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廉公勤”四箴碑的由来与文化解读

□郑立娟

在济宁邹城孟庙，有一座“仁廉公勤”四箴碑，因碑身四面分别镌刻仁、廉、公、勤四则箴文，故名。这座官箴碑呈方柱形，无碑额，通高1.95米、宽0.50米、厚0.47米。碑文竖写，每面5行，各刊一段箴言，以简洁的语言分别阐释仁、廉、公、勤四箴的文化内涵。

“仁廉公勤”四箴碑的由来

南宋理学家真德秀提出了“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真德秀《西山政训》)的为官准则，即为官四事。他的门生王迈在此基础上加以阐释，形成“仁廉公勤”四则箴文。明代万历年间，邹县知县梁州彦对“仁廉公勤”四箴特别推崇，刻碑立于县衙以自警。上世纪50年代，因旧县衙损毁，该碑移至孟庙，保存至今。

真德秀(1178—1235)，福建浦城人，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进士，历官江东转运副使、泉州知州、福州知州、潭州知州、礼部侍郎、参知政事等。师事詹体仁，为朱熹再传弟子。嘉定十五年(1222)，真德秀知潭州，提出“廉、仁、公、勤四者，乃为政之本领”，这是“仁廉公勤”四事理念的提出。

从“仁廉公勤”为官四事到邹城“仁廉公勤”官箴碑四则箴文的形成，王迈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王迈(1184—1248)，南宋福建仙游县人，嘉定十年(1217)进士。他是真德秀的门人，亦是僚属，对真德秀的理学思想进一步阐述发挥。绍定六年(1233)，王迈任南外睦宗院教授，其间曾为真德秀的文集作序，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仁廉公勤”四则官箴。

邹城的“仁廉公勤”四箴碑，是明代万历年间邹县知县梁州彦所立。“仁廉公勤”官箴碑上有梁州彦的跋，记述了立碑的缘由，其文曰“右四箴乃臞轩王先生所作，以自警者也。先生以词章起家，为时作者，至于忠义大节，尤为凛然。异代而下，读其词，可想见其人，令人有廉顽起懦之思焉。凡我同心，宜勤一通，置之座右。当夜气清明时，良心发露，未必非砥砺名行之一资也。汝南后学梁州彦跋。”

梁州彦，河南固始人，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以进士知邹县(今山东邹城市)，“事政尚清静和惠，禁游惰，剔强横，节力役，轻赋税。”梁州彦对王迈的四箴心折口服，十分推崇。在任邹县知县期间，将其刻石立碑，置之座右，以自警自策并起到诫勉属僚的作用，这就是邹城“仁廉公勤”四箴碑的由来。

“抚民以仁”与“律己以廉”

“仁箴”的指归是“抚民以仁”。“仁箴”曰：“古者于民饥溺，犹己饥溺，心诚求之，若保赤子。于戏！入室笑语，饮醲啮肥，出则敲扑，虽痛痒或不知。人心不仁，一至于斯！淑问之泽，百世犹祀。酷吏之后，今其馀几，唯甘小人而不为君子。右仁箴。”其大意是：古代行仁政的官员，将百姓的疾苦视同自身之疾苦，真心诚意地寻求护祐民众的方法，就像慈母抚养婴儿一样。唉！时至今日，一些不仁的官员，追求享乐，饮食奢华，对于百姓的疾苦却漠不关心。古代的官员以仁政造福百姓，千百年后仍受到百姓的祭祀。如今的为官者，没有几人能够继承古者遗风，其原因是他们甘心做小人之事而不行君子之道。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真德秀将“抚民以仁”提升到为官者体天道、立人道的高度，要求各级僚属存仁民之心，通过仁政，推动各种利民政策和措施的实施，以保障百姓的权益和福祉。他说：“为政者当体天地生万物之心，与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惨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王迈的“仁箴”则强调了仁爱的重要性，以正反对比的方式，主张仁爱是为官之基，它告诫为官者应行仁政，始终把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在细微之处关怀民众，在点滴之中累积信任，这是为官者的使命和责任。

“廉箴”的主旨是“律己以廉”。“廉箴”曰：“惟士之廉，犹女之洁，苟一毫之点污，为终身之玷缺。毋谓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爱，心之神明其可欺？黄金五六驼，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为荣，千载之后有余戮。彼美君子，一鹤一琴，望之凛然，清风古今。右廉箴。”其大意是：为官者的廉洁犹如同女子的贞洁，如有丝毫玷污将成为终身的污点。不要认为在暗处做的事别人就不知道，其实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如不自重自爱，又怎么能欺骗自己的良心呢？你即便拥有黄金五六驼、胡椒八百斛，这些东西在有生之年不足以使人荣耀，但千百年之后可能会留下骂名。那些品德高尚的君子，虽只有一琴一鹤，却令人敬仰，传颂古今。

真德秀强调“律己以廉”，认为“廉”是为官的首要条件，他说：“凡名士大夫者，万分廉洁，止(只)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它美，莫能自赎。故此为四事之首。”为官者廉洁无私，不受贪欲和私利驱使，他们的决策和政令才能做到客观公正，进而促进公平正义，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王迈在“廉箴”中援引了东汉杨震“四知却金”的故事，以此告诫官员要“慎独”，要自省、自警，从内心深处真正约束自己。

“存心以公”与“莅事以勤”

“公箴”的核心是“存心以公”。“公箴”曰：“厚姻娅近小民，尹氏所以不平余秉钧；开诚心布公道，武侯所以独优于王佐。故曰：本心日月，利倾蚀之；大道康庄，偏见窒之。听信偏，则枉直而惠奸；喜怒偏，则赏僭而刑滥。惟公生明，偏则生暗。右公箴。”其大意是：厚待亲戚、亲近小人，是周朝太师尹氏所以为政不公的原因；开诚心、布公道，是诸葛亮得民心、受敬仰的基础。人心如日月，如果受到私欲的侵蚀就会背离正常的运行轨道；偏听偏信，容易冤屈正直的人而惠及奸佞，喜怒无常则会赏罚无度。只有公正无私，才能明察事理，否则就会导致行为愚昧。

真德秀说：“私意一萌，则是非易位。欲事之当，理不可得也。”在他看来，公正是明察事理的前提，自私的念头一旦萌生，就会扭曲判断，使得事情偏离理性和公正的轨道。为官者必须坚持以公心执法，秉公行政，在与亲人、贵族和权势集团等有特殊身份或权力的人相处时，更要以公正为准绳，使他们对自己的权威产生敬畏和服从。王迈的“公箴”以尹氏与诸葛亮为例，说明“公生明，偏生暗”之理。尹氏本是贤相，因过于偏袒亲近无德之人，导致他失去了公正的心态，最终失去了百姓的信任。而诸葛亮始终坚持坦诚公允之道，不偏袒私人关系，不与无德之人交往，以公平正直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尊重。王迈“公箴”强调，为官者应当公正地对待每个人，不受私人关系、偏见或个人私利的影响，只有通过坦诚、公允的态度和行事风格，才能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治理体系。

“勤箴”的要义是“莅事以勤”。“勤箴”曰：“尔服之华，尔馔之丰，凡缕丝与颗粟，皆民力乎？尔供居焉而旷，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素其餐，炎汗浃背，日不辞难，警枕计功，夜不遑安；谁为我师？一范一韩。右勤箴。”其大意是：华丽的服饰，丰盛的美味，都是来自百姓的供应。你身居高位却不勤公务而又懒散怠慢，稍有良知，又怎能不自愧呢？古代的君子一日三餐都是粗茶淡饭，即使严寒酷暑也勤于公务，白天不辞辛劳，晚上也不松懈。每晚都要反省自己的功与过，只有这样才能安然入睡而不惶恐。在这方面谁能作为我们的老师呢？那就是北宋名臣范仲淹和韩琦。

“勤”是“四事”中最具实践性的要求。真德秀指出：“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圣贤，犹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余乎。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诗酒游宴则谓之风流娴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他强调为官者敬业勤政，才可以真实了解百姓疾苦和需求，有效地解决问题和改善百姓生活。王迈的“勤箴”强调了为官者勤政和自我反思的重要性。官员的俸禄来自民膏民脂，所以为政者应勤政有为，不可尸位素餐。官员要做到勤政，关键是要懂得自我反思。王迈认为，勤能除弊，勤能利民，要以宋代的范仲淹、韩琦为榜样，勤于本职，兢兢业业，履行自己为官的责任和义务。

（本文作者为济南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