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是谁？

“Herzen against Herzen”; double portrait of Alexander Herzen, 1865, by Sergei Levitsky © Fine Art Images/HIP/TopFoto

“在他自己的国家，斯拉夫派和西化派、浪漫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温和派和极端分子、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不时宣称他是自己人，或者谩骂他为死对头。”

亚历山大·赫尔岑（1812—1870）是19世纪俄国著名的哲学家、作家、政治活动家以及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他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齐名，被以赛亚·伯林称为“许多二十世纪思想的先驱”。虽然他是以《往事与随想》和“俄国社会主义之父”而为人们所铭记，但他对思想史的贡献却不止于此，且无法被简单归类。《偶然性的发现：赫尔岑的生平与思想》（The Discovery of Chance：The Life and Thought of Alexander Herzen）是第一部对这位远见卓识的天才全面的研究作品。本期推送摘自这本书的第一章“赫尔岑是谁？”

虽然编辑总是盼望“重版出来”，但经常也有“初版出不来”的时候。我们将在这个栏目里推送一些“初版出不来”书稿的书摘。

Aileen M. Kel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赫尔岑的读者在未来。现在的大众无法理解他，他的思想是传播给那些将来能够理解它们的人的。

L. N. 托尔斯泰

1905年10月12日日记开篇

他不止一次被称为俄国的伏尔泰。尼采心悦诚服地赞赏他“具有卓越的天赋”，是“一个具有高贵精神和执著品质的人”；托尔斯泰宣称，他从未见过谁“如此罕见地同时集才华与深度于一身”。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则写道，他死后，就没有人替百万大众发声了。

作为哲学家、小说家、散文家、时评家和政治活动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是他那个时代最有才华也最复杂的人之一。作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在将西方思想吸收进俄罗斯思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一个身处欧洲的政治流亡者，他被认为一手开创了俄罗斯的公共舆论。他为自己的祖国创办了第一份不被审查的新闻报刊，即广受赞誉的《钟声》（The Bell）周刊。该刊是从他在伦敦的“自由俄罗斯印刷所”（Free Russian Press）走私到俄罗斯的。在西方，他的名声与他同时代的伟大的俄国小说家不相上下。作为法国1848年革命的热心观察者，他受到一些最杰出的欧洲进步精英的推崇。他的朋友和合作者有加里波第、马志尼、米什莱、路易·勃朗、蒲鲁东、维克多·雨果和托马斯·卡莱尔。他的政治著作充满道德激情与热烈的想象，表现出口语一样的活力。他那伟大的回忆录被视为一部文学经典，是具有罕见洞察力的社会观察著作，书中充满了对那些处于俄罗斯和欧洲历史转折点上的名人、思想和事件的深刻洞见。而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很早就阐述的那些价值观，要等到一个世纪之后才凸显其重要性。

《钟声》纪念邮票

但是他并没有留下什么学说体系，任何一个研究他智识遗产的本质的人都面临着多到令人眼花缭乱的解读。这位异常多面的人物的观点和目的依然是一个充满争论的问题。在他自己的国家，斯拉夫派和西化派、浪漫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温和派和极端分子、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不时宣称他是自己人，或者谩骂他为死对头。例如，人们将他与施蒂纳、尼采、克尔凯郭尔和加缪进行了比较。他赢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的致敬，他们承认赫尔岑对自己创作的内容和风格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还获得了一个存疑的荣耀，进入了苏联的万神殿。这归结于列宁被广泛引用的文章《纪念赫尔岑》，该文盛赞赫尔岑对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而“革命事业”这一措辞也决定（并严格限制）了一代又一代苏联学者理解他著作的方式。

1991年以后，俄罗斯对赫尔岑的官方解读不再流行。2010年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为纪念赫尔岑逝世140周年举行了一个规模不大的会议，会上三位发言人强调，赫尔岑既批评西方自由主义，又批评俄罗斯斯拉夫主义，其思想具有“非典型性”（nestandartnost）。而他的不幸在于，列宁及其继任者们出于功利目的，将其当作布尔什维克主义开端的一部分反复引用（以这种方式界定他，才有可能断言俄罗斯共产主义的特殊性，说明它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2012年，在赫尔岑诞辰200年之际，莫斯科又举行了一个规模更大但只有少数外国代表参加的会议，探讨他的遗产。做开幕发言的演讲者承认，在后苏联时代的这二十年里，“我们对赫尔岑闭口不言……（他）既没有被驳斥，也没有被拒绝，甚至也没有被有意遗忘；他仅仅是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就好像他掉进了一个黑洞”。或者更准确地说，好像他两头不讨好（受到双方的嘲笑批评），要么被归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盟友，要么被划为它所摧毁的沙皇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的敌人。会上，两位发言人将近来对赫尔岑生平与思想的兴趣的陡然增加（这一现象被其中一人称为“俄罗斯社会和政治思想史上真正的一座里程碑”）归功于以赛亚·伯林。后者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来理解赫尔岑的个性和思想，使之免于被遗忘，并成为俄罗斯和英语世界的文化生活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他们提到，伯林关于赫尔岑的文章是英国剧作家汤姆·斯托帕（Tom Stoppard）的系列剧《乌托邦彼岸》（The Coast of Utopia）的灵感来源，该系列剧专门描写赫尔岑的人生。它本身也已成为一个小众的文化现象，而且在莫斯科有更大的影响。

《乌托邦彼岸》（The Coast of Utopia）剧照

纵然那个会议上的论文在赫尔岑作为作家、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多面才能方面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没有从最原初的方向出发的），但没有人提到赫尔岑自己反复解释的其历史观不受欢迎的原因：对自由的恐惧。在一篇发表于俄罗斯共产主义终结五年后的文章中，历史学家A. I. 沃洛金（A. I.Volodin）指出，赫尔岑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博学多识和表达时的生动形象，但他没有体系，没有一套教义可被归纳为“赫尔岑主义”。革命者与改革者、唯物论者与唯心论者都同样对他感到惊恐和厌恶，他不承认任何绝对的东西，也拒绝“非此即彼”的逻辑，特别是，他认为历史并不是沿着通往最终目标的进步之路前进的，这与两千年来支撑欧洲乐观主义的所有进步理论相悖。沃洛金引用了19世纪60年代早期托尔斯泰给赫尔岑的一封信，信中说道：“有许多人，100个俄罗斯人中有99个，都太害怕而不敢相信你的观点……（你的话只是说给聪明的和勇敢的人听的。）那些既不聪明，也不勇敢的人会说，当遇到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沉默。”沃洛金认为托尔斯泰的预测是对的：很少有赫尔岑的评论者准备好了客观地考虑他关于社会主义、宗教、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历史与进步的本质和革命的目的方面的观点，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总体而言，他的遗产不能为任何人所接受”。

只有两个西方学者对启发赫尔岑创作的历史观念和自由观念给予了详尽的关注，他们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在最初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些文章中，以赛亚·伯林认为赫尔岑思想的大胆和原创性一直被忽视了，因为通常倾向于将其归类为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另一种变体。围绕赫尔岑支持个人自由、反对他同时代伟大的乌托邦想象的活动，伯林强调了赫尔岑的远见，后者认为对人类生命的意识形态抽象会产生破坏性的力量：“赫尔岑的现实感，尤其是对革命的需要和革命的代价的现实感，在他那个时代，甚至在所有时代，都是难得一见的。”英文世界对赫尔岑研究的第一个重要文本是马丁·马利亚（Martin Malia）1961年出版的传记；尽管它并不完整，但它极大地影响了在西方被广为接受的对赫尔岑的解读，它描绘了一幅与伯林截然相反的图景：赫尔岑是个被“一种堪称独一无二的存在自我主义（existential egoism）”驱动的乌托邦思想家。

以赛亚·伯林

爱德华·阿克顿（Edward Acton）对赫尔岑在西欧的活动的研究令人信服地挑战了这种观点，但将他描绘成，在没能影响新一代俄罗斯革命者的失败中，逐渐落后于他的时代。无论是马利亚的解读还是阿克顿的解读都没有公平对待赫尔岑对其自身的定位。他将自身定位为真理的信使，这些真理与已被广为接受的观念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甚至是不可理解的。他同时代的人努力将他划入他们的政治谱系——自由派、激进派、渐进主义者、极端主义者，对此，他表现出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愉悦。最让人恼羞成怒的是，他们会指责他前后矛盾，而他依然故我，因为他大半生都一直在宣讲同样的“两三套观念”，而这些观念已证明与长久以来备受珍惜的信念截然相反，无法在人们脑中寻得安身之地。

以赛亚·伯林的文章是个例外，我自己对赫尔岑的兴趣就是被他的文章激发出来的。对我而言，这些文章是迄今为止最到位地把握住赫尔岑思想独特性的文章，伯林将赫尔岑视为一个先驱，他道出了真理，这些真理对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而言太过新颖而无法理解，同时又太过吓人而无法接受。本研究将把赫尔岑的思想放到对欧洲思想传统的革命语境中进行处理，这一关注人在自然中的地位的思想传统，在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著作中达到顶峰。

很少有赫尔岑思想的评论者重视其早年在莫斯科大学做学生时所受的自然科学教育。这个主题在2010年出版的一本俄罗斯哲学史的赫尔岑专章中甚至都没有提及，而两年后出版的《赫尔岑读本》（A Herzen Reader）所选译为英文的文本中也没有他关于自然科学和演化论最原始的论文节选：也许，这不足为怪，译本出版后的批判性评论也只是将他采纳演化论的时间回溯到不早于他的“英伦岁月”。但我将证明他二十年前在莫斯科大学所学习的演化科学塑造了他后来处理历史和哲学的方式：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他在这三个迥然不同的学科领域的知识深度和广度方面是独一无二的。这种不同视角的结合是他采取去神话的方法对待历史和社会的基础，这让他觉察到（比尼采宣布“上帝之死”早二十余年）在一个目的宇宙（purposive universe）中，对信念的侵蚀，而这个目的宇宙是19世纪伟大的乐观主义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在马克思声称共产主义是“历史之谜的解决方案”的同一年，赫尔岑宣称“没有解决方案”：历史，与自然一样，是任由偶然性把玩的即兴之作。

赫尔岑

我们应该看到，赫尔岑既对正导致达尔文大发现（Darwin’s discoveries）的演化论的发展有强烈的兴趣，也深知它们会对备受珍视的信念造成威胁——这些信念关乎历史的本质和人类生活的意义与目的。本书会描绘赫尔岑的智识生涯及其抗争，以在其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印证他所谓“一贯性的勇气”（the courage of consistency）。

他的“俄式社会主义”（Russian socialism），通常被刻画为一种弥赛亚式的构想，则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哲学之上的：作为下个世纪许多“第三世界”经济学家的先驱，他并不主张追随一种理念上普世的进步道路，即西方的道路，而是坚持俄罗斯应该寻求在自己的文化里发展一条潜在内生的道路。就像达尔文后来在《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中所做的那样，赫尔岑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融入自然法则之中。《彼岸书》（From the Other Shore）是赫尔岑根据1848年失败的革命所写的“信仰告白”（confession de foi），该书呼吁他的同辈们放弃追求无法实现的目标，致力于历史的“生理学”，调整他们的理念和个人愿望以适应时空（time and place）的偶然性。他始终如一地将这项准则运用到自己生活中的个人和政治失败与悲剧中。随后对他生活的描述将特别关注他的信件（在他的苏联版文集中有十卷未翻译的信件），以反映他对尼采后来称为“渴望形而上的慰藉”的顽强抵抗。

他早期的智识发展受到18世纪开始的两种思想运动的综合影响，这两种思想运动是要转变人类对自然、对我们的生活和对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的想象：浪漫主义运动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前者的影响得到了赫尔岑传记作者们应有的关注；本研究的目的就是想给予后者同样的关注。本书则会将赫尔岑置于欧洲人文主义去神话的传统之中，强调他是阐述偶然性主题的先驱，而偶然性主题是达尔文演化论的核心部分。欧洲人文主义的传统可追溯到弗朗西斯·培根，其中包括弗里德里希·席勒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对理性主义伦理体系普世主义预设的攻击。所有这些都预示着赫尔岑对进步主义哲学的抨击，而这启发了过去两个世纪如此之多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他也揭露了叔本华（随后是尼采）所宣扬的悲观主义的反理性主义逻辑上和经验上的缺陷。

这里要强调的核心是赫尔岑思想迄今为止尚未得到研究的一个方面：他对研究的科学模式及其与历史研究的相关性的终生兴趣。这对他关于时间与权力的开放性和理性的局限的展望至关重要。他是最早欢迎达尔文学说的那批人之一，达尔文的研究发现了偶然性在演化中的首要作用，这对拆解目的论理论体系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目的论理论体系歪曲了世界和人类在其中的位置；赫尔岑自己的思想非凡地预言了后来科学思想与历史思想间的相互促进与融合。

亚历山大·伏西尼奇（Alexander Vucinich）在他关于俄罗斯文化中的科学的研究——该书出版于1963年——的序言中，评论道：“政治史、社会和宗教思想、艺术和俄罗斯生活中的其他大多数方面都在西方历史文献中得到了大量研究，但是科学，作为俄罗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几乎被完全忽视了。……历史学家通常得出这样的结论，说科学，至少在20世纪之前，一直是在俄罗斯生活的边缘发生的一种理性主义的离经叛道。”由此可见，这种先入之见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使大家都忽视了赫尔岑对思想史最重要的贡献。他不仅是俄罗斯的第一个社会主义者，用以赛亚·伯林的话来说，他也是“20世纪许多思想的先驱……，是一个具有哲学天才般品质的人”。

本文作者 [英]艾琳·M.凯利，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思想史与俄国文化研究员、荣誉退休准教授。另著有《通往彼岸：在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俄罗斯思想家》（Toward Another Shore: Russian Thinkers between Necessity and Chance，1998），《来自彼岸的观点：赫尔岑、契诃夫与巴赫金论文集》（Views from the Other Shore: Essays on Herzen, Chekhov and Bakhtin，1999）等。

译者 徐龙华，男，浙江衢州人，金融从业者，读库译者。从2012年起开始为《读库》译介《纽约书评》文章。译作包括《各种主义》《讣告书》。曹文姣，清华大学法学院2018级宪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学术兴趣：宪法学、法政思想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