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颠覆认知并改写中国历史的书

康熙二十五年，理学家阎若璩经三十年考据研究出了一本书 -- 《尚书古文疏证》。这本书不仅横扫了业已式微的心学，也崩塌了部分文人的信仰和价值观。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独尊法家大规模的收缴并焚毁先秦著作，儒家的基础性著作之一《尚书》也未能幸免，各类抄本均被烧毁。

汉文帝登基后，命晁错前往山东向前秦博士伏生求教《尚书》。后经伏生口述，晁错笔录整理，得文二十八篇并官定颁发，后人称之为《今文尚书》。

永嘉之乱后，逃至江南的司马氏为重建皇朝又广求经典。豫章内史梅赜献上了另一个版本的尚书，即《古文尚书》。据传这本尚书是汉景帝时，鲁恭王刘余为扩建王府而侵占孔子旧居，偶然从旧屋壁夹缝所得。

这两个版本的尚书最大的区别有三点。一，《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了二十五篇；二，《古文尚书》是用先秦蝌蚪文书写；三，《古文尚书》在行文语法上反而比《今文尚书》更简单。

虽然第三点让历朝历代的一些学者怀疑《古文尚书》的真实性，但前两点区别以及儒家自己内部的派系斗争，又让其一直被视为真古文。唐宋明清几朝也均将其列入儒家正义，辑录为官定本并颁布全国。

注：从汉朝开始儒家分成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个派系。今文经学比较侧重大一统和皇帝集权，因此被历代皇帝所偏爱；古文经学则推崇先秦传统，弱君主、重臣民，所以在士绅学子这个层面拥趸很多。

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中列举了大量史料，应用多种考据方法（本证、旁证、实证、虚证、理证等），得出了一个难以辩驳的结论 -- 《古文尚书》是伪作（由梅赜伪造）。

这让当时的一些文人、理学家们狼狈不堪。

儒学讲究得就是“引经据典”，表述自己的观点理论时不能标新立异，需要引用上古先贤的经典话语作为理论基础和判断依据。现在膜拜一千多年的《古文尚书》被证伪了，不就意味着理论基础没了么？在此基础上得出的学习、研究成果不也成了空物？

这种冲击就像一个现代人穿越后，发现异世人能轻松的手搓核弹，牛顿的棺材板根本就盖不住。除了不敢相信，还有无所适从。

阎若璩的成果，不仅让一些文人的精神支柱崩塌了，也让清朝的文人学者们开始疑神疑鬼。连《尚书》都可以是假的，那其它典籍和书籍不一样有可能是假的么？从此疑古之风开始盛行。

在阎若璩之前，受崇古思维的影响，人们普遍不怎么怀疑前辈、前朝的经典史籍，简单来说即便是孤证也会选择相信。阎若璩之后文人们发现“经、史、子、集”里的很多东西，似乎都经不起推敲了，即孤证不证。这也是清朝考据学大兴的重要原因之一。

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让大清的文人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天朝为什么会败给洋夷，天朝和洋人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直到庚子国变后，大清的文人才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打不过洋人不是武器装备（奇巧淫技）的问题，而是天朝在政治、思想、自然科学等方面即整体国力的落后，其中的症结又在于天朝内部的“虚伪”。

人们推崇、膜拜“经典”，进而不质疑并无条件的崇古。在此基础上，人们觉得后人是无法超越先贤的，只能去学习效仿。那么辨伪求真、研究新知就没有意义了，能做的就是神化和吹捧过去。社会从而一潭死水，对各种问题视而不见，热衷于表面文章 ......

那么救中国就要针对“虚伪”这个病根下手，就得用科学的方法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并去伪存真，不再自我忽悠和陶醉。

所以20世纪初，顾颉刚、胡适等文人发起一项“以科学整理国故”的运动，并得到众多知识分子的响应。这场运动旨在对已存经典史籍做一次全面审查，将所有虚假、不可信的内容都从“国故”中剔除出去。

这次运动的结果可谓是惊天动地，细节因篇幅原因就不展开了，只说一个大结论。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被腰斩为2400多年的“信史”。

这也不是他们随口瞎掰的，例如顾颉刚针对传统的“崇古”观念，结合现代科学规则提出了“古史层累说”，给出了从古史中甄别、剔除神话和传说的方法。

注：笔者能力有限，难以简单解释“古史层累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阅《古史辨》了解详情。

简单来说，顾颉刚、胡适等文人的研究结论是，当下（20世纪20年代）有据可查的最早信史文献是《春秋》，只能追述到东周时期（春秋初期）。再之前的历史，别说三皇五帝了，连武王伐纣、周公辅政等都不是信史。最多也只能看作当时的人为自身需求，对某些史实做了演绎，即“托古改制”。

注：“托古改制”可以简单理解为戏曲化，就好比人们编导出来的“包拯铡陈世美”、“杨门女将”等等。

孔子为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虚构或者说重构了“尧舜禹”。后来者则有样学样，“创造”一个更古更贤的先贤“许由”，连尧都“欲以天下让之”。虽然美好，但是假的。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包装、推崇，这种假就让人信以为真，进而从价值观上约定必须视其为真。这就从美好变成了恶，即“虚伪”的一种表现。

多说一点，在这帮疑古派眼里，《史记》有一大半都是假的。而且证伪都还用不上那些复杂的历史科学方法，那么多“密室相谋”司马迁是从哪里得到对话记录的？

顾颉刚、胡适等学者并不是否定历史，而是质疑历史。那些历史他们并不是确定认为不存在，只是目前流传下来的相关史籍不可被证实，故而不可信且不能视之为“信史”。他们认为历史也是科学，对于无法科学证实的历史就需要质疑。所以尊重科学，就需从坦然承认我们只有2400多年的信史开始。

从1899年甲骨文出土，到1937年抗战爆发结束规模性发掘。对甲骨文几十年的解读研究，证实了商朝的存在，疑古派眼里的信史也就此被拉长到3500多年。

国人对中国历史的认知，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割裂。一些人认同疑古派，以科学实证来确定历史和史实（郭沫若坚持挖定陵也有这方面考虑）；一些人则坚信三王存在，中华历史因源远流长而不止五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