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蒋介石遭扣押后，李宗仁等反蒋大佬，为何转过头指责张杨

当初，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扣押老蒋后，通电全国。

南京的何应钦得到消息后，迅速发布讨伐令，自任讨伐军总司令，叫嚣轰炸西安，营救蒋委员长。

这一举动引得当时国民党内外的各方声音讨论，有反对，亦有支持。

宋美龄更是指着何应钦的鼻子怒骂道：

“你这是置委员长的生死于不顾。”

社会各界亦传出形形色色的猜测：

蒋介石会被杀掉吗？如果发生，国民党又该谁当权？国内形势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实，对于老蒋的处置问题，周恩来早在会见张学良时，就已经给出正确意见：

“说服蒋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一个好前途。”
“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就会使中国前途更坏。”

在这一过程中，我党又是如何积极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

虽说历史没有假设，可如若当时蒋氏被杀，历史的轨迹脉络又会怎样更改？

“罢蒋”还是“杀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执意送蒋回南京，很多人对此甚是不解，认为少帅犯傻。

但张学良其实是打心底认定，虽然老蒋这个人暴躁、多疑、孤僻、自负，有时候还会犯糊涂，但他依然是名义上的“领袖”。

然放眼当时国内局势，国民党内部权势纷杂，派系之间各怀心思，哪怕是一点蝇头小利都要争个头破血流；

再加上地方军阀、权贵商贾等势力，面临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行为，都在为自己谋划着后路。

蒋被扣押后，鲍威尔曾分析：

“蒋介石不仅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还是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
他被扣押成人质，一方面，会使得中国政府陷入瘫痪，另一方面，一些政客会掀起党派之争，发动政治阴谋。”

为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党积极主张解决问题，而非发动新一轮内战。

同时，积极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呼吁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抗日，希望最大限度推动事件进展。

诸如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元老，就曾多次联络陕北方面，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建言献策。

但对于蒋氏的处置问题，起初我党内部意见并非完全一致。

在12月13日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博古等人认为，应当“罢免蒋介石，交由人民审判”，即“审蒋”“罢蒋”。

朱德总司令甚至提出“杀蒋”也不足为惜的看法。

细想十多年来，蒋对国家、对人民以及革命人士造成的伤害，心存痛恨亦是自然。

一旁的张闻天和周恩来没有表示反对，但心中其实已有答案。

党内高层意见达成一致，是在周恩来和张学良会晤后才取得一定进展。

朱德等人也逐渐意识到，“罢蒋”乃至“杀蒋”，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蒋爹”身死，“何妈”上位？

张杨扣押蒋后，各大媒体报刊发表、转载的文章铺天盖地。

《申报》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还是整个的中国》的时评，并提出三点意见：

其一，绥远抗战没有结束，希望前线将士不受本次西安事变的影响。

其二，蒋介石的人身安全，是中国维持纸面统一的基础，如果蒋氏被杀，中国必然会四分五裂，全国军心难以获得真正统一。

其三，对于张学良，施加的压力过轻，其不会放任；施加压力过重，蒋介石又会有危险。

西安事变爆发后，陕北方面积极动员，商讨组织下一步的具体工作。

但南京方面直到12个小时后，才得知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顿时急得同热锅上的蚂蚁。

国民党高层召开紧急会议，大致定出一个所以然来：

孔祥熙代理蒋介石“行政院长”一职；冯玉祥及执委负责军事委员会；何应钦及军事委员会负责指挥部队。

“指挥部队”为何？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主张：攻打西安。

几个小时后，刚从上海赶回南京的宋美龄盯着已经做出的决定，大发雷霆，痛斥何应钦。

起初“何妈”有所隐忍，挨骂就听着。

但被接连骂了几次后，终于难以忍受，回怼道：

“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其丈夫而已。”

言外之意是说宋美龄只顾情爱，不懂政治。

或许很多人认为，何应钦主战讨伐西安，其实就是为接替老蒋，取而代之。

其实不然。

而以上说法，其实是出自孔祥熙、宋美龄等人之口。他们站在何应钦的对立面。

面对何应钦主张出兵，孔祥熙更是直言：

“不要这样急，急狠了，校长就没命了。”

当时同样主战的，还有对老蒋忠贞不渝的陈氏兄弟。

如按照以上观点，此二人难不成亦存谋反之心不成？

何应钦以及诸多其他高级将领主张讨伐，实则是站在南京的立场之上。

因为老蒋已被扣押，南京方面如若一再忍让，只会助长张杨二人之气焰，须在关键时刻加以打击。

而事实证明，何应钦对西安方面增加军事压力的做法，也确实对张学良等人造成一定威胁，进而促成和谈。

中间有一次，少帅还直接找到蒋介石，希望他出面，让何应钦莫要轰炸西安。

只能说少帅还是有点幼稚，以老蒋的气性，不对他破口大骂就不错，又怎会答应他。

轰炸行动虽迟但到，可从轰炸范围足以窥探，何应钦只是对渭南地区进行打击，有意避开了西安。

轰炸结束后，他便迅速准备和张杨二人的会谈。

由此来看，他还是比较重视蒋氏的安危，所谓的“轰炸行动”，亦是其为解决西安事变而实行的策略。

那么如若老蒋身死西安，何应钦是否拥有上位之可能？

答案大概也是否定的。

其实从蒋介石被扣押后，南京方面的职位临时变更就可以看出，何应钦依旧作为“军方第二话事人”而存在。

孔祥熙掌“行政院”，冯玉祥管军委会，再加上远在法国的汪精卫，还有野心勃勃的地方军阀，哪一个的存在，都不会使其顺利上位。

另外需要考量的一点是，何应钦“主战”其实是站在黄埔系的角度进行的，正所谓“蒋爹何妈”的称呼在黄埔学生心中还是有一定分量。

蒋介石被扣，黄埔系必然首当其冲，恨不得立刻兵临西安城下，救出老蒋。

如果在这个时候，何应钦再主张和谈，势必遭到黄埔系的反对，其自身积攒多年的势力则会受到巨大冲击。

而在抗日战争后期，何应钦逐渐被老蒋架空，陈诚土木系被扶持而上，其中，必然是受到西安事变的影响。

如果说南京方面的态度是在意料之中，那么且看地方军阀对于西安事变之见解，却是让人出乎意料。

哪怕是当初高举反蒋大旗的冯玉祥、李宗仁、唐生智、阎锡山、李济深等人，一个个态度全都180度大转变，纷纷发表电文，指责张杨之行径是为逆潮流之举。

冯玉祥通电：

“当此外侮日深，风雨飘摇之际，虽吾人和衷共济，同挽国难，犹恐计虑不周，岂容互生意见，致使国本动摇！”

唐生智来电：

“委座蒋公负国家安危之重，十余年来，对于御侮图存，密筹默运，夙夜匪懈，事实昭彰，无待赘述。
自全国统一，人心益固，士气益奋，中央对外态度，转趋积极，国际观听为之改易，方谓从此全国团结，一致努力迈进，不难湔雪失地之耻。”

阎锡山来电称：

“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弟。
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
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
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
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兄等是否更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为！”

不管其中是否有虚伪矫饰之言辞，但或许他们清楚，蒋氏被杀，对中国之存亡空有弊端，却无利处。

列强的反应

上文提到，关于处置蒋，毛主席、朱德等人态度转变，是在张学良和周恩来会谈之后。

在此过程中，我党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纵观当时的国际局势，令张学良没有想到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非但没有支持，还严厉指责道：

“这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助日本使中国分裂。”

西安事变爆发后， 12月14日，斯大林气冲冲地致电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

“中国的西安事变是在你的许可下发生的吗？”

而在前一天，他刚刚联系中共中央，要求：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

除此之外，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还发文表示，扣押蒋介石是张学良勾结日本人，连通亲日派汪精卫，进而策划的阴谋。

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专门发言：

“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没有关系。”

起初，张学良还寄希望于苏联可以给自己提供援助。

现如今，得到的却是共产国际13日夜的“三条复电”，其中第一条的大致意思：

苏联不会给这种“日本朋友”以任何支援。所谓的“日本朋友”，即指张学良。

虽然苏方在这故意混淆是非，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其“拥蒋”的态度。

毕竟当时的苏联处在德国和日本的两面夹击之下，其必须利用中国这个隔板，对日本凶猛的兵力进行阻拦。

斯大林认为，当时的红军尚未发展壮大，倒不如支持蒋介石，对其支援武器弹药，和日本人开战。

而如果蒋介石被杀，中国很有可能会陷入四分五裂之局面，必然会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

届时，中国危矣，苏联亦会深陷泥沼。

既如此，斯大林得知事变后大发雷霆也就不足为怪了。

自然而然，苏共也希望国共结束内战，一致抗日。

与此同时，东北军和17路军将士们在对蒋的处置问题上也出现大小不一的分歧。

再加上南京政府的激烈措施，使得西安和南京的对峙气氛加剧。

在此过程中，我党积极寻求和张杨二人的合作，致力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周恩来在会晤张学良后，给毛泽东回信表示：

“张学良正在做两手准备，一面拥蒋抗日，一面另立局面。让他反蒋做不到。但如若蒋介石降日，他定离蒋。”

随后，周恩来又给主席发了几封电报，大致阐述有关西安事变的问题。

而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酵，毛主席洞察国内外动态，也开始改变策略。

再观国际其他列强，他们对于西安事变的反应又是如何？

日本自然反对事变的和平解决，他们宣称张杨已然“赤化”，进一步挑拨国共关系，企图挑起更大争端。

毕竟在他们看来，中国越乱，对他们越有利。

英美大致和苏联趋同，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得中国牵制东方战场法西斯的势力，在维持战争局面的同时，保证其自身利益。

美国《纽约时报》称：

“蒋介石将军，虽已失去自由，但中国政局仍为彼所操持，全世界闻讯之余，皆为之震惊。足见全世界均认蒋氏，为中国最大领袖，而自动推崇之。”

英国《泰晤士报》评论：

“张学良之叛变，或已救助日本政府，盖日本之对华政策，乃与德缔结反共协定，已引起多数政治家之抨击也。”

由此看来，所谓的内乱，根本不是列强所关注的，他们只关注自己的代言人有没有受伤，自己的利益有没有损失。

结语

一场事变，得以窥见多方之态；一个人物，足以搅动刀枪兵戎。

其实在西安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远在法国的汪精卫就已经闻到气息，整装待发，准备回国。

如果蒋介石被杀，国民党内部一时群龙无首，各路军阀必将为争权夺利，再次陷入混战。

而日军趁机加大侵略力度，中国短时间内恐难以选出一个新的领袖，领导全国军民，举起抗战的旗帜，抵御正面战场敌之进攻。

就算中国真的在短时间内推出一位名义上的“领袖”，此人又如何能在短时间内，处理好国内势力和外国列强之关系。

如若汪精卫上位，试问，亲日派的大汉奸，难不成还能寄希望于其端起枪口，对敌人开枪吗？

届时，国家危矣。

蒋氏作为我党的政敌，曾对我党乃至社会各界人士施以沉痛打击和残忍杀害。

但在民族大义面前，我党没有丝毫含糊，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凭借雷厉风行之势，促成张、杨二人以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这不仅对国共两党的未来，对于抗战之未来，更对中国之未来，有着不可估量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