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丑2》：好莱坞版的红毯先生

要评价《小丑2》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这并不是由于我对《小丑2》有特别高的期待。熟悉我的一些观点的也许知道，我对五年前的《小丑》实际上有很多微词。

因此，我其实是带着比较低的预期值去观看《小丑2》的。上映前的各种反馈，尤其是海外比较低的评价，更进一步拉低了我的期待。

不过，没想到的是，尽管有着这种“预期管理”，《小丑2》仍然出乎我的意料。

这种意料倒不是“它有多么烂”，从某种意义上，这甚至是非常教科书式的一次创作。只是大部分人没有想到，几乎是原班人马的主创团队，竟然在《小丑》中费了好大力气建构了小丑形象后，又把它拆解掉了。

拆解当然不是不行，某种程度上，“解构价值”甚至是某些伟大作品与生俱来的基因。不过，作为一部显然的商业电影，虽然《小丑》令人意外的同时获得了票房和美誉，主创团队似乎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幸福”缺少完全的思想准备，以至于他们似乎觉得这部电影和这个角色形象“配不上”这样的荣耀，于是在第二部中反其道而行之，将得到的东西全都还了回去。

因此，这部电影连同它的原作，都不能作为孤立的作品来解读，而必须放到它产生的时代中去。

在小丑第一部的一开始，亚瑟与社区医生的对话就已经揭示了当时的社会面貌：

这个世界越来越疯狂了，气氛是很紧张，大家都很沮丧，人人都在挣扎，找不到工作，世道艰难。

《小丑》上映于2019年，那个时代世界经济危机初现端倪，社会不满情绪增加，当出现了小丑这么一个人物“登高一呼”，确实有可能出现一呼百应的情况。《小丑》的火爆在于它确实命中了当时的社会情绪。

而同时，这也进一步说明，《小丑》所获得的商业成功和美誉有一些运气成分，或者说“讨巧”了，被捧到了不属于它的高度。

那么，主创团队选择在第二部中解构这个角色，同样也有着顺应当下时势的意图和策略。

简单说，在《小丑》那个年份，社会的普遍情绪是愤怒——不知道怎么就成了这样，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承受压力。

而到了第二部，尤其是经过了全球疫情的波折，社会普遍呈现的情绪从愤怒到了迷茫，甚至麻木。

而越是这个时候，往往越需要在影视作品中获得慰藉和释放。

然而很不幸的，《小丑2》并没有选择在这种普遍失落的情绪下再添一把火，而是很不“应景”地选择了泻火。也许从三部曲的角度来考虑，可能后面埋藏了更大的伏笔。但从市场的角度，它无疑“错付”了观众对它的期待，导致商业上的预期不能达成，表达上的初衷也成了温吞水。

所以从某种层面上，这很像是一部好莱坞版的《红毯先生》。它是自洽的，但观众从某种层面上并不需要小丑的自我解构和祛魅，他们要的是释放，是激情，哪怕是烂俗的爱情也好啊。

可惜主创团队根本不屑于给予观众这些，而是将表达放在“小丑”这个角色之外。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部“元电影”，片中多次呈现亚瑟在电视中的形象，亚瑟在狱中也多次询问“你看过我那部电影吧？”迷影情结确实是后漫威时代全球影视创作者们共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因为对于“一个更好的未来”普遍失去了想象和和建构能力，那么不出意外的，能做的也就只有迷恋电影本身了。无论从国内创作者如魏书钧的《河边的错误》《永安镇故事集》或是国外的《巴比伦》《造梦之家》等都能窥见端倪。

这其实是一个并不太好的迹象，说明全球影视创作者的创新力在下降。不过，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社会客观现实的必然反映，倒也不必过于苛责。

所以，在目前的形势下，如果想延续前作的商业基因，做出一部“好看”的续作来，某种程度上倒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而主创团队无疑是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不仅是拿前作开刀，拿角色开刀，同时也是拿自我开刀。

勇气当然是可嘉的，这也注定了《小丑2》难以成为大家所期望的兼具票房成功与表达的融合作品，而成了一部选择自我完善却辜负了商业期待的小众作品。只是不知道它原本被赋予的那个使命和愿景，又要靠谁来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