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
当初，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扣押老蒋后，通电全国。
南京的何应钦得到消息后，迅速发布讨伐令，自任讨伐军总司令，叫嚣轰炸西安，营救蒋委员长。
这一举动引得当时国民党内外的各方声音讨论，有反对，亦有支持。
宋美龄更是指着何应钦的鼻子怒骂道：
“你这是置委员长的生死于不顾。”
社会各界亦传出形形色色的猜测：
蒋介石会被杀掉吗？如果发生，国民党又该谁当权？国内形势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实，对于老蒋的处置问题，周恩来早在会见张学良时，就已经给出正确意见：
“说服蒋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一个好前途。”
“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就会使中国前途更坏。”
在这一过程中，我党又是如何积极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
虽说历史没有假设，可如若当时蒋氏被杀，历史的轨迹脉络又会怎样更改？
01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执意送蒋回南京，很多人对此甚是不解，认为少帅犯傻。
但张学良其实是打心底认定，虽然老蒋这个人暴躁、多疑、孤僻、自负，有时候还会犯糊涂，但他依然是名义上的“领袖”。
然放眼当时国内局势，国民党内部权势纷杂，派系之间各怀心思，哪怕是一点蝇头小利都要争个头破血流；
再加上地方军阀、权贵商贾等势力，面临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行为，都在为自己谋划着后路。
蒋被扣押后，鲍威尔曾分析：
“蒋介石不仅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还是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
他被扣押成人质，一方面，会使得中国政府陷入瘫痪，另一方面，一些政客会掀起党派之争，发动政治阴谋。”
为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党积极主张解决问题，而非发动新一轮内战。
同时，积极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呼吁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抗日，希望最大限度推动事件进展。
诸如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元老，就曾多次联络陕北方面，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建言献策。
但对于蒋氏的处置问题，起初我党内部意见并非完全一致。
在12月13日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博古等人认为，应当“罢免蒋介石，交由人民审判”，即“审蒋”“罢蒋”。
朱德总司令甚至提出“杀蒋”也不足为惜的看法。
细想十多年来，蒋对国家、对人民以及革命人士造成的伤害，心存痛恨亦是自然。
一旁的张闻天和周恩来没有表示反对，但心中其实已有答案。
党内高层意见达成一致，是在周恩来和张学良会晤后才取得一定进展。
朱德等人也逐渐意识到，“罢蒋”乃至“杀蒋”，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02
张杨扣押蒋后，各大媒体报刊发表、转载的文章铺天盖地。
《申报》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还是整个的中国》的时评，并提出三点意见：
其一，绥远抗战没有结束，希望前线将士不受本次西安事变的影响。
其二，蒋介石的人身安全，是中国维持纸面统一的基础，如果蒋氏被杀，中国必然会四分五裂，全国军心难以获得真正统一。
其三，对于张学良，施加的压力过轻，其不会放任；施加压力过重，蒋介石又会有危险。
西安事变爆发后，陕北方面积极动员，商讨组织下一步的具体工作。
但南京方面直到12个小时后，才得知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顿时急得同热锅上的蚂蚁。
国民党高层召开紧急会议，大致定出一个所以然来：
孔祥熙代理蒋介石“行政院长”一职；冯玉祥及执委负责军事委员会；何应钦及军事委员会负责指挥部队。
“指挥部队”为何？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主张：攻打西安。
几个小时后，刚从上海赶回南京的宋美龄盯着已经做出的决定，大发雷霆，痛斥何应钦。
起初“何妈”有所隐忍，挨骂就听着。
但被接连骂了几次后，终于难以忍受，回怼道：
“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其丈夫而已。”
言外之意是说宋美龄只顾情爱，不懂政治。
或许很多人认为，何应钦主战讨伐西安，其实就是为接替老蒋，取而代之。
其实不然。
而以上说法，其实是出自孔祥熙、宋美龄等人之口。他们站在何应钦的对立面。
面对何应钦主张出兵，孔祥熙更是直言：
“不要这样急，急狠了，校长就没命了。”
当时同样主战的，还有对老蒋忠贞不渝的陈氏兄弟。
如按照以上观点，此二人难不成亦存谋反之心不成？
何应钦以及诸多其他高级将领主张讨伐，实则是站在南京的立场之上。
因为老蒋已被扣押，南京方面如若一再忍让，只会助长张杨二人之气焰，须在关键时刻加以打击。
而事实证明，何应钦对西安方面增加军事压力的做法，也确实对张学良等人造成一定威胁，进而促成和谈。
中间有一次，少帅还直接找到蒋介石，希望他出面，让何应钦莫要轰炸西安。
只能说少帅还是有点幼稚，以老蒋的气性，不对他破口大骂就不错，又怎会答应他。
轰炸行动虽迟但到，可从轰炸范围足以窥探，何应钦只是对渭南地区进行打击，有意避开了西安。
轰炸结束后，他便迅速准备和张杨二人的会谈。
由此来看，他还是比较重视蒋氏的安危，所谓的“轰炸行动”，亦是其为解决西安事变而实行的策略。
那么如若老蒋身死西安，何应钦是否拥有上位之可能？
答案大概也是否定的。
其实从蒋介石被扣押后，南京方面的职位临时变更就可以看出，何应钦依旧作为“军方第二话事人”而存在。
孔祥熙掌“行政院”，冯玉祥管军委会，再加上远在法国的汪精卫，还有野心勃勃的地方军阀，哪一个的存在，都不会使其顺利上位。
另外需要考量的一点是，何应钦“主战”其实是站在黄埔系的角度进行的，正所谓“蒋爹何妈”的称呼在黄埔学生心中还是有一定分量。
蒋介石被扣，黄埔系必然首当其冲，恨不得立刻兵临西安城下，救出老蒋。
如果在这个时候，何应钦再主张和谈，势必遭到黄埔系的反对，其自身积攒多年的势力则会受到巨大冲击。
而在抗日战争后期，何应钦逐渐被老蒋架空，陈诚土木系被扶持而上，其中，必然是受到西安事变的影响。
如果说南京方面的态度是在意料之中，那么且看地方军阀对于西安事变之见解，却是让人出乎意料。
哪怕是当初高举反蒋大旗的冯玉祥、李宗仁、唐生智、阎锡山、李济深等人，一个个态度全都180度大转变，纷纷发表电文，指责张杨之行径是为逆潮流之举。
冯玉祥通电：
“当此外侮日深，风雨飘摇之际，虽吾人和衷共济，同挽国难，犹恐计虑不周，岂容互生意见，致使国本动摇！”
唐生智来电：
“委座蒋公负国家安危之重，十余年来，对于御侮图存，密筹默运，夙夜匪懈，事实昭彰，无待赘述。
自全国统一，人心益固，士气益奋，中央对外态度，转趋积极，国际观听为之改易，方谓从此全国团结，一致努力迈进，不难湔雪失地之耻。”
阎锡山来电称：
“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