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农耕文明时代文化遗产的内涵与价值

普洱茶诞生于农耕文明时期，倘若釆用粗疏的划分方法，以有无文字记载为依据，可以约略划分为两个时期：无明确可靠的文字记载的前普洱茶时期与有明确可靠的文字记载的后普洱茶时期。

我们划分的时代节点是以唐代为分野的，依据则主要来自于樊绰《蛮书》中聊聊数语的文字记录，正是这看似极为简略的文字记录，点亮了普洱茶从蒙昧时期进入文明时期的一缕曙光。从这个意义上来评价，无论给予其多高的赞誉，都是当之无愧的。另外，釆用这样的划分，纯就是为了行文的方便，而不至于陷入无休止的学术争论，那不是本文所要表述的重点。

矇昧时期的普洱茶，虽然缺乏明确又可靠的文字记述，但却遗存有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那就是从野生型、过渡型到人工栽培型的古茶树，倍极珍贵的茶树种质资源的宝库。更是普洱茶进入有可靠、明确文字记载时期以后的明确佐证。

巴达野生型茶树王遗址纪念亭

从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树龄逾1700年的巴达野生茶树王，到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树龄逾1000年的邦葳过渡型茶树王，再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树龄逾800年的南糯山栽培型茶王。它们先后为茶叶科技工作者发现，并经过论证确定了各自的树龄，意义非凡。为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茶树原产地之争划上了休止符，并确立了云南茶树原产地核心地带的地位。

澜沧邦崴过渡型王

倘若将树龄逾1700年的巴达野生型茶树王、树龄逾1000年的邦葳过渡型茶树王与树龄逾800年的南糯山栽培型茶树王作为历史的坐标，我们不无惊奇的发现：其与中国茶叶发展与演进，在重要的历史节点上，有着惊人的重合。深入探析后不难发现，这并不是一种完全无意识的巧合，而是暗含茶叶历史发展的规律。

南糯山栽培型茶树王遗址

据著名茶史研究专家关剑平先生的研究：可靠文献记载的茶文化史已经有1700年以上的历史。而在中国茶史类著作中不乏这样的表述：茶兴于唐盛于宋。兴盛的茶产业有着极为现实的资料基础，用最为简略的语言来表述的结论是：历经了数百、上千年，甚至于更为久远的历程，我们的先辈将野生型的茶树驯化为过渡型的茶树，最终成为人工栽培型的茶树。前者大约是在汉代以降，唐代以前，甚至是更为漫长的过程中完成的。后者则为唐宋时期的茶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只有茶树从野生型、过渡型演进至人工栽培型之后，茶产业才迎来了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在这个时期，普洱茶终于摆脱了无文字记载的蒙昧时期，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代。这就是在有唐一代完成的。

有了资源，并不能就代表这个资源一定就会随即就地转化为成果，这一点之于云南与茶树资源正是如此。据现代的科技研究证实，野生型的茶树大多具备一定的毒性，这可能是出于植物自身的防护进化而来的，对于想要利用它的人来讲，无疑是一大挑战。

据关剑平教授研究的成果可知：在唐代以前上溯到汉代，制茶技术主要来自于中药的刨制技艺。这不难理解，有一定毒性的茶叶自然资源，只有经过中药刨制技艺，去除多余的毒性，才能为人们所利用。从约略在汉代成书的《神农本草》到唐初的《唐本草》，茶都是作为一种药物被录入的。这种釆集野生茶树的鲜叶，经中药刨制技艺制成的茶，在学术上普遍被认为是在毗邻云南的四川完成的。缘由在于四川是道教的发祥地，而中医、中药亳无疑问源自于道医、道药。这个复杂的学术论证过程不在本文的主旨，故而只呈现其结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云南普洱茶的记述阙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僵局在唐代得以打破，有毒的野生型的茶树驯化成过渡型，进一步成为无毒的人工栽培型茶树。以往依赖釆集的资源性制约，依赖中药刨制技艺的技术制约，终于被破除了。

如果把唐代茶仙卢仝所作的《七碗茶歌》放在前者的背景下分析，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推论：卢仝所饮之茶，或许仍然有近似迷幻类药物的功效，所以畅饮之后，从一碗至七碗，才有了几欲成仙的感受。《七碗茶歌》既是古典茶诗中登封造极的杰作，也是一曲再也无法昔日重现的挽歌，一个时代就此谢幕。

而唐代茶圣陆羽所著的《茶经》则开启了另一个伟大的时代。有了可供大面积推广而无毒副作用之虞的人工栽种型茶树，陆羽美其名曰：南方嘉木。而诸如《茶经》所载“有两人合抱者”的大茶树，迄今在云南并不鲜见，可见古人诚不欺我。陆羽虽然并没有到过云南，以至于《茶经》中留下了遗珠之憾，但却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制茶技艺。已经抛却了中药的制药技术，转向饮食中寻求技术的支持。

贺开西保4号茶树王

以此为参照，再看樊绰《蛮书》中的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釆造法。”比之于文明昌盛的中原地带，蛮荒之地的云南，茶叶的釆制技艺无疑是粗陋的。即便是如此，也透露出一个重要的讯息，被认为“无釆造法”的“茶”，肯定无疑是可以饮用的，从而验证了这一时期，云南的茶树应该同属于人工栽培型，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利用。

自唐代伊始，伴随着简约的文字记载，普洱茶进入了文明时代。纵观历史的发展，普洱茶的演进过程是极为缓慢的，与中原文明昌盛地区存在代际差。从茶的形态上进入约略的划分：自明代的中期上溯到唐代，属于紧团茶占据主流的时期，边地云南的茶都属于散茶的形态;而自明年中期往后，属于散茶占据主流的时期，云南却承继了紧团茶的衣钵并传承至今。

普洱大茶(普洱市博物馆展品)

至迟在明末清初，普洱茶产业已经初具雏形：登梯架树，釆摘鲜叶，锅炒杀青，日光晒干，蒸而成团，市之西番，藏市年久，味愈胜也。经历有清一代，作为农耕文明时代的结晶，普洱茶产业形态臻于成熟。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普洱茶六大茶山，始于清代的史籍，以六大茶山为代表的古茶园，正是上承自清际之前的遗产。满天星式的茶园栽培方式，蕴藏着农耕文明下人类智慧的结晶。普洱古茶山及茶文化系统先后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正是后人重新重视其中的文化价值。

普洱茶的加工技艺如同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时而分流，时而汇聚，以上贡朝廷为代表的女儿茶、人头茶等形成的贡茶制作技艺;以市之边区的心形紧茶等边销茶制作技艺;以市之内陆地区的沱茶等内销茶制作技艺;以侨销海外的圆茶等普洱茶制作技艺。大多数已经入列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名录，再度展现出非凡的文化价值。

普洱茶的商号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行销的道路渐行渐远。从古六大茶山的倚邦到易武，再到勐海。从今西双版纳、普洱市、大理市、昆明市，宛若天上星斗般灿烂的众多商号，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不朽的印迹。易武老街上历经风雨留下来的老茶号，纷纷入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由普洱茶将云南与西藏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茶马古道，正在彰显出深湛的文化底蕴与丰厚的价值。

从星罗棋布散落在云南红土高原上的古茶园，到传统的普洱茶制作技艺，再到方非一式、圆不一相的普洱茶形态，终到越陈越香的价值取向。我们现代人，直到今天都在享受前人的恩慧，来自于农耕文明时代普洱茶文化的结晶。这才是普洱茶产业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根源。

作者简介：

马哲峰，学者，作家，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双版纳州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员，西双版纳普洱茶历史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西双版纳州作家协会会员，勐腊县首届普洱茶文化传播大使，“行知茶文化丛书”编委会主任。所著《普洱寻茶记》《读中国茶》《普洱六山记》《寻味普洱茶》《读懂普洱茶》《大倚邦传奇》等，连年荣登茶媒体推荐阅读十大茶书榜单。曾荣膺《普洱》杂志优秀撰稿人，荣获河南茶叶流通领域发展二十周年杰出贡献奖，荣获创新中国茶百佳创新人才奖等。《人民政协报》等多家媒体予以专题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