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2》的军事顾问都在打酱油？尴尬细节错误太过外行

在国庆档热映的《志愿军：存亡之战》票房一片飘红，毫无悬念地摘取了国庆假期票房冠军桂冠，截至本文撰写时其票房收入即将超过10亿元。这一业绩是值得我们感到高兴的，说明大家还没有忘记在朝鲜战场上壮烈捐躯的志愿军英烈和勇战强敌的志愿军精神。然而，影片本身却未必配得上这份赞誉。作为一部主旋律战争历史影片，主题越是严肃，社会影响越大，就越应该在剧情、表演、细节、服道化各方面精益求精，应该把影片当作能够流传的历史来拍，这样才不辜负观众的期待。然而，《志愿军：存亡之战》在这方面表现欠佳，作为一部战争影片却出现了太多违反军事常识的错误，令人失望。

■《志愿军：存亡之战》以8亿票房夺得国庆档冠军，但高票房不等于高质量。

明语通话泄露军机

影片中，师长在给朱一龙饰演的李想布置任务时，居然直接在无线电台里用明语下达命令，而且通话内容还是关于派遣小分队深入敌后破坏水库的机密行动。这一桥段让人联想到《大决战·辽沈战役》中的经典桥段：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司令部被解放军意外捣毁后，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狗急跳墙，不顾保密规定在无线电中用明语下达命令，结果把作战部署全都通知了解放军，最终全军覆灭！

■《大决战·辽沈战役》的经典桥段，廖耀湘惊慌失措，以明语下达命令。

在现实情况中，军队使用无线电通讯时都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暗语进行对话。电影如果要展现布置命令的场景，完全可以用有线电话。铁原外围的阵地都是经过数天时间构筑的，有足够时间在师部和一营之间架设有线电话。

为求好看乱摆队形

片中使用了大量镜头来展现行军队形和战斗队形，但陈导出于镜头效果的考虑，排出了一堆莫名其妙的阵形。最奇葩的队形来自联合国军车队调头的镜头——上百辆坦克、装甲车和汽车在一个宽阔的场地中排成密集队形，然后同时调头，似乎想以此展现美军的训练有素。

陈导，您当这是阅兵嘛？这是战场，身后几百米就是志愿军。虽然志愿军火力弱了点，但82毫米口径的迫击炮还是有的，一发炮弹打过来，至少能破坏2辆以上的车辆。联合国军要多蠢，才会把上百辆车辆集中在一起等着志愿军来炮击。把敌人表现得愚蠢只能衬托自己水平也不高，当年鬼子都知道“八路，狡猾狡猾的”。

■美军陆战一师开赴朝鲜前，在美国本土组织的阅兵式。电影中展现的兵力规模和密集队形，只有在阅兵这种特殊场合才能看到。

在实战中，这种承担后卫任务的摩托化部队在行进中是要呈战斗队形的，以连或排为单位分梯队行进。一个梯队至多30～50辆车，而且每辆车的间距要保持在20米以上，防止一发炮弹能同时破坏2辆车。

■历史照片中的美军坦克部队队形。从图中美军悠闲的姿态来看，此时尚未处于战斗状态。即便如此，每辆坦克的间距也在10米以上。如果是处于战斗状态，间距还要加大。

片中队形的错误还有好多。美军步坦协同对一营阵地发起冲锋的阵形就过于密集了。此时距离志愿军一线阵地不过数百米，已经进入志愿军60迫击炮和82迫击炮的有效射程，队形应该稀疏到单兵间隔10米以上。

■以图中的单兵间距来看，一发迫击炮弹下去，一个班就非死即伤了。

步坦协同进攻有三种形式：一是坦克引导步兵攻击，也就是图中所展示的这种场景，坦克和步兵共同冲锋；二是当地形不适合坦克行动，或是障碍物较多，又或者是敌方单兵反坦克武器较多时，坦克会在步兵后方以火力支援步兵冲锋；三是当敌方有坦克时，坦克前出与敌方坦克交战，步兵与己方坦克保持一定距离，减少伤亡。

似是而非高级参谋

影片中由辛柏青饰演的李默尹的人设是总参谋部作战部高级参谋，抗美援朝开始后又担任志愿军总部高级参谋。这个人物设定意味着他掌握了太多的绝密资料：志愿军的兵力规模和分布，志愿军总部和军、师两级指挥员的名单，后勤补给情况，武器弹药的情况……简直就是一座行走的情报库。然而，在这个主要角色身上就存在不符合实际的错误。

■由辛柏青饰演的李默尹的《志愿军》三部曲的主线人物。

首先，李默尹的高级参谋职务就是一个BUG，在我军历史上极少使用“高级参谋”这种称谓，只有在抗日战争期间因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名义上受国民党指挥，为便于和国民党军打交道，才有高级参谋。我军内部除了参谋长、副参谋长，其他参谋一律都称为“参谋”，不在职务上区分等级。倒是旧日本军队中有“先任参谋”“首席参谋”之类的称谓。

■1951年4月，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右一）与政委和参谋长研究战况，这才是总部高级参谋应该出现的场景，而不是作战一线。

其次，像李默尹这样掌握重要机密的参谋是不允许到作战一线的，一旦被俘后果不堪设想。现实中，总参谋部或是志愿军总部派遣参谋到前线调查情况，也是在战斗间隙，在相对安全的师、团级别指挥部里通过座谈、个别谈话、审问俘虏和走访等形式进行，而不是把自己当成普通步兵去冲锋陷阵。

再次，更神奇的是，在影片中，李默尹在腰部挨了一发7.62毫米步枪弹之后，居然还能生龙活虎地做各种战斗动作，从天黑打到天亮。陈导啊，这是7.62毫米步枪弹啊，在影片中不足十米的近距离吃上一发，就算不是头部、心脏等要害部位，也要骨断筋折。咱这是主旋律大片，不是商业枪战片，好看就行，真实才是第一位的。

■二战各主要参战国步枪弹对比。从左到右依次是日本6.5毫米步枪弹、美国7.62毫米步枪弹、英国7.7毫米步枪弹、苏联7.62毫米步枪弹、日本7.7毫米步枪弹、德国7.92毫米步枪弹。可见美军的7.62毫米步枪弹体型最大，威力也最大。

坦克炮手无师自通

在影片中，朱亚文饰演的武器专家吴本正带领警卫员潜入美军阵地偷了一辆“谢尔曼”坦克。这一幕剪辑得没头没尾。前一幕吴本正还在我军阵地，后一幕在没有任何剧情或背景交代的情况下，就带着警卫员混进美军阵地偷坦克了。

剪辑混乱也就算了，但违反基本常识那就另当别论了。只当过炮兵的警卫员居然能够在毫不熟悉坦克的情况下，直接上手操纵坦克炮，连续击毁2辆美军坦克。陈导，你去军博找一辆“谢尔曼”钻进去看看，望着一堆按钮、手柄、仪表，懵不懵逼。

■军博地下兵器展厅内就摆着一辆M4“谢尔曼”坦克，参观学习一下很难嘛？

虽说炮兵和坦克炮手一通百通，但需要有师傅领进门啊！自己摸索，不仅时间长，还会误操作。怎么调火炮的高低和方向，怎么解锁炮塔锁定器调炮塔的方向，怎么击发坦克炮，怎么从弹药架上取炮弹，怎么为炮弹装定引信……仓促间，让一个没进过坦克的炮手全部学会，可能嘛？

■“谢尔曼”坦克炮塔内部照片，一个新手进入炮塔后，第一反应就是束手束脚，因为炮塔内空间极小，很容易就剐蹭各种开关或是炮弹。

狙杀小组莫名其妙

电影中安排了一段剧情，吴本正赶往前线途中遭到美军一个双人狙击小组的伏击。警卫员说“敌人是冲你来的”。这是不是过于抬举吴本正了。一个军工专家，在前线名声不响，美军怎么可能事先侦知他的行踪？

■朝鲜战争中美军陆战一师的双人狙击小组，通常在前沿执行狙击任务，但很少会单独深入志愿军后方行动。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联合国军倒是经常派遣特务潜入中朝联军的后方进行袭扰破坏，志愿军总部遭空袭毛岸英牺牲，就是因为被联合国军特务发现了志愿军总部的位置。但是，这种特务小队基本都是以南朝鲜人为主，或是南朝鲜人和美国人混编，后期还有被俘虏的志愿军战俘接受特务培训后被派回，影片中美国人单独被派遣到志愿军后方就很不合理了。语言不通，外貌迥异，根本无法长期潜伏，剧情在此安排2名南朝鲜伪军的狙击手还略显合理。

臆想之战损记录员

电影中张宥浩饰演的杨三弟是63军的战损记录员。这个角色的设定和行动有三处明显错误。

第一，设定错误的职务和身份。志愿军是没有编制战损记录员这个职务的。类似的工作是有的，但都是以连为单位，自行统计战损情况，再逐级汇总到团机关存档。如果连队全员伤亡，营部或者团机关会派专人进行记录，但这种工作只是临时的，完成战损记录后还要开展其他工作。杨三弟在第一部《雄兵出击》中是40军118师师部通讯排战士，到第二部《存亡之战》就莫名其妙地调到63军任战损记录员，这本来就不合理。如果把这个角色的身份设定为战地记者就合理多了，作为战地记者拿着照相机到处跑是战场上的常态。

■几个月前还是火箭筒保险都忘记开的新兵蛋子，如今就能在野战医院昏暗光线下不用闪光灯熟练操做当时的稀罕玩意照相机，这跨度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第二，在错误的地点开展工作。杨三弟出场是在战地医院为烈士拍摄遗照。作为63军的战损记录员，在还没报到的情况下就开展工作。工作积极性是值得肯定的，但试问他统计上来的战损数据要交给63军嘛？战地医院里的烈士都不是63军的，63军怎么处理？

第三，错误的传统。杨三弟说“给烈士们照相，记下他们的名字，是我们的传统”。陈导，不好意思，志愿军在当时真没有这样的传统，更没这样的条件。受经济条件所限，在当时的中国，照相机和胶卷仍然是稀缺物资。别说为每名烈士照一张遗照，就是为每名军人照一张证件照都做不到。

■特等功臣黄继光生前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只能以图画复原其光辉形象。

以全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志愿军唯二的特级战斗英雄和特等功臣黄继光同志为例，生前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只能按照他的亲弟弟黄继恕的脸做出雕像，再绘成画像供后人缅怀。黄继恕曾回忆，当时家里穷，黄继光从没进过照相馆照相，参军后直接去了朝鲜，也没机会照相。这就是我们伟大的志愿军指战员，他们甚至来不及享受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生活，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为了方便在受伤或牺牲后辨识身份，志愿军采取在军服内衬写上番号、姓名的办法。这才是战斗结束后，记录烈士身份的依据，而不是拍照。由于美军频繁使用凝固汽油弹，军服很容易被烧毁，导致很多烈士的身份无法辨认。这一点美军的身份识别牌（俗称“狗牌”）确实值得我们学习，但就是这样一块小小的金属牌，以当时新中国的国力也是负担不起的。

■二战至朝鲜战争时期美军身份识别牌实物。

美军的身份识别牌采用金属材质，可有效防止火烧、水浸。牌面记录佩戴者的姓名、血型、军人编号、亲属的姓名和地址、破伤风疫苗注射等信息。身份识别牌一式两块，当佩戴者阵亡后，战友会将一块放进遗体的嘴内，另一块带走上交给上级。这样即便一时无法带走遗体，将来有机会回收遗体或遗骸时，还可以通过身份识别牌确定身份。这才是战损记录最权威的依据。

■今日解放军已开始配发现代化的军人标识牌。

借鉴外军身份识别牌的经验，解放军开发了更有信息化特色的军人保障标识牌。金属材质的主牌刻有姓名、血型、保障号等信息，并有二维码，可以通过专用设备扫描二维码，快速获取佩戴者的重要信息。副牌为塑料材质，用于包裹主牌，内部安装有芯片，存储佩戴者指纹、过敏史、电子伤票等信息。与主牌相互配合，官兵可持牌看病就医、兵站食宿、行军乘车，便于平时和战时实施精确保障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