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县城妇人之死

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微观中国史奠基之作《王氏之死》全新版本正式面市。

《王氏之死》以一个因私奔而死于丈夫之手的女人为切入点，还原了17世纪山东郯城宏观与微观的社会生态，对挣扎于命运浮沉的普通人的刻画，体现了史景迁独特的历史叙述技巧和浓厚的人文关怀。

自1978年《王氏之死》英文版出版至今，中国大陆已有多个简体中文版本面世，广受读者欢迎。史景迁经久不衰的魅力始终牵动着中国读者的心，是出版界难以复制的传奇。恰逢《王氏之死》简中版首次面世20周年，周年纪念精装版重磅推出。

新版《王氏之死》采取了全新译本，相较前几个译本，新译本避免欧化语法结构和拗口繁复的用词，不仅对读者来说流畅好读，更忠实地还原了“诗人史家”史景迁行云流水的笔触。

让我们跟随史景迁如梦似幻的笔触，一同走进17世纪连年灾祸的郯城，体会历史中微观个体的孤独与梦想。

大家挚爱的历史学家，

作品是什么风格？

史景迁是一位高产、畅销、对历史写作影响深远的历史学家。他是一位痴迷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一生创作了《利玛窦的记忆宫殿》《王氏之死》《曹寅与康熙》等14部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其作品畅销海内外三十余年。

史景迁被誉为“最会讲故事的历史学家”。他擅长书写历史中的各色人物，有权力顶端翻云覆雨的雍正皇帝，也有边缘小县记载寥寥的农妇王氏。在他的笔下，历史人物们不再是史料里干瘪的几行字，而是活生生的人物。比起抽象的史学理论或是高高在上的历史评价，史景迁更喜欢借助对历史中丰富而鲜活的个体生命的描述，将历史真相如实地、不加以任何评判或总结地呈现给读者，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能用比较动人的故事阐明过去，让别人对文化的不同层面都产生兴趣。这就足够了。”

国际汉学泰斗费正清曾高度评价史景迁的历史写作手法：“通过真切摹写出人物的品性及其处境，史景迁亲切地带领我们走进这些人的生命，让我们仿佛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仿佛跟他们有过直接的交流。这种感觉，只有最好的历史作品里才能赋予。”

史景迁独特的历史书写方式，影响了一代历史学者与作家，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与作家开始将目光投向普通人，让普通人走上历史舞台。

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笛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到他对史景迁《王氏之死》的推崇，认为这本书是中国历史微观研究取向的“必读书”。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罗新对《王氏之死》赞叹有加，称其为“学术研究与历史写作的完美示范”。知名历史作家马伯庸也坦言其创作受到史景迁启发，曾经在年度书单中大力推荐过史景迁的作品。

在历史界以外，史景迁的魅力依然不减。著名音乐人伍佰也是史景迁的头号粉丝，特意带史景迁的书上《康熙来了》，兴奋地分享读书的感受。他说史景迁的文字“浪漫迷幻”，读史景迁的书让他觉得自己既渺小又伟大，因为他既仰瞻历史的崇高，又身处在历史之中。

历史不仅是帝国的兴衰更替，

更是普通人的真实生活

《王氏之死》并非大部头的历史专著，中文版只有不到二百页，却成为了影响众多历史学者和作家写作的范本，至今仍是许多历史研究者的案头书。《王氏之死》为何如此重要，又有什么特殊之处？

《王氏之死》的成书是一次偶然，史景迁在耶鲁图书馆浏览大清《刑案汇览》时，读到一宗山东郯城王氏与人私奔后被丈夫所杀的命案。这桩案件记录让他第一次看到这个财富、影响力和权力上都分配不均的边缘县城以及身处其中挣扎求生的底层民众。

史景迁被这桩案件吸引，并猜想：“应当有许多像她一样的妇女和像郯城一样的县城，她们忍受苦难，缴纳税赋，却得不到相应的回报。”于是，他借助《郯城县志》和县官回忆录《福惠全书》短短十几页的原始材料，以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作为补充材料，写下了这本《王氏之死》。

在此之前，人们很少会关注到历史上的底层普通人。“从研究康熙开始，我同时也会想到它的相反面——另外的一个极端会是什么，可能是很穷、生活在很下层的一些人。”史景迁自述写作思路从早期研究康熙时已埋下伏笔，他注意到王氏这个草野乡间的无名妇人，钩沉索隐爬梳史料，还原17世纪中国底层民众的生活图景，可谓开平民历史写作之先河。

此后，中国史的书写开始转向那些在传统的宏大叙事中迷失或被遗忘的个体。可以说，《王氏之死》既是史景迁的成名作，是最能体现史景迁对底层民众关怀的代表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微观中国史的奠基之作。

此外，《王氏之死》还创造性采用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这种虚构小说作为史料来源之一，把蒲松龄笔下的如梦似幻的故事编织进土地、税收、饥荒、婚姻等主题篇章，以充满奇幻色彩的志怪故事作为底层民众精神世界的补充。这种手法在注重史料考据的传统史学界看来十分大胆，史景迁在访谈中也说，“有人喜欢这本书，有人认为这种方法太过分了”。

尽管备受争议，但仍然有大批读者被这种历史书写方式所吸引。美国文学家哈罗德·布鲁姆评论：“不管它被归于虚构还是历史重构，都是文体和叙事上的杰作。”

凭借着独特的写作方式及人文关怀的视角，时至今日，《王氏之死》依然是中国微观史研究中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受到广大历史研究者及读者的追捧和喜爱。正如史景迁所言：“四十年后，人们仍在阅读我的书，这不是因为我的写作方式很时兴，而是因为我触碰了这些故事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