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2024年5月，荣新江出版了《满世界寻找敦煌》一书，把40年寻访敦煌史料的经历和故事呈现给读者。
为了写这本书，作者40年锲而不舍，40年痴心不改。“只要查到和敦煌相关的信息，我就去找，就这样一站一站地跑。”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40年走过11个国家、48个城市，一路寻找敦煌文献。
荣新江说：“学术无国界，但学者有祖国，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就是要在国际上与顶尖学者同台竞技，使中国的敦煌学尽快追上世界先进水平。”
敦煌藏经洞文献的流失是近代中国的重大损失，令国人扼腕痛惜。由于难以看到原始文献，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一度落后于人。
1984年，荣新江作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交换生，到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学习10个月。从这里出发，荣新江利用课余和假期，踏上了寻访敦煌文献的历程。
英国国家图书馆是荣新江探访的首地。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运走的5大马车29箱敦煌宝藏，主要收藏在这里。由于住宿地离图书馆较远，为了节省时间，荣新江放弃在宾馆吃早饭、午饭，赶到图书馆附近的小店买个面包、喝杯咖啡，整个白天都在图书馆里看书抄书。
这样的访书抄书成了荣新江后来40余年学术生活的常态。
在那个手机、电子邮件和导航软件还未普及的年代里，就靠着信件、地图和笔记本，荣新江走遍了国内外已知的有敦煌文献的收藏单位。
访书抄书看似简单，但内在艰辛非亲历者难以体会。
德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的善本部阅览区座位极少，每次得抢座，如果抢不着，一天就白去了。中午出去吃一顿饭，回来就可能没座了。所以荣新江早晨吃得饱饱的，一直撑到下午，饿得拿不动笔，再出来吃饭。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规定进馆必须穿拖鞋，冬天图书馆库房里没暖气，穿拖鞋待不了多长时间脚就冻麻了，就得出来暖和一下，再冲进去看。
从伦敦到巴黎，从哥本哈根到圣彼得堡，从柏林到京都……40年来，通过对敦煌文献的全面调查，荣新江等中国学者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中国的敦煌学研究逐渐摆脱了只能依靠外国学者发表出来的资料进行研究的被动局面。一大批国际瞩目的研究成果确立了中国敦煌学的国际地位。
“能抄回多少，就能写多少文章。”荣新江说，对原始文献的掌握是推动学术研究进步的强大动力。
荣新江硕士就读期间跟随张广达先生研究归义军历史。其中《曹元深上朝廷表文稿本》是最重要的归义军史料之一，但在英法等国公布的缩微胶卷上看到的文书一片黑，断断续续露出一些字。“所以过去做归义军史，如果没有读原件的机会，无法通盘地做通史性研究，只能做个案研究。”而通过到法国国家图书馆查阅原件，文书的字都认出来了。
“我把英法敦煌文献中最重要的归义军史料亲手过了一遍，才敢写出《归义军史研究》”。1996年荣新江出版了《归义军史研究》，这是国内外第一本系统研究归义军政治史的著作。
位于日本京都的藤井有邻馆收藏的一件唐人写经，令荣新江眼前一亮，大喜过望。写经上题有一段文字，记载了大唐文德元年（公元888年），朝廷派遣押节大夫宋光庭西赴敦煌，送旌节给归义军首领张淮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这个资料对我研究归义军史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荣新江说，“宋光庭的名字正好见于张淮深的墓志。我一看见宋光庭，眼前一亮，抄了这条，后来写入《归义军史研究》中。”
40年来，走遍世界各大收藏机构，亲眼看到、亲手触摸流散异国他乡的敦煌文献，荣新江激动、兴奋中也混杂着遗憾与失落。“当时的中国文人缺少今天考古学家挖到生土层的精神。现代学者，满世界寻找敦煌，一定要尽自己的能力刨根问到底。”荣新江每次做关于敦煌的讲座时，总会这样强调。
盛世修典，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海外敦煌文献陆续以影印复制或数字化的方式回归祖国。
“全世界寻访敦煌的中国学者并非我一人，而是一大批人，中国敦煌学的进步是一代代学者接续奋斗出来的。”荣新江说。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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