十二月小调的旋律，略加改动，配上了曲子。

插秧小调词短、好记，曲调又是很多人熟悉的，只教了三四遍，大家就能唱了。

第二天通知我，管教股决定把我调到文艺组。

【作者简介】徐孔，辽宁海城人，1927年出生。1945年参加革命，进入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文学系学习。1948年参军入伍，1951年任志愿军二十兵团记者，1957年任北京军区文化部干事，大尉军衔。1979年，徐孔参与创办《中国农民报》，担任过总编室主任、经济部主任、编委。1984年任《中国食品报》总编辑，1988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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