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丨一个地税员的忧心

在列车上，他与我对面铺。车开不久，我们聊了起来。

他是某省某地级市的一名地税征收员， 50余岁了，戴眼镜，健谈。他说当年他们那座城市的人，根本不将税务征收员当成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看待。他们被叫作 “挎包包收钱的”。

“上世纪80年代和小商小贩冲突的还不是城管人员，而是我们收税员。个体经营合法，我们南方的农民，忽啦一下就涌入了大小城市，卖各种各样的农副产品。当年城里下岗的、待业的，见农民到城里来摆摊都能挣到点儿钱，便也加入了小商小贩的大军。那时我们比现在忙！哪里有摆摊的，哪里有我们。带上发票一打，四面八方收税。领导下达了指标，完不成任务还行？小商小贩们挣点儿钱不容易，冲突常常就是这么发生的。但我们收税也很辛苦呀！我们那个区一级税务所，当年只有两辆公用自行车，归领导们骑。我们收税员，要么骑家里的自行车，要么靠两条腿匆匆忙忙地从这儿转移到那儿……”

“当年我因为大学毕业后成了收税员，心里特郁闷，我们所长就经常从思想上帮助我。他曾经对我讲，邓小平复出后，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前，国库里才只有一千几百美元。当年咱们的代表团在国外处处抠门得很，谁都不给住地服务员小费，光用英语多说谢谢，哪儿像现在！……”

“知道干我们这行的挺怕什么吗？怕老领导退休了或高升了，派来一个新的头。老领导没太大上进心了，也有经验了，一般不会要求我们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可新来的头儿不同，年轻的必有上进心。新官上任三把火嘛，能力、政绩都要通过超额完成指标来证明来体现嘛！本年度超额了，上边就会认为还有潜力，于是下一年在超额的基础上再提高指标。我们就等于被逼上前线，得与纳税商户们刺刀见红了。我们老所长退休后，新来的就是那么一个急赤白脸一心往上爬的主儿，大家终于全都被压力压得苦不堪言，心头冒火了，就抓住他的一件作风问题搞个沸沸扬扬，强烈要求上级把他调走了。接着来的一位头儿就很受我们欢迎。大家也努力工作了，还是没完成上级的指标怎么办呢？他从不跟我们下边犯叽歪，亲自出马，多说好话，央求某些大税户提前将下一年的税交上来几个月的，寅吃卯粮，下一年再说下一年的。要是超额了呢，也不上缴，压住预留在明年的税金里。下一年头几个月不征或少征税，商家们也念我们的好，再逢不得不寅吃卯粮的情况，商家们还愿帮我们一把。他很有思想，常跟我们说，咱们收地税的，在咱们这么一个一百来万人的城市，没什么大公司大老板，面对的主要是中小商家，绝不能征税把他们征瘦了，征垮了。他老早就有藏富于民于地方的意识了。他还打过一个比方，说即使将这些中小商户当成绵羊，那也还是以使他们大起来肥起来为好，那样才能可持续地为国家从他们身上剪下毛来，才是真的替国家作长远的考虑。你认为我们的所长怎么样？……”

我说：“是位好所长。”

他说：“也快退休了。”——很忧愁的样子。

我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忍不住问：“你是80年代的大学生，当年算是高学历，参加工作时间也这么长了，怎么就没熬个一官半职呢？”

他半苦涩半欣慰地笑道：“快了。上级跟我谈过了。我们所长一退，确定我接他的班。我错过了一次机会，要不10年前就当上了。刚才我不是说过，我们老所长退了以后派来一个急着往上爬的主吗？那时我的收税范围内有一处砖厂。新所长要求当年务必超额，说砖厂的税额定低了，指示我提高。国家那时没有具体的规定，所以我就没有收税的依据嘛。我拖着没照他的指示去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必须为砖场的工人们考虑。那时都10月份了，那些工人都是农民。砖场老板心里一窝火，也许就拖欠工人们的工资，给他们打白条，那他们就不能带着钱回家过年了。我这么考虑也对吧？……”

“对”。

我心里开始对他起敬意了。

他说他一拖，就将所长拖来气了。有一天所长没鼻子没脸地当众训他。他一拍桌子与所长大吵起来。结果那一吵，副所长没当成……

我不仅对他起敬意，还觉得他特可爱了。

“以前税收制度和条例都不太严，确实存在送顺水人情的空间。现在不同了，严多了，谁想送那也不太容易送成，除非互相勾结，以身试法。大的问题上，我比谁都讲原则，谁想阻挡都不行。我碰到过这么一件事——前年，一个搞房地产的老板，盖好了一幢楼，我耐心等着他把楼卖完好收税。不料有天他说，他不卖楼了，他要将楼作为股份，与别人合伙搞什么会所。以物代资与别人合伙搞项目，这当然也就不必纳税了。我一听就明白了，他是在搞鬼。他说会所开张后需要服务员，你有什么三亲六戚尽管介绍来吧。你介绍的人我保证不会亏待了。我又明白了，这是在拉拢我呀！二百几十万的税呢！美的你！跟我来这套？那我就替国家盯死你了！半年后，他又对我说合作不愉快，他已经撤股了。入股时是一幢楼，撤股时是现金转账。别当我是傻瓜，我没闲着呀，我暗中调查过了，那合伙人是他小舅子，真实身份是某县的县委办公室主任！在职公务员不得以任何方式经商，你小舅子犯了党纪了，你们的合伙不合法！一份报告打到市纪委，纪委一调查，情况属实，把他小舅子给撤职了。……”

他说时，杂志卷在手中，一记记拍向小茶案。

“以后当所长了，不能轻易发脾气了。当领导要有领导的涵养，是吧？我认为，有一种中国现象很值得注意，那就是，在中国，当法官的，往往摇身一变成律师了。当官的，往往退休以后成私企顾问了。如今呢，税务师所也顺势而生，渐成雨后春笋了。又往往呢，老税务员、税务干部，退休后被税务所聘去当高级税务师当顾问了。好的一面是，有他们这种高级的专业的人士顾着问着，能增强企业和商家的纳税意识，我们省心了。不好的一面是，他们要是出高级的点子专教企业和商家怎么样钻税法的空子 ‘合理避税’，那我们的工作难度以后就大了，收税像是棋逢对手的赛事了……”

他将脸转向了窗外，自言自语：“唉，中国特色，中国特色，许多事，要特色到哪一天为止呢？……”

摘自2011年12月20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