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逊位前后，国内舆论为何认为，袁世凯比孙中山更适合当总统？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孙中山关于清帝退位后将即行辞职的承诺，成为结束南北对抗局面的一个新的起点，也是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完成了对革命党人政治诱降的重要标志。

不过，对他们来说，如何迫使清政府宣布“逊位”，仍然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

1、让清帝逊位的风险

在元月16日与内阁大臣的联名上奏中，袁世凯终于向清廷发出了要其退位和实行民主共和的最后通牒。

隆裕对袁世凯的奏折暂时地保持了沉默，但是，袁世凯所面临的来自反共和方面的力量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随着其对于南方革命党人合作及转而倾向于共和的逐渐昭彰，袁开始陆续接到来自保皇力量各方面的恫吓和责问，而自己也逐渐地成了主战派贵族的报复对象。

以旗兵贵胄组成的北洋陆军第一镇扬言：

只要太后一下逊位谕旨，他们将立即围攻袁内阁；有人则声称，他们已在袁居住的锡拉胡同埋下了地雷；倾向于清廷的军界则公开通电声称：“我辈军人为保皇起义，不得不筹最后之手段”；清东三省当局则以“陆防全体军人”的名义，致电清内阁，扬言：“东三省勤王军队业经组织，听命开拔云云。”

以贵胄少壮派军人组成的宗社党在当时仍然是一个极有势力的组织。良弼、溥伟、铁良都是这一党的中坚人物，他们扬言愿为反对共和、反对逊位而决战，并且在京津一带开始了恐怖活动。

清内阁民政大臣桂春声称，为了回答各地汉人对满人的仇杀，宗社党已组织了满族警察和贵胄学堂的学生，将对京中汉人实行报复；远在西安的陕甘总督升允已通电带兵勤王，离开西安，随时准备开出潼关…虽然，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决定着清廷的生死存亡，但皇族却仍然有效地控制着北京。

袁世凯本人在北京的卫队却只有350人，促清廷退位的奏书给袁世凯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最初被用来对付革命党人的手段，又被北洋将领原版原样地用到了清廷的头上，唆使北洋军人联名向清廷施压，尤其成为袁世凯极为有用的一着。

他一方面即电调曹锟北洋第三镇入京护卫；另一方面在元月23日和25日由段祺瑞发出的两封通电，他以湖广总督的名义，向清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同时通报了军队内部的“实情”，内称其所辖在前线各军官兵，“已多与革命党人勾结”。

而且，共和思想已在各军将领中“颇有勃勃不可遏止之势”。段在后一封通电中则公开向清廷提出：人民进步非共和不可，且前线各军“兵无饷补，饷械俱匮，战守无具，败亡不免”。

在这里，段祺瑞再一次以北洋军领袖的身份，对溥伟、载泽等宗社党人反对和阻挠共和提出了警告；同时直接向清廷指出，倘共和立宪，稍一迟回，东北暨皖、豫亦无完土，即皇室尊严势必因之而灭。“瓜分惨祸，将在意料之中”。

仅仅在两周之后，北洋军界在对待民主共和和君主立宪的态度上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其对于南北战争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2、革命党人的两次刺杀案

当然，他们的这种态度和袁世凯个人的政治态度的变化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整个北洋军事集团与袁世凯之间声同一气的关系令人一目了然。在利用优待条件为诱饵，迫使清廷就范这一点上，袁世凯在北洋集团内部取得了高度的一致。

在元月25日的一次奏中，袁世凯再度向隆裕指出，如果坚持改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那么将来优待皇室的条件亦将由国会议定。

这样，将来的优待条件能否如目前所开出的价码，也就“未敢预决”了。以优待条件为筹码，迫使清廷退位，立行共和，袁世凯在这个方面所施加的压力对于处在岌岌可危之中的小朝廷来说是有着特别份量的。否则，谁能保证清廷退位后还能受到优待。

两次意外的刺杀事件在这一时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次是针对袁世凯本人的刺杀。

元月16日上午11时，即袁世凯上折敦请清室逊位同一日，他在去外务部衙门的途中，于东华门大街遭到伏击者的炸弹轰击，其卫队一死一伤，袁自己侥幸逃生。刺客二人均被当场捕获，后经搜捕，共有十人涉案被抓。出乎意料的是，此次伏击的刺客均为革命党人。刺杀动机是不满于南方临时政府对于袁世凯的妥协。经营务处总理审讯，其中七人因证据不足被法国记者保释。主犯张光培、黄之荫、杨禹昌三人被处以死刑。

东华门刺案，在当时至少为袁世凯向当时的亲贵们提出了这样两个问题：

一是，袁世凯并非是卖“国”求荣和私通革命党的逆臣，因为和他们一样，袁也是革命党人谋袭的对象，和他们具有同舟共济的关系：
二是，这桩刺杀案展示了袁世凯在其劝退奏折中所提到的革命党人势力猖獗的警告并非妄说。

因此皇族此前对于袁世凯的种种猜忌便随着革命党的轰然一炸而烟消云散了，便不得不重新考虑袁的劝退提议了。

一周以后发生于光明殿胡同的另一桩刺杀案中，被刺杀的对象是良弼。良弼为清末贵胄派最得力的干将，亲贵中主战派的核心人物，时任军咨府军咨使，是宗社党中反对与南京议和和阻止清帝退位最为有力的人物，并以此被推为该党首领。

刺杀良弼的是彭家珍，同盟会北方支部的军事部长，亦为革命党人。这位出身于四川陆军讲武堂的革命党人闻听良弼阻止清帝退位，内心十分忿恨。于是，便于元月26日，守在光明殿胡同良弼住宅附近，候良弼返家时，投掷炸弹一枚，良弼被炸断一条腿，延至次日，不治身亡。彭自己被炸重伤，当场牺牲。

良弼的被刺再次给袁世凯提供了机会，粱士诒后其日记中记道：

“良弼被炸之日，京师风云至急，入朝行礼后，隆裕太后掩面泣云：‘梁士诒啊！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救我母子二人性命。’赵秉钧先大哭，誓死保驾。我亦不禁泫然。”

可见，良弼一死，在清廷中引起一场极大的震惊。各王公贵族魂飞魄散，纷纷逃出北京，留京的亲贵中也鲜有坚持反对共和者，南北和议的局势也便从此急转直下了。

3、清帝逊位的最后一击

北洋军人的再一次联名通电发起了促成清政府垮台的最后一击。

1912年元月26日，良弼被刺的同一日，由段祺瑞领衔，北洋将领42人（后增至50人）联名致电清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并各王公大臣，请即代奏朝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

在段祺瑞同时期的另一封通电中，大呼“倘王公阻挠共和，败坏大局”，他将率全体将士人京，与之“剖陈利害”。

北洋集团的再一次发难，无异于最后宣告了清廷的死刑。但是，我们也由此看到了对于即将成立的中华民国的一个不祥的预兆——利用北洋集团施加武装压力以解决政治问题，后来成为历任北洋总统极为常见的现象，“军人干政的恶劣风气在中国由此而开端”。

部分北洋将领如张怀芝、姜桂题等人则干脆直接向南方临时政府联名发出通电，答复孙中山，宣誓维护共和。

同期的袁世凯所扮演的只是幕后策划人的角色。自元月16日的东华门刺案后，袁即趁机称病，不再入朝，而将关于清廷退位的直接交涉交给了民政部总长赵秉钧和外交总长胡惟德办理了。

自良弼被刺案和段祺瑞等人的公开通电发表后，在御前会议上再也没有人敢于对清帝退位提出任何异议了。

元月底，就连皇族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庆亲王奕劻、摄政王醇亲王载沣也开始以“人心倾向共和，军无斗志”为据，说服隆裕“逊位全终”，以自行颁布共和为条件，换取皇室优待条件。

至此，清廷中就退位以让共和已形成了一边倒的意见。隆裕代表清政府正式授予袁世凯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商讨退位条件。

隆裕提出三点：

(1)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2)逊位一词不用；(3)官禁及颐和园随时听使居住。

1912年2月8日，在经过了长达两个多月的交涉之后，走投无路的清政府在各方的重压之下，终于正式决定退位。

是日，由隆裕太后抱着六岁的皇帝溥仪在中南海养心殿代表清政府宣布了这一决定。来自江苏南通的前资产阶级立宪党魁张謇为清廷敲定了这篇退位诏书。这个诏书宣布了满清朝廷在中国统治的结束，也宣布了两千年来中国的封建帝制的结束。

满人自清太祖努尔哈赤立国至此凡二百九十七年，自清世祖皇太极入主中原凡二百六十八年，至是而亡。

4、袁世凯成为总统的法律手续

在同一时期袁世凯致南京临时政府的通电中，他立即向孙中山、南京临时参议院、各部部长及武昌的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通报了这一消息，并表示了自己对于民主共和矢志不谕的决心，在这封通电的末尾，袁世凯以十分急切的态度附言：

“至共和问题，诸君研究有素，成算在胸，应如何协商统一组织之法，尚希迅速见教。”

这里所表现的是袁世凯对于孙中山让予大总统一事的急不可耐的态度。

清帝的退位使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人，达到了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标。至使革命党上层领导人不得不以临时政府之大总统一席酬谢袁世凯，己经成了无法逆转的事实。

在革命党内部，黄兴、陈英士、宋教仁、汪精卫均表示：“收拾大局，非袁莫属”；面对着南京临时政府内不断高涨的的拥袁呼声，孙中山先生表现了极端豁达的态度和风范，在两日后的致袁世凯的通电中，孙中山极为坦然地表示了自己愿意兑现既允诺言，以总统一席让予袁世凯的态度：清帝辞位，执事宣言赞成共和，民国从此大定，不胜祈庆。盖全国人民之幸福也，现即报告参议院，提出辞表，推荐执事！

就在通电发表当日，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正式提出辞呈，并举荐袁世凯以自代全国各主要报馆都刊登了这一咨文。不仅如此，孙中山还通过《民立报》转各家报馆，以陆军总参谋部的名义，要求各报纸宣传袁世凯促成清帝退位和为建立共和所立下的“莫大之功能”。

孙中山的政治斡旋使袁世凯的总统选举变得极端地顺利了。

15日，在临时参议院召开的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上，到会的17省代表一致通电，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将这一选举结果于当日通知了远在北京的袁世凯，并对其进行了极端的赞誉：

袁慰亭先生鉴：昨孙大总统辞职，经本院承许，业已电达尊处。本日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满场一致，选定先生为临时大总统。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第二之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之华盛顿。统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务请得电后，即日驾莅南京受职。

临时参议院的这个通电标志着孙中山的解职和袁世凯的就任大总统已经获得了法律上的正式承认。至此，袁世凯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所缺少的只是最后的仪式和履行程序的问题了。

5、孙中山的无奈

从南北矛盾重新激化时开始，孙中山便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压力，新生的中华民国也由此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列强对于新政权的冷漠态度是大出乎孙中山的意料的。武昌起义之后，他曾紧急斡旋于列强之间，希望能够得到各国的贷款，以应付革命和新政权的巨额支出，但却没有成功。

1912年12月底孙中山归国时，面对着一双双求款若渴革命同志的眼睛和询问，他只能尴尬地付之一笑：“我带得革命精神回来！”

1912年元月5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第五天，在其发表的《公告友邦书》中，孙中山着重向列强阐述了中华民国的立国精神和新政权的对外立场，其中极为引人注目的三条是：

(一)凡革命以前，所有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至于条约期满为止；
(二)革命以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能变更其条件；
(三)凡革命以前满政府所让予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之权利，国民政府亦照旧尊重之。

同时，孙中山还以照会的形式将这些条件直接知照了各国。

显然，孙中山是希望能通过上述对列强的优惠条件、妥协政策换取列强对于中华民国的承认。更重要的是，获取列强在财政上的支持。

但是，孙中山的优待和妥协并没有引起列强任何的积极反应。

恰恰相反，各国政府却依旧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海关和照原订的种种借款契约，资助着袁世凯。

就列强而言，一个强有力的铁腕人物的存在和中国政局的迅速走向稳定关系着他们最为切身的利益。而在这一方面，袁世凯却是他们一致的人选。辛亥革命发生后不久，他们已经认定，袁世凯是当时“唯一可以从目前的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一个人”。而且，“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这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与此同时，英美驻华公使朱尔典、嘉尔恒等人纷纷拜见清室王公，敦促朝廷起用袁世凯。

而在他们中的许多人看来，当时的孙中山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捣乱分子”或者认为他只是“一个来自广东省的地方性人物”，“只是放大炮”，根本不具有领袖全国的资格。

当时驻北京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逊对中国时局所下的断言是：

“指望对中国事情一无所知的孙中山去争取外国对中国的尽早承认是痴心妄想。只有袁世凯才能得到列强的信任。”

6、孙中山辞职的背后

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孙中山的新政权从一开始便处于举步维艰的地步。仅仅军费一项就成了他们无法解决的难题。

按照孙中山最初的《革命方略》的设想，革命所需的经费将通过税收、征购、公债、捐输以及发行军票等方式来筹措。但事实上，在革命以后，这些措施并未得到切实的实行。独立的各省征收机关林立，而各自为政；各省内的关、盐、茶税和大部田赋都就地截留，拒不上缴。

元月上旬，临时政府曾由孙中山亲自发行定额军需债券一亿元。但其发行区域却只能限于革命党人势力可及的少数地方，且债券多被各省都督预先领出，以贱价出售。因此，一场大动干戈的民国公债实际所募人款不过仅500万元而已。这对于当时革命党人所需巨大的军费开支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

在革命的酝酿时期，孙中山和日本军界部分人物一度曾有过牺牲中国的局部利益一东三省，以换取日本对中国革命支持的动议。这种饮鸩止渴的计划也从一个方面深刻地反映了孙中山当时所处的经济上的窘境和外交上的妥协与软弱。

1921年初，孙中山批准以汉冶萍公司之财产作抵押批准和中日合办该公司为条件，向日本借款500万日元。张謇、章太炎立即大加反对，抨击说：“何至以此区区数百万之款，贻他日无穷之患，为万国所欢矣！”并以辞职打击孙中山。孙解释道：“民军待哺，日有哗溃之虞”，不得已而为之。

元月下旬，在南北矛盾激化的关键时刻，孙中山再次向广东省及铁路公司求援，恳求“借各省之各种实业，以为抵押而借款，以应中央政府目前之急需”。

在此之前，他曾用同样的方式，抵押了苏、浙两省的铁路。

革命党人曾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发行过一批军票。但结果却是，商店拒收，市场不能流通。临时政府的财政部筹措维艰，以至仰屋彷徨，术穷罗掘。负责前线战事的最高长官黄兴则侧因军费问题以至“寝食俱废，至于吐血…”

大量的旧官僚和早期的资产阶级立宪党人涌入南京临时政府，对新政权的流产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历史的关键时候，他们显然是站到了袁世凯的一边。而他们不但控制着当时刚刚崛起的江浙财阀，而且也拥有着相当可观的军事实力。因此，他们在新政权中也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和发言权。

当新生的革命政权中的这股政治势力逐渐扩大的时候，这些人与孙中山最初的革命宗旨也便渐渐地大相径庭了。他们不但不理会孙中山的“三年军治，六年约法，然后进入宪政”的三民主义理论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真正内涵，而且立宪势力控制下的各省“大多各自为政，散漫而无纪律”。政府对于这些地区的统一和部署也便因此而面临着极端的困难。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当时最具实力的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就公开向政府提出责难，为袁世凯摇旗呐喊，大鸣不平：

…鄙意项城（袁世凯）胸怀磊落，名满天下。此次徒以服政清廷，未克选为临时总统，识者惜之。方期和议早成，彼此早享共和之福。人望如项城，总统之任，何致竟无希望？若果如敌军之所揣，未免示人不广，不第为项城盛德之累，且以违约见责友邦，恐负项城所许。

在南方临时政府中的旧官僚和原立宪势力中，黎元洪在这时期无疑地是颇有影响的人物。因而其对袁世凯的态度在这一势力中，也是颇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

非但如此，即便在同盟会的内部，对于孙中山的种种非议也随着形势的逐步恶化而渐趋表面化。

一些人开始攻击孙中山的“权利”思想，指责其因贪恋于总统职位而破坏南北和议；一些人则更加尖刻地嘲笑他只是个革命的“吹鼓手”，“没有参加任何的实际行动，为了保命总是躲在一边”；当南北谈判陷于僵局时，相当的一些人则主张继续南北谈判，以民选总统为条件来换取袁世凯推翻清廷。

军事实力是一切政治斗争的重要基础，但是，当时革命党人所持有的军队，不是旧时军队，便是绿林出身，大都军纪极差，新思想淡薄。特别是当越来越多的旧军官和地方实力派掌握了军队之后，他们或者盘踞地方，或者拥兵自重，很难调遣指挥。元月上旬，于南北停战即将期满之际，孙中山曾经拟就过一个雄心勃勃的六路北伐计划，但终因中央财政的匮乏和革命党内部的响应寥寥而流产。

概言之，促使这一时期的中华民国政柄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手中向北洋集团转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不仅仅是袁世凯推翻清帝而使南方的革命党人陷入了不得不兑现诺言的骑虎难下的境地；更为关键的因素恐怕还在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集团的这一场较量中，双方经济和军事力量悬殊的结果。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