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龙：哲学与人生如何共鸣？

哲学与人生如何共鸣

张祥龙（1949年8月14日-2022年6月8日），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讲座教授。

01

哲学王

什么是哲学？刚来读哲学系的同学都想知道。一般认为，哲学是对终极问题的思考。西方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认为，既然哲学是对终极问题的思考，它就不同于科学、宗教、文学。哲学要比科学想得深，科学解决的是具体问题。

哲学有思考，这一点又不同于宗教，宗教当然涉及终极问题，但是它对终极问题的处理有时候缺乏深入思考，而以信仰为前提。所以柏拉图主张，只有哲学家当了政治领袖，也就是所谓的“哲学王”，这个世界才能变得更美好，因为他会用最深刻的思想来重新塑造人生。这么看的话，哲学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之王。

实际上这种看法不只在西方有，在中国古代一样有，比如，儒家的《春秋》公羊派认为，孔子临终前作《春秋》，由此做了“新王”。这个新王不限于一朝一代，而是能给整个华夏民族带来光明希望的智慧之王、神圣之王。所以中国古代两千年中，主流的知识分子、甚至是普通老百姓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但是所谓的哲学王到现代就消隐了。王气之所以黯然，在西方，是因为哲学王生的儿子孙子们——主要是科学——不孝，他们一旦掌权，就把哲学王挤到一边去了。在中国，是由于西方的侵略和广义的新文化运动，砍尽了传统的原始森林，摧毁了孔子和古代哲理的王气。于是理想国中的哲学王失了权势，变成了悲怆的李尔王。到如今，王变成了“网”，比如成了互联网上的谈资。所以这王消亡了、入网了、被忘了。真的哲学就像一个幽灵，徘徊在边缘上。过去的哲学王曾经极其高贵，极其气派。

有一位西方哲学史家说过，历史从来没有按照哲学家所设计和预言的那样发生过，但是，如果没有哲学家的预言和设计，那么什么重大的事情也不会发生了。我觉得他说的很对。西方哲学孕育了西方科学。

毕达哥拉斯

伟大的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是第一个自称是哲学家的人，他认为数是万物的本源。而西方传统哲学家中的最伟大者柏拉图认为，理念而不是现象才是最真实的东西。

西方乃至现今的人类历史实际上就是被理念或者被数学化的理念所引领的，而且是越来越深入地走进了两千多年前这两位哲学家投下的阴影之中。

中国哲学这边，儒家思想在两千年中塑造了中国政治和精神生活的主流。希腊哲学通过基督教神学影响了西方的中世纪，在文艺复兴中再次直接出现，影响和参与塑造了西方人对于现代性的思索，比如什么是现代国家、现代文明，什么是合乎理性的知识、生活和信仰的方式。西方有些近代哲学家为了论证政权的合理性，想出了契约论，造就了西方近现代的民主历程。

法国大革命、美国的宪法，都深受卢梭、洛克这些哲学思想家的影响，在他们头脑里想到的、笔下写出的，居然就变成了历史事件。

黑格尔的思想，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用头来走路的辩证法，从这里生出了马克思主义，影响了二十世纪人类发展的进程。这些是哲学与人生共鸣的效应。但是这种效应的取得方式是很不同的。有时候恰恰是通过否认哲学与人生应该产生共鸣，来达到更大的历史效应。当然也有反过来的。我今天着重阐释后一种倾向。

02

冷思与热思

所以，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哲学在它的最核心处是不是应该与人生产生共鸣？

对这个问题不同的回答，导致对哲学思考的基本方式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传统的西方哲学主流认为不应该产生共鸣。大家都知道毕达哥拉斯，他既是西方最伟大的数学家，在我看来也是西方最伟大的少数哲学家之一。他认为哲学家应该是人生这场奥林匹克赛事的旁观者，而且是绝对的旁观者，既不是运动员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参与者，因为只有在这种静观之中才能观察社会的变化，领悟人生的本性，找到世界的真理所在。

所以西方传统哲学的理想是绝对平滑的静止，让动态的现象都沉静下来，然后过滤出它们的本性。哲学家最好连身体也没有，因为一旦有身体就会有血脉、情感，这都会影响他理性的纯粹。

最好只有一双眼睛，观看世界，而且最好只有一只眼睛，像猫头鹰的那种大眼睛，绝对不会发生偏差。所以毕达哥拉斯之后两千多年，黑格尔还是讲：哲学是智慧女神的猫头鹰，只在黄昏到来时才起飞；也就是说，要等白天的事情发生过去以后，我们才能反思这些事情的真实含义。

两千多年中这是绝对主流的哲学方法。甚至现在的学术界，这个思想还很有势力。他们认为，如果你思考的东西本身还在变化的话，你怎么能够理解它呢？哲学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所谓观念反思的方法，把发生过的事情作为思想对象来观察、分析和概括，以便看出这些变动现象底部静止不变的所谓本质规律，而不能参与到当场发生之中。被抽象出来的不变者才是事物的真实所在，也就是哲学说的真理所在。

就此而言，这样的哲学观就决定了他们认为哲学不应该与人生共鸣，尤其是不应该在最核心处共鸣，那样的话你就会被这些人生现象搞晕了头，而是要通过反思抽象，或者我叫它“冷思”，来进行哲学思考。我今天主要讲这两种思想方法，一种是刚触及的“冷思”，另外一种是“热思”。

冷思是所谓冷静的思考，完全抽身事外的来观察世界。通过冷思，站在本质上更高的观景台上来反观人生和世界的现象，在那里发现本质和规律，然后来规范和改造人生世界。这个方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哲学观，主张哲学不应该离开变化的现象，而是要与它们共行，在参与到其中的共构里发现变化中似乎不变的花样、方式、结构，以及其中蕴含的真理，让它们去经受变化大潮的涤荡或鼓荡。

哲学只能在不离现象或与之同行共构之中来做。这种哲学观对冷思有一个批评，也就是认为冷思抓住的已经不是现象本身，你通过反思实际上已经改变了现象——你把它定住了。原本的愤怒现象、爱恋现象，通过你的反思，抓住的还是真实的愤怒和爱恋吗？可以让科学家来定义什么是愤怒，血压是多少，心跳是多少，脑图什么样，可是真实的愤怒已经消散了。

这样看来，搞哲学只能冒着被愤怒、爱情搞昏头的危险，你不能完全摆脱它。禅宗创始人惠能讲的“于相而离相，于念而无念”，就是这个意思。佛教认为整个世界性空，既然是空，似乎就要离开现象来理解本性，不能被它拴住。

但大乘般若学，特别是中观和禅宗认为空不是离开现象的“顽空”，而只是“无自性”，也就是“不将现象自主化、固定化、对象化”，而只在现象本身的涌流脉络和动态关系中来理解它们，而这就意味着要把自己也摆进去。

所以惠能主张，要在体验相（外现象）和念（内现象）之时离相、无念，这“离相”和“无念”实际上就是“离开对于‘相’或‘念’的自性化把握”的意思，由此才能即时地进入这相本身。这跟印度小乘佛学就有些区别。你除了进入愤怒之中，进入爱情之中，还能靠什么来理解怒和爱？比如来了一个外星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愤怒，从来没有经历过人类这种傻头傻脑的爱情，你跟他解释什么是愤怒，你用定义，或者用各种科学数据的描述，他能明白吗？比如牙疼，可能有的同学牙特别好，从来没有出过问题，那你能理解什么是牙疼吗？

相对于冷思，这种不离当场和纯现象，又不将现象对象化的哲学思考，我叫它“热思”。现象本身是热的，正在发生，不能让它冷却以后再来理解其中的本性。这就是现象学思想的灵魂。当然在现象学的运动中，一开始对这一点还是有争论的。

热思的意思是说，在人生和世界正充满了发生热力的进行时态中，同步共鸣地来理解、调整、表现它。这是我今天讲的哲学与人生共鸣的最深义。

03

热思可能吗？

下面讲第三个问题，这种共鸣可不可能？说得好听，其实这种共鸣何其难也！人在愤怒时、热恋时，谁不会昏头傻脑？（笑声）。你在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还能思考吗？李白说“唯有饮者留其名”，可饮者留的名不是思想者的名。反过来看，如果你不失魂落魄地愤怒或者去痴爱，爱得死去活来，那能叫真爱吗？

你一边爱一边思考，这对我有没有好处，对他又会怎么样，那叫爱吗？好像是一件两难的事情。不完全投入，不真；完全投入，就没有思想了。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你不脱离活生生的现象怎么思考？这恰恰是最要命的地方。

西方很多哲学家到了这个地方全部被卡住，包括现象学开创者胡塞尔也为之犯愁。他想尽量不被卡住，但是他说我们只能用反思，于是被其他学派的人抓住要害，说你在反思中怎么还能思考和表达原本的激流现象？后起的现象学家就要突破这个瓶颈，所以这个问题的要害就在于你正在体验原初现象的时候还能不能思？会不会是这种情况，你的热思之热，将思蒸发尽了，思想完全被现象的动荡所搅晕；或者勉强去思，实际上是在刻舟求剑？

胡塞尔

西方的传统哲学家，还有今天许多哲学工作者，相信情况就是这样。但我确信有这种热思，我个人的哲学追求，恰恰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我们来看看这是不是一条死胡同——热就没有思，思就不能热？这其中是否还有旁通奇道？其实我们的平常生活中，到处都有热思呀！大部分的人类行为，都是在一边做着一边理解中进行的：做着造就理解，理解参与并改变这做着。

比如想想你今天怎么起床，怎么吃饭，怎么上课？当然这些行为中有一些孤岛，那是你通过反思设定的，目的很明确，但是绝大部分行为，如惠能所讲，行住坐卧，皆有禅意，就在你不经意的行做之间，你理解了只能在那时理解的东西，它们与你经过反思的逻辑思考权衡很不一样。

你骑车过程中是不是一边骑一边思呢，比如你将要撞上一个人，你还没有反思就躲过去了。里面没有思吗？有思，并且是热的。你理解骑车是靠事后的思考，还是靠在骑之中知道了什么是骑车？我小时候学骑车，刚开始摔得稀里哗啦，觉得骑车神秘极了，怎么只靠两只轮子就能直立起来而不倒呢？好像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又明明看到别人在骑。终于有一天骑起来了，那种感觉真的很奇妙。毕竟是从那一刻起，我理解了骑车。家姐一直不会骑车，她对于骑车的认知只是观察，哦，那是骑车。有冷观、热观，这个味道要体会得深而又深，你才知道其中的区别。黑格尔辩证法所观察的号称是变化之中的现象，但是不是从根底处热起来了呢？

黑格尔

从刚才说的可见，热思起码不自相矛盾，它是可能的；也就是说，人是可能领会他正在完全投入的行为含义、甚至本性的。

其次，那些冷思是不是像传统哲学家们所说的那样，是完全冷的呢？也不是的。比如说，你经过冷思为你的生活设定的那些目标，是不是不受时代变化的影响呢？还是只是变动着的潮流的某种产物呢？你想得高分，古代学习的人可没想过得高分；你想出国，以前的中国人认为这是最悲惨不过的事情；你想身材苗条，唐朝人可觉得那一点也不美。

这里头也有变化，但西方哲学家似乎早想到这一步了。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思维绝对客观，绝对不出错，想尽了一切办法，最重要的是把冷思的基础连接到逻辑真理、数学真理上，让哲学的思考结构本身就具有不错性、致冷性。比如A=A，逻辑同一律，这个形式就保证了他不出错。A或者非A，你或者是白人，或者不是白人，绝对真。光棍就是不在结婚状态中的男人，这种表述的结构本身就保证它不会出错，前件蕴含了后件嘛。还有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之类，要从最基本的地方出发，找一个绝对不会出错的基岩，哲学的大厦一定要建立在它们之上。于是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他是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即存在论或本体论的开创者，提出：“只有存在者存在，非存在者不能存在。”多么伟大的真理，多么空洞的真理！（笑声）基本等于什么都没说。可是在当时这真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他针对的是赫拉克利特讲的“我们存在又不存在，我们走进又不走进同一条河流”。

巴门尼德认为，这是迷恋于现象，达不到真正的哲学思考。真哲学一定要达到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决不能是与非或存在与非存在（西方语言中，“是”又有“存在”的含义）掺和起来。他的学生芝诺为了论证老师这个看似荒谬，或者颇显单薄的理论，提出了反驳运动——你要真的运动起来，A就可能等于非A了——可能性的四个著名的论证或悖论，可能有同学已经听说过了。比如说“一半的论证”。我从这里走到那边的墙，可能吗？

从现象来看是太可能了，但是芝诺说：从逻辑上来分析，这实质上不可能；你相信你真的走了过去，只是因为现象把你弄昏了头。因为我要走到墙那里，就得先走到我跟墙之间的中点，也就是整个距离的一半；而为了走到这一半处，我又必须走到这一半的一半，然后再一半，再一半……我就在不断地完成这一半的一半的一半……之中而永远不能完成。所以按逻辑和线性数学思维，运动是一种幻象，是不可能的。

大家觉得这是闹着玩的吗？这个“定身法”，把西方哲学定了两千年之久。从它之后，主流哲学家想尽一切方法去反驳芝诺，松动巴门尼德的理论。存在本身不能变，真理本身不能变，但是这个真理必须能进入运动中的现象，说明现象，否则损失太大，我们完全跟现象无关了。所以要“拯救现象”，亚里士多德等人都呼吁，到了黑格尔更是如此。但是，他们是不是真正反驳了芝诺的运动悖论呢，阿基里斯从道理上追上乌龟了吗（这涉及另一个运动悖论）？在最要命的那一点，哲理是不是动起来了？我看是没动。所以从黑格尔之后，比如叔本华、尼采、柏格森、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当代西方哲学家，看出来这个方法没希望。

它总是让热的现象在关键处被绝对不动的实体冻得发抖，把绝对零度的实体用到热现象当中，得到温开水一样的哲学，不能让我们理解真实的、正在沸腾之中的人生。这些当代哲学家都要突破这个传统，让哲学不失真地来理解世界和人生。

黑格尔之后一流的哲学家，几乎都是从突破绝对不动点出发，谁摧毁得彻底，谁能感受到思想本身的动荡、艰难，感受到这种现象本身的某种合理性，那么谁的哲学成就就大。一百多年来，出现了一些相当出色的思想家，由此当代西方哲学也就改变了和中国古代哲理的关系，拉近了两者的距离。中国古代哲理智慧的特色恰恰就在于，在变异之中来理解变异。《周易》里提到与时偕行、上下无常、唯变所适等，是《周易》思想的灵魂。只有能跟着变化走、适应变化的哲理才是真哲理。

所以《周易》的“易”首先就指变易，然后通过简易的易象，达到不变易，而这个不变易恰恰是变化潮流的样式，它表面是稳定的，但它从根本上讲是由变化造成的，包括我的思想参与所造成的变化。《周易》由此来预知变异，发现德性，升华人生。中国古人心目中的哲学王，可以从“王”这个字本身来理解。按照董仲舒的讲法，“王”为什么是王呢？因为他像“王”中的一竖，贯通三横，即天、地、人。结合今天讲的，天（“王”之上横），天行健，就是思想；地（“王”之下横），地势坤，厚德载物，是所思；思和所思不分、阴阳相交（“王”之中横）造成了正在思（“王”之中竖），活生生的思想和实际生活。这是热思变成了哲学王的体现。

04

进入热思的条件和方式

下面讲第四个问题，如何进入到这种热思的哲理维度，也就是说，如何才能够进行哲学意义上的热思？

大条件有两个，一个是思想不能离开现象之流，要随之而行，不受冷思的引诱。冷思的诱惑非常大，因为它带来安全性、客观性、概念化的合理性，在现实中就是带来固定的地位、利润、信誉和各种好处。所以哲学家从来都受到它的吸引。中国自先秦之后，热思的热度也在降低。后来佛教传进来重新激发了一下。《周易·系辞》里讲：“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你必须感受到现象本身的无常，忍受它带来的人生忧患，才能得到不寻常的思想。子路问孔子：“敢问死？”子路想知道人死是怎么回事，不少宗教对死亡非常感兴趣，给了各种解释，而先秦人的好奇心也特别强。

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知道死太容易了，死是确定的，盖棺论定了，冥界怎样也由你构造，那就简单了。你想理解生，正在进行着的生命，那很难。你先理解难的，简单的自然就懂了。孟子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尽心上》），这段话不光是在励志，实质上是在讲哲理。现象本身就是苦的，它不安全，总在变化，有各种各样不确定和危险，你得动心忍性，非如此，就无法进入到能造就志士仁人的热思之中。古今中外，国内国外，多有这样的看法，智慧出自于苦难，苦难则可以理解为是真实现象的另外一种说法。

第二个条件，不被现象之流淹没，你要浮起来，随现象而思，感受现象本身的浮力；欲望太多，被对象坠着（注意，“对象”只是现象的冷形态，不是原现象），就浮不起来，所以惠能讲要“于相而离相”。进入现象，又不被现象所累，也就是离开它们的对象化状态，怎么可能？历史上，东方的印度、中国在这方面下了极大功夫，西方在古代和中世纪偶有闪光。像柏拉图是西方冷思的第一个集大成者，但是他还有另外一面，这种复杂性是他的伟大之处。他说你想真正理解理念，除了理性的辩证追求之外，有一个捷径，就是在迷狂中来直接体验到理念，比如美的理念。迷狂就像喝醉了酒一样，其中居然有能达到理念的直观思想！这就是某种热思了，他在这一方面受到了希腊酒神精神的影响。但是在西方传统哲学界的两千多年历史中，没有人特别拿热思当一回事，觉得那只是柏拉图的诗人和神秘体验的一面，与哲学无关。

到了当代西方哲学，这种思维成了创新的一个源头，虽然不一定是他们学界的主流。在中国的古代哲理世界，则以热思为主，儒家、道家和佛家，皆是如此。比如道家，认为婴孩近乎道。为什么？因为小孩子特别能热思，没有热思连语言都学不会。到了一定年龄去学外语，老学得磕磕巴巴，就是老用冷思的缘故。而儒家是最热的思，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不离你最亲的亲人而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

要满足这第二个条件，对于各种体制中的成人当然不容易，所以东方哲学家们主张，一上来先不要说那个现象是什么，而先要知道它不是什么，卸掉沉重冰冷的存在者，开辟动态的边缘理解空间。于是哲学家说，要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你先把对象化的实体损掉或消解掉，而又不离开现象。

这不行那也不行，道可道非常道，既不能是A又不能是非A（所谓“双非”），好像是矛盾，好像很神秘，但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哲学通过这种双否定，向你开启另外一扇门，即由无为达到的无不可为，这时候你才能相忘于江湖，感受到现象本身的托浮，长风九万里，大哉乾元、云行雨施、品物流形，也就是感受到现象本身的思想呈现，渐入佳境。

05

热思的人生效应

最后讲讲这种共鸣的效应和对未来的思考。当初联系我来做讲座的组织者跟我说，最好对同学们讲讲人生规划、思考社会等内容。我前面谈得比较宏阔，没有直接涉及，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我讲了这样一种能跟人生共鸣的热思，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的主流。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必然会转化思想者，这是跟冷思不同的地方。

《老子》讲“从事于道者，同于道”，你要得到道，你就必被它同化，所以道不是科学规律。有人说“道”是宇宙的总规律、世界的实体。这些概念，我个人觉得用来理解老子之道是不适当的。为什么从事于道者同于道，而从事科学规律或传统西方哲学道理的人不同于那个规律呢？比如爱因斯坦和卢梭，他们发现的规律和主张的学说，其哲理含义何等深刻，但是可以跟他们自己的人生行为毫无关系。

而在古代中国就不是这样，只要你从事于道，你就必进入经验之流，你必须放弃小我，放弃过分欲望，你才能感受到人生经验的道性，你才能“扶摇直上九万里”，由此你就必被道改造转化，成为道人。儒家也一样，比如六艺，只要你真学进去，就必被它转化，有君子的风范、圣人的气象，否则你就根本没懂。这在西方视野中好像是短处，学问是学问，做人是做人嘛，公是公、私是私，要清楚分开。西方哲学家到我们这儿一看，太原始了，有点儿像巫术似的。东方人认为真正的哲学思考，一定是和你的做人，和你的人生境界在一起，不可做实质分离。

这么看来，炽热的哲学思想——哲学方法有冷有热，我并不主张你们一定学热的——一定会产生漩涡，改变你的生活走向，改变你对世界观察的角度，深刻影响你的人生和事业，所以我今天讲的内容和具体的人生和社会问题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你有热思之处，你的才能方可在此处尽情发挥。司马迁说过，“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报任安书》）。古来富贵的人死了，名字多被人忘记，只有倜傥非常之人被历史记住。

在我看来，他们就是热思之人，受人生苦难的煎熬，“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到那个程度，你才能倜傥起来。学哲学，如果你真学进去了，不仅学了冷思——它们作为哲思的脚手架很有意义——那一套，而是可以真正进入哲学的前沿，进入沸腾现象之中，感受到哲思本身的魅力，那时候你对社会的观察、对人生的规划也会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其实我觉得不应该过早地来从观念上规划人生。如果你把你的人生方向规定得过早过硬，目标太明确，就会降低你对大学学习生活的感受力。你应该深入到大学生活之中，感受其中的艰难，感受它的不可预测，从而感受到事态本身对你的感召、启发，这样的大学生活才不白过。

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看到美国的大学生们一开学就是开party，期末更是party，喝酒、玩乐，他们认为大学生活就要享受生活，到了研究生阶段才开始玩儿命。有个教授跟我讲，他上研究生以前没有怎么好好学习过，而上研究生以后就没有在三点以前睡过觉，那时候才发奋。有一定道理，在某个阶段你得沉浸进去。但享受人生是美国的典型思路，跟中国不一样；中国古哲十五志于学，三十就而立了，其中的快乐与学习并不分离。关键是深入到学习这个现象的水流之中，感受它，涵泳其中，对它开放，让它带着你走，最后出来奇变，感受到北大生活的妙处，发现一些你从来没有想到的东西，这才不枉来北大一场。

所以不要一开始就太冷了，要热乎起来。南北朝的时候有个少年人叫宗悫，叔父问他的志向是什么，他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这其中是有哲理的，“乘长风”恰恰是顺着现象本身的势态而思而行。但哲学与人生共鸣绝不等于跟人生妥协，而是让你的思想从现实人生世态那深沉勃郁的生成中得其势，从它的艰难中得到灵感和勇气，焕发人生的潜质，转化社会的污浊，化腐朽为神奇，其中的纯真、高贵、神妙之处，难以言传，也不足为外人道也。

今天我们特别能感受到世界潮流和时代变化造成的不确定性。中国崛起——其实这个词我不太喜欢——曾被许多西方理论预言要失败，但中国这些年就这样摸着石头过河，违反了很多经济交通规则，开上了快车道。可谁又能说那些批评和预言全无道理？谁又能说我们的崛起没有隐藏着无常和灾变？所以投身于其中的掌舵者不得不认真思考，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就是热思的特点，它不是老发热，它是一会热一会冷，打寒战，心绪不定。你爱上一个人，如果真爱，就是一会冷一会热，这种状态才是热思的状态，不容易实现，但是真。

《2012》

讲到人类的未来，照《2012》的预言，好像只剩下两年了。（笑声）我小时候听过很多科学家对于二十一世纪的预言，他们描述的那个新世纪全都是美好，生活变得如何方便，科技如何发达，对人类发展充满信心。我们早已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大家觉得美好吗？当然有方便的地方，互联网、手机等，在我小时候绝对没有人能想象得到它们。与此同时，科技带来的重重迷雾和灾难的可能，相信大家也感受得到，它们带来的深重威胁也是那时想不到的，我就不念那些问题的名单了。

人类也可能很好，未来的核聚变、清洁能源的利用，现在这些肮脏的东西都可以处理掉；人类的不正义会消失，文明程度达到高度发达水平等等。但是你敢说那一定发生吗？也可能更坏，甚至坏得超过我们的设想，这是我们哲学要思考的问题。

开始我讲过只有一只眼睛的猫头鹰，但它只忙于思考过去，总也来不及预思未来。只有今天我讲的这种热思考，才有可能在未来发挥作用。《浮士德》里魔鬼对一名大学生说了一句话：“亲爱的朋友，理论（首先是哲学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的金树常青。”

今天我所讲的，就是要告诉大家，也有不灰色的哲学理论，这种思想能够随着人生的常青之树而同生共长。在这样一个特别需要根本性思考的时代，这种热思不是猫头鹰，只在黄昏起飞；它在清晨起飞，朝向迷蒙的未来，唱出充溢着奇思异想的天籁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