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蒙蒙亮,北京西便门外的白云观响起清脆的梆子声。梆子一共敲五下,三下慢,两下快,一天开始了。
苦行道士默默地干活,除草、担水、洒扫殿堂、做早饭。过了一会,上层道士也起来了,梳头、洗脸、穿袍、戴冠、系绦,六点半钟板一敲,就要开始念经了。
诵经、修持、用膳,基本上就是道士的一天。生活在这里,人们还会生出无聊的欲望,还会想着对抗生活吗?
答案是会的。
白云观住持高仁峒就生出了不大不小的野心。
白云观虽是洞天胜地,树木繁茂,宁静悠远,却不够气派。殿宇年久失修,渗水漏风,不无残缺。光绪七年(1881),高仁峒接过白云观住持的大任。六年之后,白云观重修吕祖殿。大动土木数十日,白云观焕然一新,高仁峒不由得心生豪迈之情,在碑记中写道:“此本观数十年有志未逮之事。”
前人未能做到的事,在自己手里做到了,这是何等的荣耀。这座焕然一新的宫殿会在岁月的侵蚀下再度残破,但高仁峒这个名字必然会留在历史之中。
▲高仁峒画像。图源:北京白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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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观的历史非常悠久。1227 年,丘处机去世,葬于此地。此后,白云观成为全真龙门派第一祖庭。
在古代,城市是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贵族们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才有各种各样的生计,道士也不过是诸多职业中的一个。清朝以来,白云观一直试图讨好权贵、广结善缘。
重修吕祖殿,就是得到了二品命妇“董母素霍拉氏”的施舍。后来,吕祖殿修缮完毕,但是“一切彩画尚缺”,又有京西罗庄“耆公英舫、全公颐斋”二人出钱添彩画。可以说,正是贵族信众的支持,才成就了高仁峒的野心。
光绪十六年(1890),高仁峒又嫌白云观拥挤,缺少一个集会场所,于是修建云集山房。建成之后,亭台楼阁,假山池沼,花花草草,一应俱全。明面上,他强调要恪守清规,不要把此地当成公宴之地,扰乱了道门清净。实际上,这般优美的场所,自然是要吸引权贵前来游乐的。1892年,晚清大员豫师就曾在白云观宴请荣禄、李鸿藻、谭钟麟等大官要员。
修云集山房的钱是谁出的呢?宫里的太监刘诚印捐银一万五千两,董大老爷捐银两千两,增景堂张宅捐银两千两,孙七老爷捐银五百两,张大老爷捐银五百两。动辄成百上千的捐赠,再加上平日里的香火钱,可以想象,白云观拥有多么丰富的观产。据光绪十二年(1886)的碑刻可知,仅白云观的一个下院玉清观就有“田产四十四顷七十八亩三分”。
既然有了宏大的宫观,自然要多多传戒。
传戒是德高望重者将道教的戒律传授给普通道士的一种仪式。这是一项耗费巨大的活动。有人做过统计,在1807—1908年间,张合皓传戒1次,弟子108人;张教智传戒11次,弟子925人;郑至祥传戒3次,戒子246人;吕永震传戒1次,戒子10人;张圆璿传戒4次,戒子633名;孟永才传戒3次,戒子332名。而高仁峒传戒4次,戒子高达1599名。
为高仁峒传戒的前白云观住持张圆璿曾说过:“古人已往,沧桑迭变,举功德事业,岁月所不能留者,悉以碑志载其真,而听其湮没可乎?”白云观如此声势,岂能埋没?一代大师,岂能无名?
再幽深的园林,也敌不过人世的喧嚣。
白云观向来是北京城的热闹之地,尤其是在正月。白云观初一开庙,正月十九为燕九节,据说是因为丘处机生于正月十九。整个正月,白云观游人最多,僧道之徒,勋臣贵戚、贩夫走卒、士人游女络绎不绝。如潮的香客纷纷解囊,捐赠的香火钱,足够白云观小半年的花销。
相传,十九日那天晚上会有神仙降临白云观,游人遇见可以祛病延年,道士遇见可以羽化成仙。为了等待神仙,许多人留宿观中,男女混杂,还引起了卫道士的不满。当然,更多人醉翁之意不在酒,有老道骗取钱财,也有青年男女借机私会。
当时还流行一个风俗,名为打金钱眼。每当庙会开放时,道士会坐在石桥下,前面悬挂面盆大小的假铜钱,中间的洞孔悬挂铜铃,游人用铜钱抛掷,击中铜铃则预示新的一年吉祥顺利。每年正月,石桥前游人围得水泄不通,争相掷击,铿锵之声不绝于耳,使得桥下积钱累累。
历史似乎很难抵达白云观。光绪十五年(1889),慈禧太后搬出皇宫到颐和园去“颐养天年”,然而她和皇帝的冲突已无法避免;大洋彼岸的日本颁布了《明治宪法》,走出了向西方学习、但又稍显古怪的一步。五年之后,中日之战就会让一切天翻地覆。
而在白云观,有野心的人继续往上爬,百姓仍渴望与神仙相遇。历史的水面浪涛翻涌,可水底下依然是平静无波。
▲白云观庙会。图源:苏明强《白云观与近代北京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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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仁峒能够实现野心,少不了一个人的支持。他就是白云观背后的大金主——太监刘诚印。
刘诚印,小名多生,直隶人。他很小就当了太监,后为怡亲王所赏识,入选内侍,赐名增禄,字德印(亦有写为“得印”)。同治七年(1868),刘诚印入白云观,拜张圆璿为师。同治十年(1871),刘氏与高仁峒同时受戒。
太监与全真教发生关系,其实并不意外。为鉴明代之失,清朝太监不仅人数少,而且不自由。直到慈禧太后掌权时,封印才有所松动,太监得以接触权力。相比于身体的残缺,太监心灵的不独立更为严重。他们脱离家庭、社会,如何给自己的人生赋予意义?如何解决养老问题?
全真教刚好能解决这两个问题。前者自不必说。关于后者,太监往往聚在一起,筹钱建庙,确保有一个地方可以给自己养老送终。
皈依全真教后,刘诚印开创了霍山派,尊张圆璿为第一代宗师,自己则为第二代宗师。从此,太监有了自己的道派,而领袖就是刘诚印。《素云刘先师碑记》说,刘诚印“计共修寺观三十余所”,这些庙宇无疑都被改造成太监道士的道观。
同时,刘诚印向白云观捐了很多钱。据学者统计,刘诚印在1871—1890年间共捐银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两,其中捐给白云观的就有两万余两。捐资建庙,让他得到太监们的拥戴;太监抱团,让他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在这群太监中,有许多我们非常熟悉的名字,比如李莲英、崔玉贵等。
一条通往宫廷的路就这样隐藏在白云观背后。高仁峒为白云观住持,与刘诚印为同戒戚友,故而结识李莲英等权监,通过他们可以与朝廷大员甚至慈禧本人打上交道。
关于高仁峒如何勾结内廷,野史有非常多记载。
《清稗类钞》里说,高仁峒与李莲英结为异姓兄弟,向慈禧献上神仙之术。慈禧十分信任他,任命其为总道教司,还委托他卖官鬻爵。于是达官贵人都让妻女认高为义父,来巴结他。参加《清史稿》编撰的金梁曾回忆道,高仁峒会点石成金之术,还曾献慈禧金丹,让太后老而不衰,健步如飞。
还有一则野史说,杭州某侍郎妻子十分漂亮,拜高仁峒为义父,后来,这位侍郎得到了广东学差。白云观里的房间十分精美,都是为官员妻女来夜宿而准备的。
清末进士郭则沄提到,义和团运动刚在北京兴起时,高仁峒出入端王府,向端王载漪介绍义和拳,还引见头目。端王一看表演,信以为真,便坚决支持义和团。
《北平旅行指南》曾提到,朝中权贵、宫中内侍大多寄名于白云观中为弟子,于是官吏全都奔走高门,视白云观为终南捷径。高仁峒一时声势煊赫,门庭若市。民初著名小说家陆士谔在《清朝秘史》里说,晚清一开始拟改革内阁官制,后来却改从州县入手——原来,高官们害怕大权旁落,于是走了高道士的门路,使得慈禧改了主意。
以上这些野史爆的料不少,但真实性要打上很大的折扣。比如,李莲英从未有过直接捐赠或协助白云观的举动。再比如,有人曾向慈禧举报燕九节妇女夜宿白云观,有伤风化,慈禧立马下令禁止。这些都说明,高仁峒与两者的关系并没有那么深。
▲李莲英。图源:网络
其实,高仁峒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政治掮客。他不能使用权力,但可以提供通往权力的门路。
清末文人费行简记载了一事。庚子国变,慈禧出逃西安,有一个洋人从北京而来,出入荣禄府中,对外宣称是法国医生,为荣禄治病。一天,费行简碰见了那个洋人,旁边相随者是他的老相识孟怀。孟怀是天津俄文学堂学生,因此,费行简怀疑这个洋人是俄国人,孟怀是其翻译。
后来,孟怀告诉了费行简实情:西洋人为俄国使馆参赞,向荣禄提议,俄国愿全力保中国,只要中国将东三省利权让给俄国。孟怀还提到一件事,很早以前,俄国人就经由白云观高道士牵线,联系上了李莲英、荣禄。
野史虽然野,但对高道士的判断还是准确的:“神仙中人兼政治中人。”
3
1895年底,俄国人璞科第来到了北京。
璞科第是一个中国通,大学时专攻明史和满蒙史,因学位论文《明代东蒙古史》在俄国汉学界显露头角,受到外交部赏识。他曾去过五台山、辽东半岛考察,出版了不少作品。因此,华俄道胜银行把他派往远东,希望借助他的学识,打开中国的大门。
璞科第熟悉中国社会,知道如何找门路。据《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记载,在同清政府交涉租借旅顺口、大连湾过程中,璞科第曾向李鸿章、张荫桓行贿50万两。
来到北京后,璞科第很快找到了一条通往帝国实际掌权者的小路:白云观。当然,这样的政治交易必然是暗地里进行的,但总留有一些蛛丝马迹。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国变,清廷出逃。高仁峒见京城被蹂躏,百姓受苦,于是在城区八处设粥厂施粥,兼给衣物,收买人心。高道士亲自为此事撰写碑文:“庚子都门变起,事将隳废,李俭斋封翁慨然力任其难,与华俄银行总领事璞科第君等,筹集巨款,购置米粟于白云观并城市各区,分设粥厂八所,兼溥御寒冬衣之赐,都人士兵燹余生,藉免沟壑。”可见,璞科第也出资救济灾民。
此碑文还提到不少亲俄人士参与此次善举,由此可见璞科第关系网的一角。比如联芳,时任外务部左侍郎,早年曾署驻俄国公使馆参赞。又如塔克什纳(塔木庵方伯),曾随李鸿章赴俄签署《中俄密约》。著名外交官伍廷芳曾提到,朝廷内有一个俄国党专门为俄国辩护,其中就有此二人。
值得注意的是,伍廷芳是在与日本公使内田康哉密谈时提到此事的。这算不算是对外提供情报?朝廷里是否还有一个“日本党”?
1900年之后,日俄两国在东北问题上越来越针锋相对,之后更是爆发了一场战争,结果是日本胜利。当时,伍廷芳想要借助日本人的推荐,在朝廷晋升高官以改变时局。这也暴露了清末民初中国政坛非常尴尬的一点:这世上未必有那么多“卖国贼”,可没有外人的帮助,确实寸步难行。
▲伍廷芳。图源:网络
或许是通过伍廷芳的密信,日本外务省也注意到了白云观这条小路。光绪三十一年(1905),内田康哉向日本外务省呈递了《关于送呈有关白云观方丈高云峒情况之报告》,里面写道:“窃闻当地俄国公使馆利用白云观的方丈,操纵宫廷,需要查清实际上到底有如何关系、如何利用?若是如同世上所说,我方也试图运用此法,至少为了离间两者的关系,图谋接近该方丈。……现已渐有进展,以至与方丈高仁峒建立了亲密关系。且勿论今后进一步加强至密之交,亦拟通过方丈,与宫中的宦官交通往来,结成亲密的关系。”
通过日本档案,我们终于可以搞清楚高道士是如何进行政治交易的。
光绪三十年(1904),日本的一位翻译官岛川毅三郎穿上道服,走进了白云观。一开始只是参观,之后又与道士吃茶聊天,互赠礼物。很快,岛川毅三郎就发现了璞科第在白云观租用的后花园。
从日本人的报告看,高仁峒虽然长袖善舞,但受两国探子摆布,往往堕入圈套而不自知,很容易就泄露情报。但这也许正是政治掮客的生存之道:借他人之手,抬自己身价。
那年元宵,燕九节的狂欢刚过去不久,一位风尘仆仆的道士找到了高仁峒。这位道士刚从奉天回来,亲眼见证了日军的强悍,赶紧回来报信,请求高仁峒保护东北的道观。高道士立马与岛川毅三郎取得联系,请求其予以关照。日方卖了高仁峒一个人情,于是高仁峒对日方殷勤了起来。
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初九,高仁峒在东交民巷附近的太升堂酒家宴请日本使馆官员。当天阴雨连连,岛川毅三郎担心高道士不来了。他提前半个小时去酒馆点菜,却发现高道士已经到了。聊了半天,岛川毅三郎才知道这个酒家的老板竟是高道士,而像这样的密会场所,还不止一家。
酒桌上觥筹交错,高道士暗示道,此乃机密场所,可畅所欲言。岛川毅三郎想要在白云观也租一个后花园,高道士婉言相拒。
岛川毅三郎问道,为何不行,是不是和璞科第即将任职俄国公使有关?
高道士说,璞科第是知己,才能住在白云观。有一天,太后的弟弟桂祥带夫人来白云观进香,夫人在散步时偶然遇见了璞科第的夫人,两人相谈甚欢。后来,桂祥入宫谒见皇太后,说起夫人受其款待的情形,太后于是下令召见璞夫人。外界说璞科第与慈禧关系不错,专指此事,其他都是风言风语。
岛川毅三郎转而问道:太后和方丈关系如何?
高道士回答道,他为了读经出入宫中,得到太后的赏赐,习以为常。他深得太后之厚遇,又多得力于身在皇太后左右者。一开始,是太监总管刘诚印,后来则是李莲英、崔玉贵。不仅是崔、李总管,宫中太监几乎都是道士受戒者,基本上都是他的弟子。
岛川毅三郎一听,请求道士引见一下李总管、崔总管。高道士说十八日要去万寿山与二人相见,到时可以谈此事。
后来,日本应该是与李莲英搭上了线。高道士曾传达李莲英的话说:“日本和他国不同,共奉儒佛之教,从而理应对道教信仰甚笃。”
一场交锋下来,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滴水不漏。此时,高仁峒已经年过六旬了,可要说酒桌上的功夫,比之外交家也丝毫不逊色。
在北京的政治场,所有人都要学会借力打力。只不过,大人物想的是驱虎吞狼,列强想的是假道伐虢,高道士想的是浑水摸鱼。
4
高仁峒是1907年去世的。
从他出任白云观住持开始,中国经历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国乱、清末新政等诸多堪称历史剧变的事件,国人的心灵也不知经历了多少次震荡。然而,这些并没有对他的生涯产生任何变化。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是那个有野心的道士。
要在北京做大做强,必须搞定宫廷。光绪三十三年(1907),白云观向宫里进贡海晏堂陈设、硬木福禄寿三星等九件。
要借情报抬高自己的地位。自太升堂酒家那顿饭之后,他又告诉了日本人许多事。比如李莲英是如何卖官鬻爵的,西太后对袁世凯态度如何,李莲英与袁世凯的矛盾,璞科第的现状,等等。
他十分支持庙产兴学,还曾提议在白云观办初级小学堂。就连《大公报》都夸赞道:“该道士亦可谓煞费苦心矣。”
高仁峒的继任者是弟子陈明霦。有人戏称:“因为高老道是创业之主,因机警过火,一意的竭尽心血,搜刮黄白,而不知既老以后尚有一个死字,故白云观在庙产及积蓄达于沸点时,而高老道的心血亦到竭绝之时,使用心机,奔忙一辈子,依然妙手空空,阖目长逝,并未享受清福一日,现成家产,完全落于陈明霦之手。”
▲民国时期的白云观。图源:苏明强《白云观与近代北京社会》
当然,时代的压力越来越大,有些事情不变不行了,但道士的生存智慧依然如故。
清朝没了,皇帝也没了,全真教却不能再自由下去了。1912年7月15日,陈明霦上书袁大总统,主张成立中央道教会。
旧权贵倒了,要开始结交新贵了。陈明霦上可与军阀江朝宗称兄道弟,中可与银行大股东交好,下可与伶界中人杨小楼往来。1913年,江朝宗所作《白云观陈毓坤方丈传戒碑记》中曾列出了赞助人名单,其中有军界14人,政界6人,绅士25人。
变化最小的,是燕九节。
每年正月,白云观前人山人海,等神仙的,打金钱眼的,私会的,各得其乐。有记者在白云观遇上了两位摩登男儿,“他们穿着俏皮的西式鞋子,整齐的长衫,却四肢匍匐,虔心地在那里叩头,真令人不知自己是究竟到了哪里!”
即便有人批判迷信,即便有人怒斥“发财的是他们,财神也是他们”,可善男信女的发财梦从不曾消失。
新旧交替的剧烈变动,以一种古怪的方式,被消解在了恒定的生活秩序中。它,总是可以悄无声息地抵抗时代的野心勃勃,历史的宏大叙事。
参考文献:
李养吾:《新编北京白云观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高万森:《清代北京的宫廷道士》,《宗教研究》,2012年第1期
付海晏:《北京白云观与晚清社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日本机密档案中的白云观与高道士》,《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1期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京师白云观与晚清外交》,《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2期
蔡鸿生:《璞科第与白云观高道士》,《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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