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记忆】陕西北路30弄，春风吹又生

摘要：越剧表演艺术家毕春芳和戚雅仙在这幢楼里度过初为人母、肝胆相照的岁月，也有历尽劫波、笑看风云的洒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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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镇海下面有个小镇叫小港，小港镇里有个港口村，港口村里有个姓李的年轻人，1822年到上海来当学徒，从沙船工人起家，继而投资钱庄、垦殖、轮船和保险业，成为享誉沪甬两地的富商巨贾。李家后裔不断发展壮大，开始在上海大量收购地产，建设房屋。

李氏家族的故事，是上海大浪淘沙中万千奋斗故事的缩影，他们的传奇，也改变了这座城市的部分风貌。正是“小港李家”名下的数家公司，分别购入原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地丰路（今乌鲁木齐北路）、戈登路（今江宁路）、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以及新闸路、武定路一带地产。

今天的陕西北路，当时还属于上海西郊，于19世纪末开始修筑，1905年以英国将领名命名为西摩路。此后，西摩路陆续向北延伸，其中一部分就由李家开辟，时称李诵清堂路，取名于李氏坤房在镇海小港的堂号。

如甬江以一己之力独流入海，那时的上海滩，敢闯敢拼的宁波人在移民中占相当大的比例。1927年7月14日，一个也是来自宁波的货轮船员的妻子，在上海生下了一个小女孩，取名毕雅贞。30年后的1957年，毕雅贞与丈夫吴佩承携几位长辈及刚出生的儿子吴越，一起搬到了陕西北路30弄居住。

此时，她的另一个名字在广大戏迷中如雷贯耳：毕春芳，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越剧毕派艺术创始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与她同楼居住的，还有她“焦不离孟”的好搭档、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戚派艺术创始人、合作越剧团创始人戚雅仙。

如今，走到这一区域时，第一眼看到的是延安路高架上匝道，以腾跃之势将城市道路从平面升维成立体。陕西北路30弄内的部分建筑已经融入城市发展更迭的浪潮里，消失不见。不过，这一组新式里弄内，30弄的6号楼幸运地被保留下来。昔日舞台姐妹的名字被镌刻在楼道门口，诉说着人们的怀恋：她们曾在这幢楼里度过初为人母、肝胆相照的岁月，也展露过历尽劫波、笑看风云的洒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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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1岁的建筑设计师范文照迎来他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回国创业的第20个年头。

他是中国本土培养的建筑设计师，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系，曾与庄俊、吕彦直、张光圻、巫振英等发起组织中国建筑师学会（初名上海建筑师学会）。他曾设计南京铁道部大楼，与赵深合作设计励志社和华侨招待所，1933年与李锦沛、赵深合作设计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1936年设计集雅公寓，以及美琪、沪江、丽都、新东方、乐园、南京大戏院等。

1934年，正是范文照事业的黄金期，由他设计的一片三层现代派公寓建筑在陕西北路与延安路交叉口矗立起来。建造之初，这里原是三排联排公寓建筑，沿街一排（10弄）是商铺，第二排（20弄）开过“都会饭店”（1993年，因高架建设需要，10弄、20弄建筑被拆除），再里面是30弄。

此时，在城市的另一端，苏州河北岸的虹口，毕雅贞和年长她4岁的哥哥正过着清贫的生活。他们的父母都是旅沪宁波人，在货轮上工作的父亲，漂洋过海，常年不在家。1932年，为躲开日军轰炸，雅贞随父母短暂回到祖籍地宁波，避难于亲戚家中。1940年，回到上海的雅贞已经是个顾家且懂事的少女，一次出门帮家里买酱油时，在弄堂口看见一张招募告示，上面写着招考越剧演员。雅贞从那一刻决定加入“鸿兴”越剧科班，她立志有朝一日能赡养辛劳的父母。而师傅李桂芳，为这个长相俊秀、英气勃勃的女孩起名毕春芳。

毕春芳的唱腔潇洒俊逸、轻快流畅，好似随口而出，行云流水。她在台上能演出江南文人的飘逸，也能扮演市井小贩的机智。越剧舞台多演爱情悲剧，从《梁祝》到《红楼》到《孔雀》，但毕春芳在轻喜剧上独树一帜，其富有生机活力的演出令人耳目一新。

1946年2月，徐天红领衔创建天红剧团，毕春芳和王文娟同时加盟，分别担任头肩小生和花旦。1948年，毕春芳参加袁雪芬领衔的雪声剧团。1950年，毕春芳加盟戚雅仙创建不久的合作越剧团（静安越剧团前身），推出多部脍炙人口的剧目，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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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春芳和戚雅仙的珠联璧合，很快就让合作越剧团票房大卖，从不足800个座位的恩派亚大戏院（即嵩山电影院，位于淮海中路85号，20世纪90年代被拆除）搬到了有超过1200个座位、位于延安中路和石门一路口的金都剧场（前身为金都大戏院，1955年改名为瑞金剧场，20世纪90年代被拆除）。

为了方便去舞台，1952年，站稳脚跟的毕春芳拿出自己的储蓄定租，首次独立居住于成都北路696弄的浦行别墅15号三楼。

正是在这年的4月，毛巾厂工会干部吴佩承代表单位前去金都大戏院，与合作越剧团接洽包场演出，认识了毕春芳。几天之后的4月14日，吴佩承寄出第一封情书，信中提及“梁祝”的甜蜜爱情。

开始谈恋爱后，吴佩承是朝八晚五的上班族，毕春芳正大红大紫，要在剧团开会、排新剧本，晚上要演出，夜戏下台后还有学习会，星期天更是日夜两场演出。于是，同城情书成为常态。长子吴越回忆，即便在他们结婚之后，母亲频繁出门巡演、下干校期间，父亲都总是书信紧跟，几十年如一日地同甘共苦。非常时期，父母忍痛烧毁了一大箱书信，“但在母亲逝世后的2016年秋天，我们整理遗物才惊喜地发现：她竟然仍悄悄珍藏着父亲写给她的第一封情书。”

20世纪50年代，剧场基本没有空调，因此，剧团每到夏天就暂停演出。1957年“歇夏”时节，吴佩承、毕春芳一家搬到了陕西北路30弄6号。

这栋刚空置的新式里弄共三层。原主人是位姓黄的西医，此时移民去了美国。他曾在住宅下面两层开设私人诊所，居家场所和卧室设在三楼。毕春芳选择住在三楼。一楼入住的是著名画家、当时已近八旬的“红薇老人”、上海文史馆馆员张光。二楼由毕春芳介绍给了当时还单身的戚雅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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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北路30弄6号，他们的儿子吴越长大了，很快又添了弟弟。

也是在这幢楼里，戚雅仙与著名越剧编剧、戏剧理论家傅骏喜结连理，生下女儿傅幸文和儿子傅幸艺。

吴家兄弟俩和傅家姐弟，以及底楼张老先生的孙子、重孙辈总是在一起亲如一家。

然而，无忧无虑的生活持续到1966年戛然而止，戚雅仙一家不得不离开陕西北路的家。1972年剧团解散，毕春芳到西康路上的豆制品工厂打百叶结。据说，她刚刚到厂那会儿，因为被戏迷发现围观，导致厂门口的24路电车受到阻塞。

眼前的红氍毹换成白豆浆，生活节奏陡然改变，但好在回到家里，小屋内始终非常温暖。在吴越印象里到了20世纪70年代，家中的所有摆设里已经完全消灭了毕春芳过往艺术生涯的痕迹，但她以一种轻松的态度面对命运的起伏。在孩子们面前，母亲从没显露失落，也从没表述过对舞台的留恋，这份淡然潜移默化地教会了孩子们用乐观的心态面对外界的不可抗力。

1978年，春天重新来临，毕春芳家里重新装回直线电话，换成新的6位数号码。毕春芳接到调令，准备重回舞台。这一年，她51岁。

眼见年过半百的妻子重整旗鼓，吴佩承毅然决定提前退休，确保毕春芳无后顾之忧。1979年春节，毕戚姐妹重返舞台，一出《楼台会》一票难求。在是年剧协上海分会举办的“迎春茶话会”上，250多位戏剧工作者重新在自己的“家”围桌叙谈。阵阵欢声笑语中，时任剧协上海分会副主席杜宣祝词道：“春天毕竟来了！”

毕春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舞台演出和奖掖后辈的工作中。她的家成为许多年轻戏剧演员求艺生涯中的灯塔。他们感念自己一次次走到陕西北路30弄6号前来请益时的场景，当抬头呼叫毕老师的名字后，“慈祥的吴伯伯会探出头来，从窗口扔下开门钥匙”。

母亲的身体力行也感染吴越去闯一闯自己的未来。1956年，当时正怀孕的毕春芳和戚雅仙演出《玉堂春》，这出戏成为小吴越的“胎教”。1980年，当吴越准备出国前夕，两姐妹回到瑞金剧场复演这出经典，祝贺吴越开启人生新篇章。

时过境迁，如今，作为路威酩轩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吴越的办公地点依旧在陕西北路上。

从吴越位于陕西北路、南京西路口的恒隆的办公室向下望，童年和小伙伴们游戏的街区、日后和妻子相遇的锦沧文华，还有南面的童年居所、父亲陪着母亲一次次从那里出发走向舞台的背影……一切都还是熟悉的格局。

如今，虽然父母已经故去，但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印刻在这条街上。每每走过时，他总能从记忆深处感到，不论时令如何变化，心中的春风永远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