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渡边信一郎 | 东亚的方镇体制与周边诸种族的国家形成

东亚的方镇体制与周边诸种族的国家形成

文/[日]渡边信一郎

日本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渡边信一郎教授

摘 要 ：唐宋交替时期政治支配特征是全国化的方镇（节度使）军事支配体制。这种军事支配体制亦被位于中国周边的东亚诸种族所接受。方镇体制既是周边诸种族为了表示从属于中国而有的支配体制，又为周边诸种族从中国独立并建立国家起到支撑作用。具体过程分为以下三个类型进行讨论：（1）种族在独立国家的形成及其领域扩大的过程中，领有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并吸收该地域的方镇体制（辽、金）；（2）国家形成过程中或国家形成之后，将方镇体制导入到自己支配的地域内部（南诏、高丽）；（3）由方镇体制发展为独立国家的形成（西夏、大越＝安南）。

关键词 ：节度使；方镇体制；化外方镇；蕃汉交界；周边种族

引 言

唐宋时代的中国和周边诸外国、诸种族（ethnicity）之间的互相关系、从属关系，由三个结构构成。第一是西汉时代开始的从属关系，叫作册封关系或册封体制。利用西周时代成立的封建制形式，向诸外国、种族的国王或首长（chief）颁发国王、列侯、将军等爵位、军职。形式上以其领土为封土，并要求他们履行上贡物品、支援祭祀及战争等义务。通过一连串事项，皇帝和诸种族首长、国王之间形成了较为松散的君臣关系。

第二是唐初成立的羁縻统治。这种方法是利用州县制的形式，在每个归顺的周边诸种族内设置州县，根据种族的规模任命首长为都督或州刺史，允许自治和世袭。这些允许自治的诸种族州县叫作羁縻州，由设置在边境的中国都督府或都护府统治。羁縻州后来虽大幅缩小，但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宋代。

第三是以开元年间成立的十节度使为中心的方镇体制。节度使最初是对周边诸外国、诸种族以军事防御为使命的军管区，由中心州的刺史兼任。节度使被称为藩镇、节镇、方镇等。本文使用各种史料、资料中通用的方镇一词。以节度使为中心的军管区，后来还包括防御使、团练使、刺史州（军事州），逐渐具备阶层性。因此，本文将以节度使为中心、根据阶层性而编成的军事支配体制称作方镇体制。这种方镇体制及其沿革，不仅是中国，还是东亚诸地域、诸种族都具备的特征性结构。

唐宋时代的中国，综合了上述册封体制、羁縻州统治、方镇体制这三种结构，构筑了东亚世界的对外关系及从属关系。有关册封体制、羁縻州、藩镇（方镇）已有诸多研究，但关于利用节度使＝方镇体制的东亚对外关系，虽有个别种族的藩镇研究，但尚未就整个东亚地区展开整体、总括式的论述，其特征亦有待探明。本文的目的正在于思考唐宋变革期中国的对外关系，着眼于方镇体制的展开，探讨方镇体制在东亚世界的历史性特征。

一、唐宋变革期的方镇体制

安史之乱（755—763）以降，唐朝在境内设置了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州（军事州），这类具有阶层性的军事统治体制，被称为方镇体制。观察使的职责是对所辖诸州进行行政监察。但是，节度使通常兼任观察使，并行使军事、行政和财政权。此外，在观察使监察区域内作为军事要地的州，通常设有团练使，具有军事控制功能。因此，观察使也被归入方镇之列。

节度使、观察使、都团练使、都防御使的辖区，由被称为支郡或巡属的数个州构成。防御使以下则是一使只管辖一州，不设巡属。

从节度使到刺史州，各方镇除了州的政府外，还有一个叫作使府的官方组织，在使院办公，使院即节度使等衙署，“衙”又常作“牙”。方镇设有作为行政机关的幕府组织，通常配置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掌书记（观察支使）、推官、巡官等职员，具体事务则由衙官与孔目官（胥吏）处理。还设置了都知兵马使、都虞候、都指挥使等武官来统筹军务。在州下辖的各县要地，设置有负责警备的镇，由镇将管理。

就军队规模而言，大的方镇可能达到十万人左右，而防御使级别的方镇则是几千人左右。唐元和年间（806—820），全国共有约八十万名士兵，长庆年间（821—824）达到九十九万名。

唐代元和年间节度使的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唐代后期节度使、观察使47府

备注：此外还有东畿防御使（洛阳）、华州防御镇国军使（华州）、同州防御长春宫使（同州）。

资料来源：据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所收，台北：开明书店，1959年，第7515—7516页）考证叙录整理。

黄巢之乱（875—884）爆发后，除河北、山西、陕西北部和四川以外的中南部方镇受到了冲击，导致方镇的更迭。各地开始出现了由武人建立的方镇，并纷纷自立。从这些方镇的合并与消亡中，催生出了五代十国（907—960）。

作为后周的方镇大员（按：赵匡胤原为归德军节度使、治所宋州），同时也是禁军总司令官（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960—976年在位）登上了皇位，建立了宋朝。宋太祖及其继任者太宗赵光义（976—997年在位）统治期间，中央政府逐渐收回了节度使以下方镇的军事权、行政权和财政权，构建了集权的官僚体制。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方镇的官名得以保留，但除了蕃汉交界地区的方镇外，其他官员若带方镇的头衔，仅用于表明其官阶高下（作为标示俸禄等级的寄禄官），而与该官员的实际职务相脱离。从唐代到宋代，方镇从军事统治体制转变为仅表示官品的官阶。

表2 北宋元祐期地方官

备注：元祐令，京府判官至军监判官为幕职官。

资料来源：据元祐官品令，孙逢吉《职官分纪》（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卷39、40、41、42整理。

二、东亚的方镇

方镇体制最初是作为中原王朝对周边各族的防御和统治体制而设立的军事组织。若以东亚世界的视角进行观察，又应如何理解方镇体制呢？

从9世纪到11世纪，即唐宋变革期，东亚全域都发生了政权更迭。在今天中国的东北地区，从渤海国（698—926）转变为契丹辽朝（916—1125），再到女真金朝（1115—1234）；在朝鲜半岛，新罗衰落后，出现了后三国（新罗、后高句丽、后百济）的分立，最后权力转移到高丽（918—1392）；在日本，权力结构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到了11世纪，基于庄园和公领的权门体制国家逐渐崛起。

在西北地区，甘肃和陕西出现了党项族的西夏（1038—1227）；在西南地区，902年南诏国灭亡后，转变为大理国（937—1253）；在南方，安南（越南）成立并与宋朝对峙。

▲西夏地形图（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从东亚的整体视角看，北宋看似天下一统，实际上却处于各族、各权力的分立状态中。贯穿这种分立状态，为其带来某种统一性的，就是方镇体制。

不仅仅是这些国家和种族，蕃汉混住地区的各个族群也都开始独立建国。在这个过程中，方镇体制经常被视为重要的政治组织。下面，我们将探讨东亚各族、各国独立过程与方镇体制之间的相互关系。

宋朝将蕃汉交界地带的方镇称为“化外方镇”，以区别于中国的内部方镇。在东亚，方镇体制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在国家形成和领土扩张的过程中，占领中原王朝的一部分领土，并吸收当地的方镇体制。例如：吐蕃、契丹·辽、女真·金。（二）在国家形成过程中，自行在统治领土内引入方镇体制。例如：云南南诏、高丽。（三）由方镇体制发展而来，逐步形成国家。例如：五代十国、西夏、安南北部，它们都是从方镇转化为国家。

（一）契丹·辽和女真·金

这一类型是在国家形成和领域扩大的过程中，领有中国王朝控制区域的一部分，并吸收了该地区的方镇体制。

1.契丹·辽的方镇体制

契丹是由蒙古语族的种族创建的国家，他们曾游牧、狩猎于大兴安岭山脉南麓的辽河和老哈河的合流点，也就是中国东北地区西南部的草原地带。907年，迭剌部部族长耶律阿保机（872—926）将契丹诸部族统合为八部部族联合体，自称可汗。此外，他还降伏了南临老哈河上游的蒙古系奚族五部联合。916年，耶律阿保机即皇帝位，创建契丹·辽。之后，他远征蒙古高原，向西方发挥影响力。随后攻灭东方的渤海，在其故地设置东丹国为属国（926）。但不久之后，遇到旧渤海人和女真族的抵抗。928年，太宗耶律德光将整个东丹国迁移至辽东平原，并废止其国，直接统治该地。在辽东平原，开始出现汉人的大规模移动，该地开发得以进展。而渤海的故地，则被还留在该地的旧渤海人和女真族等诸势力占据了。《辽史》卷37《地理志一》记载：

迨于五代，（契丹）遥辇氏更八部曰旦利皆部、乙室活部、实活部、纳尾部、频没部、内会鸡部、集解部、奚嗢部，属县四十有一。每部设刺史，县置令。（于938年，第二代）太宗（耶律德光，927—947年在位）以皇都（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左旗林东市）为上京，升幽州（北京市）为南京（析津府），改南京为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于1007年，第六代）圣宗（耶律隆绪，982—1031年在位）城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于1044年，第七代）兴宗（耶律宗真，1031—1055年在位）升云州为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于是五京备焉。又以征伐俘户建州襟要之地，多因旧居名之。加以私奴置投（头）下州。综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辽史》（中华书局，2016年）

建国后，“二百余年，城郭相望，田野益辟。冠以节度，承以观察、防御、团练等使，分以刺史、县令，大略采用唐制。其间宗室、外戚、大臣之家筑城。（在城郭里，州县）赐额，谓之‘头下州军’”，“（头下州）其节度使朝廷任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

为了控制建国之前迁移过来或被征服的农耕群体，契丹在领域里还开拓了城郭、耕作地，采用以幕府组织、军职为机构的唐朝方镇体制、州县制度。这些制度成为蕃汉二元统治机构的基础，被历史学家称为“二重体制”。契丹的二重体制是针对游牧民和定居农牧民的复合控制。对于汉人定居农耕民的居住领域，设置南面官的机构。另一方面，将统治契丹等游牧诸族的机构叫作北面官。随着蕃汉混住地带的形成，蕃界、汉界统治机构的区别日益显著。比如，作为军政、民政最高机构的枢密院分作北枢密院和南枢密院。南枢密院掌管燕云十六州和旧渤海领域的州县，继承唐末以来的方镇—州县体制（辽南面方面官表）。之后，这种体制扩张至赐给近臣、贵戚、功臣的头下州，以及皇帝直属的斡鲁朵（行宫）所属州县。契丹辽的地方统治组织脱胎于唐代方镇体制，并略有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契丹辽的方镇只有一个州，没有其他支郡，所以僚佐都称“某州某官”。

表3 辽南面方面官数量

备注：据《辽史》卷48《百官志》统计。

表4 辽南面方面官职名总目

备注：据《辽史》卷48《百官志》制作。

在南方，契丹还同五代中原王朝争夺长城沿线的农牧接壤地带。并与统合了五代十国的北宋持续争夺燕云十六州，最终压倒宋朝。1004年，契丹开始大举南下，两个月后，到达位于黄河北岸的澶州。

▲契丹地理之图（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在契丹、宋两军对峙的时候，和平交涉也在进行。契丹圣宗耶律隆绪与宋真宗皇帝赵恒（979—1022年在位）交换叫作“誓书”的文书，缔结盟约。盟约的主要内容如下：辽宋两国为兄弟关系，彼此平等；两国国境保持现状；设置交易场所（榷场），进行贸易；宋朝拒绝割让由后周夺回的瀛洲、莫州，作为代偿，每年给契丹岁币绢20万匹、银10万两；要回避边境地带的纷争等等诸条款项。因澶州的地名，我们将这盟约叫作“澶渊之盟”。

应当重视的是，这盟约认为两国是兄弟关系，也就是对等关系，造就了此后长达120年的和平。结果，两国彼此认同北朝、南朝，构筑了南北朝体制。

2.女真・金的方镇体制

到12世纪，契丹·辽开始衰微，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北方森林地带的狩猎农耕民——通古斯系女真族开始勃兴。女真族分为很多部族，从属于契丹的部族叫熟女真，不从属于契丹的部族叫生女真。生女真的完颜部统合了周边的女真族，到完颜阿骨打（1075—1125）时期，开始进攻契丹的领域。他扩大领土，到达南部农业地带的辽东，控制了契丹、奚、熟女真、渤海和汉人。1115年，他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县南附近）即帝位，创建大金国（1115—1234）。

阿骨打制定了猛安谋克制度，实行以勃极烈为政务统一机构的国家制度，创制女真文字。所谓猛安谋克制度，即一种行政、军事组织，以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也就是说，一谋克就是兵士一百人、一猛安就是兵士一千人的军团编制。该制度将女真部族的社会统合改变为国家的社会统合，成为金朝一代的基本制度。

原本，猛安谋克制度适用于金朝控制的全部领域。后来，金朝领域扩大到华北，遂开始用州县制度统治所有的汉人，猛安谋克制度成为适用于女真人、契丹人的政治组织。女真·金继承了契丹·辽的二重体制。下面将女真·金京府州郡列表如下（见表5）。

表5 大金京府州郡 单位：个

资料来源：据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38《京府州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537—543页）制作此表。

正如“大金京府州郡表”所示，我们可以这么理解，金朝的地方统治继承了北宋的方镇制度。北宋的方镇与唐五代的方镇不同，军事权、财政权、行政权、职员人事权均被剥夺，已不是军事体制。方镇长官成为三阶等级的官阶（官僚身份）：节度使（从三品）、观察使（正五品）、防御使（从五品）、团练使（从五品）、刺史（从五品），并成为依官阶高下收取俸禄的寄禄官。至于金朝的方镇，与北宋时期一样，可能也被当作官阶（寄禄官）利用。

▲ 宋·佚名《景德四图（契丹使朝聘图）》 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第二代太宗完颜晟（1123—1135年在位）推进对外扩张，1125年，攻灭契丹·辽，更攻灭北宋，领有淮水以北的华北地区。1141年，金与奠都在临安的南宋缔结和议（皇统讲和）。其内容如下：将国境确定为淮水中游；宋臣属于金；宋朝给金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等等。因为将淮水设为国境，所以两朝仍继承了南北朝的布局。

农牧接壤地带的唐宋变革，与从唐代方镇体制到宋代方镇体制的转换一样，走过了相同的路径。

（二）南诏、高丽的方镇体制

第二类型，是国家形成过程中，在自己支配的领域内导入方镇体制，比如南诏、高丽。

1.南诏的方镇体制

汉代以来，云南存在滇国等各种各样的首长制和王权。到3世纪之前，通过永昌水道（伊洛瓦底江），云南已经与孟加拉湾、亚洲海域构筑了交通关系。到了8世纪，终于形成了统治广阔地域的国家。

洱海地域（现云南省大理市周围）为南诏、大理国中心，7世纪前半期，被称为西洱河群蛮的诸部落被唐朝纳入了羁縻统治的范围。7世纪末武则天时期，羁縻统治逐渐宽松后，到8世纪后半期，这片地域上被称为六诏的六个部落加速统合，形成分裂割据的状态。

六诏指洱海北方的浪穹、邆赕、施浪的三诏，南方的蒙舍、蒙巂、越析的三诏。由于是最南方的蒙舍统一的六诏，所以我们称之为南诏。蒙舍诏的首长蒙氏利用唐朝和吐蕃的对立，738年进攻洱海西岸，次年统一了洱海全域。蒙舍诏是山地牧民乌蛮与洱海地域以稻作为生的白蛮编成的部落，他们征服了以乌蛮系为诏主（首长）的五诏，实现了洱海地域最早的广阔领域统一政权。白蛮、黑蛮以女性所穿衣服的颜色为区别，都属藏缅语族。

蒙舍诏蒙氏掌控洱海地域后，继续向云南另一个中心挺进，即位于东方的滇池地域（现昆明市一带）。该时期，唐朝剑南节度使（成都）也关注着滇池地区，着手开发从昆明南下到安南都护府（交州，越南河内市）的步头路。然而，开发过程之中，原来控制昆明贸易要道的百蛮系爨姓诸族与唐朝势力发生对立，唐朝势力遭到排除。同时，爨姓诸族也由于内部分裂而灭亡。趁着这个机会，748年左右，蒙氏发起军事行动，掌控了滇池地域。如此，成立了云南历史上最早统合东西两个中心的统一权力。

南诏国第五代阁罗凤时期（748—779年在位），完善南诏官制。组织了中央官制，以相当于宰相的清平官六名、大军将十二名为顶点；又任命以杨姓、段姓、赵姓、王姓为顶点的特定十一部族出身的人才担任这些官职。另外，除了位于中心的十一睑（直辖州），还在周边地区的交通要道上设置由六节度、二都督构成的军事据点，从十一部族中选出拥有大军将身份的人，安排到节度城。

唐末的樊绰曾指出：“云南、柘东、永昌、宁北、镇西及开南、银生等七城，则有大军将领之，亦称节度。贞元十年掠吐蕃铁桥城，今称铁桥节度。”列出了八个节度城。

以下列出《蛮书》等记载的节度使、都督以及就任节度使的人名和官员，括号内为现代地名（见表6、表7）。

表6 南诏节度使表

表7 南诏节度使官员人名及出处表

关于节度使以下的官员，没有现存史料。由稍稍留下的副使、判官的名字来推定，虽然不能完全确定，但很有可能是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唐朝节度使的组织。

南诏是由王城或十一睑（直辖州）、设置节度或都督的盆地，以及连接它们的交通路线，统合而成的政治社会；也是高度发达的首长制社会，以乌蛮系蒙氏为王族、以白蛮系十一部族为支配集团。地方制度的一部分编入了从唐朝学来的节度体制，作为自立的政治装置。

阁罗凤被唐朝册立为云南王，但他却在750年举兵攻占唐姚州。唐朝在751年、754年两次编成南诏征讨军，但南诏军联合吐蕃，大破唐朝征讨。就在下一年，在东北地方爆发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755—763年）和藩镇割据形势

安史之乱之后，唐朝陷入混乱状态；另一方面，吐蕃继续向南诏施压，令其归于服从。但是到8世纪末，唐朝体制也从混乱中恢复过来，回鹘、唐朝、南诏实现合作，成功控制吐蕃。794年，南诏脱离吐蕃支配，归顺唐朝。唐朝颁给第六代异牟寻（779—808年在位）“贞元册南诏印”的金印，正式封其为南诏王，再次将南诏编入册封体制。

册封关系之中，唐朝— 南诏两国度过了比较稳定的时期。 但是9世纪中期以后，南诏开始积极对外远征。 832年，南诏首先远征骠国（现在的缅甸），接下来入侵安南都护府（越南、河内），乃至成都方面。 咸通元年（860）十二月至咸通二年（861）六月，咸通四年（863）一月至咸通七年（866）十月，南诏两度占领安南的主邑交趾（今越南河内）。

这段时期，是第十代劝丰佑（824—859年在位）、第十一代世隆（859—877年在位）的时代，也是南诏的全盛期。 世隆于859年即皇帝位，立元号为建极，以大礼国为国号。 世隆派遣清平官董成等19人组成的使节团来到成都，陈述曰“（南诏）皇帝奉天命改正朔，请以敌国礼见”。 结果，这次交涉最终决裂了。 之后，南诏脱离了唐朝的册封体系，开始成为独立国家。 入侵成都、安南有种种原因，但最重要的还是为了维持与唐朝敌国（对等）关系而采取的战略措施。

通过这一系列积极的对外政策，包括王族蒙氏在内，南诏统治下的诸部族团结渐渐变得不再稳定。 902年，汉人出身的家臣篡夺了南诏。 此后，昙花一现的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大义宁国连续建国，937年，段氏大理国成立了。

10世纪初，由南诏国到大理国的政权交替，不仅是权力结构的交代。 由其继承了大礼国国号的事实（理、礼同音）可以证明，大理国以与中原王朝保持对等的关系为立国根本。 大理国维持了859年以后的国制，在南诏统治的各部族中改换了统治王权的氏族。 但是，南诏末期至大理国时期，节度、都督制转换为府、郡制。 13世纪中期，蒙古军征服时期的大理国设置了所谓的“八府四郡”，具体如下所示。

▲宋·张胜温《大理国梵像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八府：善阐府（今云南省昆明市）、威楚府（今云南省楚雄市）、统矢府（今云南省姚安县）、会川府（今四川省会里县）、建昌府（今四川省四昌市）、永昌府（今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府（今云南省腾冲县）、谋统府（今云南省鹤庆县）。

四郡：东川郡（今云南省东川县）、石城郡（今云南省曲靖市）、河阳郡（今云南省澄江县）、秀山郡（今云南省通海县）。

大理国继承了南诏后期的体制，将地方统治体制从节度、都督制转换为府、郡制；以白蛮为中心融合的乌蛮诸族和被强制迁徙来的诸族形成了“白人”社会；以这个“白人”社会为基础，逐渐促进了国家的形成。

2.高丽的方镇体制

9世纪后半期的朝鲜半岛，由于新罗王朝（505—935）已不再关注地方统治，村主、县令等地方权势群体听从农民的要求，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而开始自立，各地方势力开始互相竞争。其中出现了有力的领导者，创立了新的政治秩序。这一系列的过程中，甄萱于900年建立后百济国（900—936），领有旧百济国的大半领土。弓裔于901年建立后高句丽国。加上新罗，该时期被称为后三国时代。

918年，弓裔的部下王建（877—943）取代弓裔，建立高丽国（918—1392）。932年，后唐明宗册封使持节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高丽国王。一直到宋代，大义军使、高丽国王都是中国给予的封号。大义军使的使职意味着中国将高丽纳入了方镇体制之内。

935年，王建攻灭新罗，次年又攻灭后百济，统一了后三国。该时期高丽王国的行政区划由二京（开州、平壤）、六府、九节度使、一百二十郡构成。很显然，高丽王国开国之初就导入了节度使体制。据12世纪初期的记录可知，有三京、四府、八牧、一百一十八防御郡。八牧指八节度使，与北宋一样，可以认为是从方镇体制转变为以军事等级（继承五代方镇体制的北宋时代州等级）为主编成的郡和府。

高丽导入了唐、宋的制度，以二省（中书门下省、尚书省）、六部尚书为中心，完备中央政治机构，同时导入了科举制。地方制度也导入了唐宋制度，采用州、府、郡、县制，还吸收了根据军事等级构成的制度。这个国家制度可以与北宋、契丹对峙，乍一看就让人想到集权式官僚体制的存在。

但是，各地方机构是由同姓村落和几个姓氏集团构成的。各州县拥有各自的独立领域，没有上下从属关系，各机构拥有身份性质。包括贱民居住的乡、部曲、所、处在内，各种地缘集团、血缘集团都被给予了地方官厅的名称。作为制度国家而言，还处于初期阶段。

（三）党项、西夏与大越=安南

第三种类型是基于方镇体制构建并逐渐发展成国家形态的，这其中包括了党项（西夏）和安南（越南北部）。

1.党项、西夏的方镇体制——定难军节度使

党项是居住在青藏高原东部山区地带的藏族系游牧种族，早期被称作羌。在7世纪吐蕃崛起于青藏高原之后，他们向东北方向迁移，广泛分布在陕西、甘肃、宁夏一带至鄂尔多斯地区。

安史之乱之后，吐蕃将河西、陇右（甘肃、青海）地区纳入其版图，党项继续向东北方向迁移，在庆州（今甘肃省庆阳市）一带，他们与其他种族组成了被称为“东山部落”的部族联合体；而在夏州（位于今陕西省榆林县西北）一带，与其他种族形成叫作“平夏部落”的部族联合体。

在黄巢之乱爆发期间，平夏部出身的宥州刺史拓跋思恭集结了蕃汉两族的士兵，成功击退了黄巢军。为表彰其战功，他在广明二年（987）四月被任命为权知夏绥节度使，八月正式被任命为夏绥节度使，十二月则获得定难军军号。定难军以夏州为使府，以银（今陕西省米脂县西北）、绥（今陕西省绥德县）、宥（今陕西省榆林镇）、静（今陕西省米脂县西）四州为支郡。这个方镇定难军就是西夏的起源。

开平四年（910）二月，李彝昌部下的夏州都指挥使高宗益发动叛乱，杀害了当时的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昌。定难军的将领们处决了高宗益，并推选族父拓跋仁福为新的镇帅。从此以后，仁福的血脉世袭统治着定难军，一直持续至北宋时期。

根据太平兴国年间（976—984）编撰的《太平寰宇记》卷37的记载，使府夏州的登记户籍有“汉户二千九十六蕃户一万九千二百九十”，支郡绥州的描述是“其民皆蕃族”。在宋初，尽管定难军节度使的管辖区域是一个蕃汉混居的地方，但蕃族户数占有压倒性的多数。

图1 拓跋氏定难军节度使世系图（6世12代）

历代定难军节度使，夹在五代中原王朝与东面的契丹、西面的吐蕃等各势力之间，构建了与各方势力的平衡关系，逐渐走向了自主独立。定难军原本就是外蕃节度使，对于中原王朝而言，有着“以夷制夷”的战略价值。这一地位到了北宋之后也依然如此，但到了982年，定难军留后李继捧将其辖下的四州八县献给了宋朝，入朝接受宋朝的统治。

984年，李继捧留在夏州的17岁族弟李继迁起事，高举族祖父彝兴的画像，重新集结族人。994年，李继迁向定难军周边的各地区进军，并明确表达了与宋朝的对立态度。当时定难军的有效控制区域为，东至银州、夏州，西至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盐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北），南至鄜州（今陕西省富县）、延州（今陕西省延安市），北至丰州（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会州（今甘肃省靖远县）。

▲李继迁攻北宋之战

至道三年（997）十二月，宋朝任命李继迁（赵保吉）为定难节度使，并承认了他对夏、绥、银、宥、静的领有权。在此期间，李继迁维持了与契丹的外交关系，990年被契丹封为夏国王，至道三年三月被封为西平王。

定难军节度使李继迁继续扩张势力，咸平五年（1002）年三月，他成功攻下了争夺已久的灵州，并将其命名为西平府。接着在1003年春，他在此地设立了都城。随后他以灵州为根据地，在同年十二月，攻陷了西凉府（甘肃省武威县）。在与西凉府的首领博罗齐的战斗中，李继迁被流矢击中，撤至灵州附近并最终在那里去世。继承李继迁职位的是他的儿子阿伊克，后来改名为德明。

景德二年（1005）六月，李德明接受了宋朝的提议，就归还灵州、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的任命、内地节度使俸禄的提供等在内的七项誓约进行谈判。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景德三年（1006）八月，李德明又提出了包括送出亲弟宿卫（作为人质）、设立榷场进行交易以及允许青盐自由贩卖的三项额外誓约。经过近50天的谈判，终于达成一致。九月二十八日，誓约书送达宋朝，十月一日，李德明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和西平王，同时决定给予他内地节度使的俸禄。随后宋朝复制了这份誓约书，将其送至西凉府，明确通知了各蕃部落，还特意告知了西部的甘州和沙州。八日，与节度使任命状一起送达的还有衣服、马具、一万两银、一万匹绢、二万贯钱币和二万斤茶叶。

景德誓约的签署确保了接下来25年间的稳定外交关系。1032年，定难军节度使、守太傅、尚书令兼中书令西平王赵德明被封为夏王，从这时开始出现了改变。

当时李德明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位叫李元昊。他以性格粗暴、缺乏同情心著称，但同时他也是一位马术高超的武人，并且对佛教有着深刻理解，通晓蕃汉文字，并且书桌上经常摆放着法律书籍，俨然一副知识分子的形象。李元昊的父亲曾告诫他：“吾族三十年衣锦绮衣，此圣宋天子恩，不可负也。”李元昊对此回应道：“衣皮毛，事畜牧，蕃姓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他随后吞并了甘州回鹘，接着又攻占了西凉府。不久之后，李德明去世，由此推测，甘州和西凉府的陷落大约发生在1032年前后。

▲ 李元昊（1003—1048）画像

李德明死后，明道元年（1032）十一月二十五日，李元昊被授予了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观察处置、押蕃落使、西平王。他此时已经对宋朝产生叛意，并开始通过武力来统一各个党项族群。1034年春季，他开始攻打庆州（今甘肃省庆阳市），这年冬天，他发布了剃发令，强制人们改变发型，服装和头饰也要改为部族风格，并颁布了自己的年号，起初叫开运，随后改为广运。这些行为明确标志着他意图脱离宋朝独立。

在景祐二年（1035）十二月，李元昊攻击了位于湟州邈川城（今青海省乐都县）的吐蕃赞普的后裔，保顺军节度留后嘉勒斯赉（唃厮啰，rgyal sras，意为“佛之子”），结果遭到了重大失败。此后，宋朝与保顺军开始联合起来对抗定难军西夏。

1036年，李元昊亲自编写了蕃书（西夏文字）12卷，决定使用西夏文字记录国内事务。同时，他将这一年定为大庆元年，并再次发兵攻打回鹘人，占领了瓜州（今甘肃省瓜州县）、沙州（今甘肃省敦煌市）、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三州，从而控制了整个河西地区。为了防备嘉勒斯赉从背后发动攻击，他还攻击了兰州（今甘肃省兰州市）一带的羌族，并向南推进，切断了吐蕃和中国的交通路线。保顺军节度使后来建立了青唐国，但到11世纪末内部出现分裂，最终在1104年被西夏所灭。

在1037年，李元昊控制了20个州，以兴州兴庆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为都城，开始构建国家体制。在中央设立了16个司，并对官僚体制全面整顿；在地方将其分为18个监军司，将统率权交给了有力的首领，以防备契丹、宋朝、吐蕃和回鹘等周边势力。其兵力总计超过30万。

到景祐五年（1038）十月十一日，李元昊登基为大夏皇帝，将大庆三年改元为天授礼法延祚元年。次年十二月，他归还了作为节度使的象征物旌节和曾经接受的诏敕，并附带了一封信，写道：“蕃汉各异，国土迥殊。幸非僭逆，嫉妒何深。况元昊为众所推，盖循拓跋之远裔，为帝图皇，又何不可。”早在几年前，李元昊就开始自称为乌珠（青天子），并将中国的皇帝称为黄天子，以示区别。就这样他彻底告别了定难军节度使的身份，作为大夏国的皇帝独立发展。

2.大越=安南的方镇体制——静海军节度使

南诏占领安南都护府后，中原王朝就再没有重新有效统治越南北部。高骈击退南诏军后成为静海军节度使（866—875），这种方镇体制成为了越南北部走向独立的过渡性统治机构。

906年唐朝灭亡，独立的呼声高涨。930年之前，土豪曲氏三代自称节度使。其后经历了短命的杨氏政权，到了939年，吴权崭露头角，以节度使开始发展，而后自称为王。但这个政权也不稳定。在整个10世纪60年代，被称作“十二使君之乱”，这期间各地土豪相互对立，争斗不止。

966年，丁部领父子平定了“十二使君”，在出生地华闾登基。他们定国号为大瞿越，使用太平元号，并铸造了“太平兴宝”铜钱。979年，丁部领遭到暗杀，宫廷统治阶层开始动荡，丁部领的皇后杨氏嫁给了掌管禁军的黎桓，让他登上了帝位（黎朝，980—1009）。黎氏第二代龙铤去世后，掌管禁军的李公蕴（1009—1028年在位）登基，建立李朝（1009—1225）。

直到这一阶段，越南北部才实现了相对中国王朝的独立。在此之前，该地区的王权结构主要是一种由地方政权和土豪势力组成的松散联盟。这种结构一般被认为是在东南亚常见的政治权力形态（“东南亚式国家”或“东南亚性”）。虽然存在着亲属关系和宗谱观念，但并非是单系的，而是有选择性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家系的，血缘关系没有保障政治地位、身份和财产的继承。在军事、宗教上展现出卡里斯玛（超凡能力）式的人物，通过婚姻、收养的方式与各地土豪势力建立个人关系，从而巩固其政治权力。

这种卡里斯玛极具个人特点，因此在世代间的传承非常困难，难以持续三代。卡里斯玛的死亡必然会导致权力之争，这是历史的一种规律。到李朝建立前的这一个世纪的发展情势，正好体现出了此一“东南亚性”。

除了具有“东南亚性”的权力特点外，成为后来越南王朝传统的“小中华帝国”模式的存在方式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通过向中国朝贡和建立自己的帝国，以及“在北方击退中国侵略，在南方平定占城”，确立了帝国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到了李朝时期，把实际控制的区域称为“天下”，并划分为二十四路，标榜自己为天下型国家。

1010年，李公蕴迁都至大罗城（今越南河内），并将其命名为升龙。李朝保护佛教，在各地创建寺院，主持佛教仪式，并且吸纳了佛教之外的本土信仰，整合成“李朝教”，旨在神圣化其王权。

三代圣宗日尊（1053—1071年在位）在1054年将国号改为大越。从圣宗开始，皇权继承基本上采取了父系世袭制，官僚制也得以完善，为王朝带来了长期稳定。

交趾以声讨王安石新法为名侵入广西，激怒了王安石，从而开始了1075—1076年（熙宁八年、九年）的熙宁战争，虽胜犹败使宋朝放弃了此前的安南方镇体制，在事实上承认了李朝国家的存在，并在南宋时期正式承认安南国家。

在李朝时代，是否采取了与当时的天下型国家宋朝相似的集权官僚体制呢？答案是否定的。从地方治理制度来看，虽然李朝将天下分为多个路，并设立府、州作为上级机构，以及设立乡和甲作为下层机构，但府、州并没有明确的管辖范围，更像是授予有力乡、甲的荣誉称号。这些统治者中的大多数，如“州牧”“首领”，都是获得了领地权利保障的当地首领。这是以“东南亚性”为基础的“小中华帝国”，与当时的高丽在地方的统治方式类似。

李朝时期，成立了以河内为中心统治全国的越南北部王朝，它是一个既臣属于中国又追求建立自己帝国的双重性格的父系世袭王朝。这一传统通过陈朝（1225—1400）得以延续，并一直持续到18世纪。桃木志朗将其称之为大越=安南国家。

结 语

如上所述，中国周边诸地区的各族群，以不同形式吸收了方镇体制。他们以方镇体制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国家，然后逐渐从中国王朝独立出来。可以说，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的唐宋变革，是基于方镇体制，然后克服这种体制，进而形成新形态国家的一个过程。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名家特稿”

责任编辑：赵洪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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