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若江 | 钱孙卿何以胜任无锡商会会长？

作者 庄若江

无锡七房巷钱氏颇富文名，钱基博、钱锺书父子就出于此。但钱基博的孪生兄弟、钱锺书的伯父钱基厚（名孙卿，1887-1975）却是一个例外。民国时期的钱孙卿，担任无锡商会会长，在无锡是一个风云人物，著名社会活动家。

无锡是民族工商业的重要发祥地，民国时期的无锡籍实业家无论实力、影响、贡献力在国内都首屈一指，商会的作用亦十分重大。无锡商会成立于1905年，最初称“锡金商会”，是中国成立最早的商会之一。1904年初，出于发展“洋务”的目的和维新派人士的呼吁，清政府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允许各地设立新型商办民间团体。1905年锡金商会宣告成立。之所以叫“锡金商会”，是因为无锡县在清雍正四年（1726）被辟为无锡、金匮两县，这一设置直至民国建立才被废除，复为无锡县，锡金商会也在1912年更名为“无锡商会”。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量无锡年轻人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学生意，“讨生活”，诞生了一批卓有建树的经济人、商人、企业家，他们一边在外经营发展，一边返乡建厂、办学、修路、架桥，极大推动了小城无锡的全面繁兴。无锡之所以能够成为民族工商业的重要发祥地，与大批民营企业的崛起直接相关，经常被提及的杨氏、薛氏、周氏、荣氏、唐蔡、程唐等六大家族资本财团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民营企业能够快速繁兴，又与无锡优良的营商环境分不开，而商会会长钱孙卿对营商环境的营造，可谓功不可没。

商会是一个由企业家们自主发起成立的社会团体，因其服务企业的性质而被称为“商民保姆”。当时的企业家除了要经营、管理企业，还要处理政商、社会、企业之间等诸多关系。尤其在应付地方势力和政治组织等问题上，既耗费精力、财力，还须考验智慧能力，既要务实也要精明灵活，即所谓“长袖善舞”。事实上，企业家并非人人都擅长此道，这时候就需要代理人来帮助他们疏危解困、调和关系，某种程度说也是“保驾护航”，而商会就是这样的组织，“商民保姆”称谓由此而来。加入了商会，很多问题就由商会统一协调、办理，企业家就不必纠缠于各种利害关系之中，而将更多精力专注于企业运营和管理。所以，商会的存在和作用的发挥，无疑有利于帮助企业发展，让企业与地方互惠互利、相得益彰。商会的会长，既要有才有德，善于处理矛盾、协调关系，还要深得企业家信任，而钱孙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无锡商会的应运而生，一是源于无锡大批民营企业的崛起，二是因为清末到民国，也是国内民族工业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一方面，政府需要获取更多的财税和资源，因此鼓励民间积极创业，另一方面政府又以政策、法规、甚至不惜武力，对企业经营严加控制，从原料供应、货币流通、市场准入到企业家本人，无不进行监控，并堂而皇之宣称“统治与合作，统管与合并”。1927年国民党主政后，为了加强对企业的所谓“统合”，强行解散了县市一级商民协会，以图垄断大型金融、交通等产业，对大型民企也是虎视眈眈。据1935年4月统计，荣氏“申新系统”除无锡的申新三厂外，亏损高达“200余万元”；申新各厂总资产合计6200万元，负债总额却达到6500余万元，资债严重倒挂。为解脱困境，荣宗敬“函恳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出手援助。人称“样样都要拿”的宋子文却对荣宗敬说：“申新这样困难，你就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2000元的开销，由我负担。”意思是企业收归银行，荣宗敬当面未敢表态，而后“由荣德生出面拒绝”，并申请以盈利的无锡申新三厂为上海申新做担保。宋子文后来“迫于舆论”以及中国银行“与上海银行有债权矛盾而敛手”，但历经这番波折后，上海荣氏申新“虽得生存”，资金却必须依赖中国银行、上海银行输血，两家银行于是组织了财团监管机构，企业的实际经营权、管理权很大程度“落入财团之手”。

数月前的1934年末，荣氏上海申新七厂就因无法向汇丰银行按时还贷200万银元，而遭到汇丰要挟。汇丰银行无视银行“不得拍卖”企业的法规和上海法院“布告假扣”申七财产的公告，在1935年春强行将申七拍卖给日商。而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上海银行也趁火打劫，“中央银行乘机拟赎回申七，交棉业统制委员会处理”。为此，全国厂商联合会动员了国内160余家同业公会，成立“救济会”全力抵制，并“号召会员与外商银行断绝往来”“各报舆论，一致谴责汇丰的非法行为”。最后，国民政府因“拗不过激昂的民意”，电令上海中央银行垫付了25万元利息 。 汇丰也慑于各界压力而“不得不取消拍卖，押款转期”。

从荣氏企业的遭遇，可窥见当时企业生存的艰难和营商环境的险恶，在官僚资本、外国资本的双重打压下，民族企业危机重重。与国民政府和金融机构的这轮交锋，也让民族资本家们更多了几分戒备心理与自保心理。荣氏兄弟一方面加强了结络官员，一方面热心地方商会和同乡会事务，推出自己的社会代言人，钱孙卿出任会长、战后薛明剑得以竞选国大代表，都有荣氏的推举。

钱孙卿之所以被推举，一方面因为其擅长处理人际关系，得到各方认可；另一方面源于其世家背景。钱家“世居无锡，世代耕读，书礼传家”，是五代吴越王钱镠后裔。早在1912年，钱孙卿就被“选为无锡临时县议事会议员及参事会参事员”，可视为其“闻邑政之始”。当时，拥有政府背景的无锡县财政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无锡地方公款产业管理处主任、临时参议会议长蒋哲卿在锡插手企业管理，南通张謇主持的共和党江苏委员会也准备在锡“设立支部”。无锡许多实业家不希望被政府或外来力量所左右，薛南溟与高映川、孙鹤卿、蔡缄三等经商榷后，推出了“年少气锐”的钱孙卿担任共和党无锡分部部长。高映川是钱孙卿的“外舅”，孙鹤卿是钱孙卿的表兄，与薛南溟都是锡邑“重要势力人物”。孙鹤卿、薛南溟更代表了当时的“城市地主资本家势力”，他们成为钱孙卿起步时期的“主要社会基础”。

1913年7月，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但无锡企业界反应冷淡，共和党支部长钱孙卿在报上公开致信无锡县知事，认为“宜以保全地方为主，切勿轻易招兵；应整理地方，静候大局转机”。不久“二次革命”果然失败。而钱孙卿由此展示了精准的时势判断力，也为地方带来了稳定，从而“初露政治头角”。同时，他处理纷繁政商事务的睿智亦“为无锡社会上层各界所信服”。

1921年，作为政治力量的对手蒋哲卿，为了涣散与薛南溟“关系深切的钱孙卿”一派的力量，力推钱孙卿出任江苏省第三届省议会议员，这让无甚财力的钱孙卿“不费分文”便成了省议员。此后，荣氏兄弟与钱孙卿关系也交往日多，关系热络，钱孙卿“赴京（南京）”办事开会时便经常下榻于荣氏设在南京的会所——“下关茂新办事处”。

各方经济势力之间不乏矛盾，但钱孙卿却因此而成为各方都能认可的人物。杨氏乃地方望族，杨宗濂、杨宗瀚早在1895年就开办了无锡首家机器纺织厂。杨宗濂之子杨翰西1924年为了“与薛南溟争个高低”，策动人控告“薛南溟纵容属员贪污渎职。省里把控案发下查办”。薛南溟闻风，立刻“以老病辞去县（自治）公所总董职务”。杨翰西既不希望矛盾进一步激化，也不方便自己取而代之，遂在换届时“运动多数议员”，将双方都能接受的第三方人物钱孙卿选为总董，接替薛南溟掌管支配“地方公款公产”大权。薛南溟见总董的接替者是钱孙卿，便也“顺水推舟，表示支持”。由此，钱孙卿不仅作为总董正式涉入政界，还结交了无锡另一个“有力人物杨翰西”。

1924年末，在齐奉战争中战败的齐燮元部队溃败后撤，逼近无锡。齐部军纪败坏，沿途烧杀抢掠。避难湖州的荣德生，在途中看到“城中火光烛天，心中悬悬不安”。钱孙卿顾不上自家的“永盛典”当铺被齐军“洗劫靡遗”，立即“组织临时自卫团筹城防”，堵塞城门，积极自卫。翌年初，齐部抵达锡邑，齐燮元狮子大开口，向无锡县“勒借十万巨款”。为应付齐的巨额“索饷”，除夕夜，杨翰西、钱孙卿等无锡公团负责人冒着严寒去见齐燮元，“哀述锡人财力已尽”，齐氏终于同意“明日再说”，避免齐军入城骚扰。夜深回城，他们“缒城而入，举步泥泞，衣履尽湿”。锡人称道曰：“幸而（钱孙卿）先生和当时商团公会会长杨翰西君合力主持，城区和北塘赖以保全。先生策划应付，筹款善后，功不可没。”

关于此事，笔者看到薛明剑与杨氏后人（杨幼梅裔孙杨立民）的回忆文章，则有另一番说法：“一九二五年一月底，时值岁末过年，齐燮元部与奉军交战，兵败，退至无锡。败兵围城，索要钱财。无锡城岌岌可危。城中绅商各界紧急磋商，日夜巡防守城，与对方竭力周旋。多方筹款。城外将领李廷玉与幼梅公有旧，早年同供职京师。幼梅公乃修书一封致李将军，恳切陈情，力劝退兵。并遣先父通甫公（杨权，杨幼梅长子）缒城而下，直诣城外军营，见李将军，面呈幼梅公亲笔书信并无锡商会筹集之巨额现金。齐军旋即退兵。全城各界殚精竭力，设法解救，锡城终得保全，免遭兵灾浩劫。”薛明剑的《甲子岁暮江浙再战锡山兵灾记》一文则更为详实：“李、杨晤面，李对杨云：‘老伯母之丧，未克登堂一拜为歉。’杨即起立应之曰：‘一为先母灵柩在堂，一为全城生命，还请将军保全。’即跪而叩首，泪涔涔下。李氏急起扶之曰：‘何至如此，尚不至如此也。’”杨权与钱穆兄长是常州府学同学，后任职于民国政府南京警察厅，抗战期间病逝于重庆。钱穆在《八十忆双亲》长文中有记述杨权旧事。对比各种资料后，笔者以为薛明剑和杨立民所述为实，而商会筹集巨款亦功不可没。

钱孙卿应付兵灾的动作，让他进一步得到工商精英的认可及信赖。不久，外出避难的荣德生携家人回到无锡，见到家中、工厂“一无损失”，欣慰之余亦对钱孙卿的应对大为赞赏。钱孙卿当选省议员和市总董后，其“后台”便不再限于共和党和亲友圈子。一时间，他成了无锡几派势力和实业家们都努力争取的对象。如果说，此前他主要是资本家们的“代言人”，此后的角色则逐渐转向了政商之间、财阀之间的“调和人”。因兵灾围城事件，钱孙卿与杨氏的关系也进一步密切，他与创办企业“颇有章法”的杨翰西，逐渐成为无锡当地“最主要的绅商领袖”。

1927年3月，“革命军北伐底定无锡”，商会根据政府要求改组为商民协会，钱孙卿以“典当业代表”的身份，与陈湛如、蔡有容一起“被推为商民协会常务委员”。1928年12月，无锡商会“依照商会法”得以恢复，钱孙卿被商会“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并连任会长，成为民国“代表无锡资产阶级集体的意志”最有代表性、也最具信任度的人物。

1927年5月，国民党政府强摊“上海纱业‘二五库券’50万元”，为达目的，不惜污蔑荣宗敬“依附军阀孙传芳”，下令“查封财产”并“全国通缉”。初掌商会的钱孙卿挺身斡旋，毫不惧怕南京政府的威胁，他以“无锡商民协会常委会”名义，致电南京政府，为荣宗敬“请命”，要求蒋介石撤回成命。此事经过无锡乡贤、国民党中常委吴稚晖的疏通，荣氏出钱购买“库券”，蒋才罢手。但钱孙卿以商会会长身份，与政府抗争，其努力和胆气令人感佩。

在经营商会的过程中，钱孙卿逐步为各大家族看好，不仅与荣德生结为终身好友，也与唐程、唐蔡集团的程敬堂、唐星海、蔡缄三十分“交好”。正因其能够与实业家们同呼吸、共命运，努力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协调各方关系，不仅深得企业家信任，也让商会在无锡地方自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7年2月，无锡《人报》“无锡纵横谈”栏目，刊登连载文章称：“绅士阶级是以商会和城乡资产阶级为基本力量的。”钱孙卿主持领导下的无锡商会，“在战前一向保持压倒一切民众团体的气概”，而商会之所以能够与政府当局讨价还价、争取利益，甚至某种程度把控了无锡的经济命脉，也与其背后各大资本集团的巨大支持是分不开的。1930年至1949年，钱孙卿能够蝉联商会会长，也是得力于众多实业家的支持。

1930年代初，为了增加国民政府的税收，江苏省主席陈果夫借用孙中山“平均地权”之说，欲在江苏城市“开征地价税”。1935年，无锡北塘、通运路一带地产价值，每亩涨到数万元，北大街一带甚至高达每亩10万元，“地价税”的开征无疑会侵害无锡大批企业与士绅的“切身利益”。读过法政学堂、研究过“佐治官书”的钱孙卿认为，此税不合法规，大胆指出“房捐系地方费，……应由县公开讨论”，并以县商会名义，函电表示反对。于此同时，锡邑的实业家们聚集清风茶墅，一番商榷后“派人到上海，在《新闻报》和《申报》上，各刊登一条‘反对开征地价税告全国同胞’的广告”，还直接找吴稚晖告状。陈果夫大为吃惊，深感无锡“地方势力不好惹”，于是请了和钱孙卿“容易说话”的蔡子平，出面调停，最后“省政府同意暂缓开征地价税”。

1937年11月，日军攻入无锡“先头部队不过百数十人”“于城内外大肆烧抢”。在外避难的钱孙卿，亲拟电文，“涕泪陈词”，恳请军事当局保护“锡邑未毁各厂”，强调民族企业“是国家复兴命脉”，政府“应当体念战区百姓，为战后的复兴计，为劫余的百姓计，务必严饬所在部队，非有军事必要，幸勿轻将工厂毁坏，并吁请择要保护工厂”。可以说， 钱孙卿领导下的无锡商会为保护地方稳定、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

当然，钱孙卿的出任商会会长，也是各派官绅、商贾之间角力的平衡产物。虽则如此，钱孙卿却并非“提线木偶”，其所做所为皆有基本原则和价值标准。钱孙卿立场分明，坚决“不做军阀走狗，不跟政客尾巴”，却极尊重民意，视“地方利害”与“百姓利益”为上。在处理工商事务时，饱读诗书的钱孙卿也学习贾谊“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认清事理”而不“随俗浮沉”，只为地方谋利益，而拒绝卷入官绅内斗，为工商界做好服务，为无锡“社会跃进，庶几及见太平”而努力。

作者简介

庄若江，江南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著名文化学者，散文作家、纪录片策划人和撰稿人，江南大学江南地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江南家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文化纪录片《说吴》《惠山祠堂群》总撰稿，出版《江南诗性文化的多元解读》《工商脉动与城市文化——以无锡为例》《江苏地方文化史·无锡卷》等专著和散文集《坐看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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