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859年咸丰九年二月，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的炮声响起之前，第二次鸦片战争进入《天津条约》签订后的换约阶段，咸丰皇帝心中焦虑万分，他极力避免英法联军以胜利者的姿态开进北京城进行换约，然而，英法联军却坚持要在北京这一龙脉之地完成换约仪式。
1859年3月27日，这一天紫禁城的红墙绿瓦间，四份沉甸甸的密诏如同四道紧箍咒，通过官府邮政的驿站系统，穿越北京至天津的漫长道路，最终悄然落入身经百战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手中。四份密诏的核心就是“能不打就不打”，就是一个“忍”字。
据《大清历朝实录》之二百七十七卷《咸丰九年·己未·二月·壬戌（3月27日）》详细记载，咸丰皇帝在四次给僧格林沁的密诏中，反复告诫：“天津之地，关乎国家全局，且南漕北上，正值关键时期，切不可轻易言战。若夷船逼近，宜先以礼相待，迎至拦江沙外，与之和谈，劝其前往上海互换和约。若其回心转意，则可避免战事；若其执意闯入内河，再相机而动，此策甚为稳妥。”
又如：“若夷船突然而至，当选派能言善辩之士，耐心开导，勿使其骚扰百姓，同时速将情况上报，不得擅自用兵。”
这些话语如同暮鼓晨钟，在僧格林沁心中回荡，让他深切感受到皇帝的无奈与深沉的忧虑。对于僧格林沁这位铁血武将而言，密诏的“忍”字，如同一道无形的枷锁，紧紧束缚住了他那颗渴望冲锋陷阵为国杀敌的心。
咸丰皇帝深知僧格林沁的豪情壮志与战斗意志，但在这危急关头，他更需要一位能够稳定大局的智者。于是，他将目光转向了44岁的怡亲王载垣，这位在朝中德高望重、智慧超群的铁帽子王。
年仅29岁的咸丰皇帝向侄子辈的载垣敞开了心扉，倾诉了朝廷面临的艰难困境，诸如英法联军的军事压力、太平天国的兵戎威胁、财政危机的现实困境以及国际法的约束、地理环境的限制等等，并强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深远策略。
在谈话中，咸丰皇帝突然问载垣：“你还记得福康安被临时工盘剥的故事吗？”载垣闻言一愣，面露疑惑。咸丰皇帝便缓缓讲起了那段往事：67年前的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福康安将军收复西藏失地，使廓尔喀俯首称臣，其辉煌战绩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乾隆皇帝龙颜大悦，赐予了福康安丰厚的奖赏。
然而，当福康安凯旋而归，前往户部报销军费时，却意外收到了一封户部书吏的名帖，索要万金贿赂。
彼时的福康安已是一等公，深得乾隆皇帝的信任与重用，而那位户部书吏，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文书职员，既无官衔，又不在编制之内，只是一个不起眼的临时工。他竟敢向福康安伸手要钱。理由是，若不给钱，报销军费需要核对，将拖沓数年之久。皇上定会责问下来，舆论若趁机起哄，必将引发一场轩然大波。这是为了大人前程着想啊！并非为了我们这些小吏的私利。
福康安听后，非但没有动怒，反而心生感激与赞赏。他随即命令“粮台以二百万予之”。这一事件后来被道光年间的举人欧阳兆熊在其笔记《水窗春呓》中详细记载了下来。
咸丰皇帝讲完这个故事后，感慨道：从中不难窥见“临时工”在体制内的巨大能量与影响力。这次也应该发挥他们的作用。
接着，咸丰皇帝悄悄地对载垣说：“你去天津给朕传口谕给僧格林沁，这么这么办……”载垣听后，连说：“高，就是高，皇上圣明！”
1859年的4月，春风尚未吹绿江南岸，战火却已在北方大沽口悄然蔓延。载垣怀揣着皇帝的口谕，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疾驰天津与僧格林沁共商大计。他带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派往上海的使团与外夷的谈判已经彻底破裂，入京换约已成定局，但天津的防御绝不能松懈。同时，他传达了咸丰皇帝的口谕：“若夷人入境不守规矩，可暗中出击，但务必声称此乃乡勇所为。”
乡勇，就是游离于编制之外的“临时工”，咸丰皇帝也打算借助这股力量。咸丰深知，一旦清军正式宣战，必将面临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与外交指责。而利用乡勇进行偷袭有其合理性，因为乡勇作为非正式编制人员，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对地方的深入了解。这种特性使得他们在行动时能够更隐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模糊战争的性质与边界，减轻国际法的束缚与压力。
只是咸丰没有想到，这个看起来完美的临时工计划，立即被僧格林沁的谋士给点破，请看下文。本文是《帝王的决策压力》系列文章第二篇，谢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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