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英商拒不交地方税，张自忠：不准开船！从此外商一律缴税

一、在华北从政与日寇周旋

1936年5月，张自忠调任天津市市长。当时，在卖国协定卜，华北已逐渐“特殊化”，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国民党政府不许抗日，作为典守长官，张自忠的处境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坚定自若地辅佐宋哲元，内而整军经武，外与日寇斗智，力撑华北危局。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气焰很嚣张，不断进行挑衅，以制造侵略口实。张自忠任天津市长后，既不唯唯诺诺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又不意气鲁莽从事，他不卑不亢，有理有度地与日方周旋，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主权。

张自忠对丧权辱国无耻媚外的人物极为痛恨。1936年，原天津市长萧振瀛勾结汉奸、日军，打算在天津市政府内安插日本顾问。为此，张自忠当面怒斥肖振滚：“你这样执行协定(何梅协定)就是卖国！对二十九军就是莫大耻辱，二十九军的官兵就要一口一口地把你咬碎！你滚出去！”北平市长秦德纯对日本派人开设的鸦片烟馆、大赌场听之托之，不敢过问。当有人将这一干人犯抓获处理后，秦德纯又向宋哲元进谗言说：这样蛮干，得罪了日本人，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呢？张自忠痛骂秦德纯为弄种，质问秦：你为什么怕日本鬼子比怕你爹还厉害？

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规定，天津市20里以内不准驻扎中国军队，只允许有少量的保安队维持治安，但却允许各列强驻军。张自忠为了确保天津治安和应付非常事变，他首先加强保安队力量，改编特务营来补充保安队人员，并充实更新武器装备；又调三十八师驻防在天津周围的大沽、廊坊、马厂、黄寺等地，从而控制了全天津市及对外交通。

1936年夏，天津英租界发生英巡捕殴打中国人力车夫事件。张自忠令立即通知英租界数千户人力车夫组织起来，不在英租界拉座，全到华界拉座。英租界没有人力车，迫使英领事答应惩办殴打车夫的肇事人，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1936年秋，英商平和洋行出口大批西口羊毛，拒不缴纳地方捐税，并声称自《辛丑条约》以来英商从来不纳地方捐税。对这件事张自忠批示：不纳捐税，不准开船。最后英商只得照章纳税。从此，外商一律缴纳地方捐税，不再托词拒纳。

1936年10月，中、日两军在丰台发生冲突，双方对垒，情态十分严重。宋哲元电令张自忠与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交涉。日方以“赶快设法制止，否则便要开火”，威胁中方屈服退让。张自忠不惧不躁、从容沉着地回答：“国家养兵，原为打仗”给对方以回击。日方无奈，未敢妄动。终于以谈判解决。

1937年5月，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馆举行庆祝英皇加冕典礼宴会，招待驻津各国来宾。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坚持要以最高来宾身份出席。张自忠义正辞严地对英国领事表示：“英界为中国领土，日军驻津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国际场合，不能喧宾夺主。假若以田代为最高来宾，中国方面决不出席。”结果英总领事馆决定以张自忠将军为最高来宾，使国家的尊严得到了维护。

1937年4月，日本政府邀请宋哲元访问日本。宋哲元鉴于形势不利，特派张自忠为代表前往。在中日民族矛盾日趋激化的气氛中，此举被舆论界视为媚日的丑行，引起国人强烈责难。张自忠忍辱负重率冀察军政考察团抵达名古屋。适逢名古屋有一国际博览会开幕，请张自忠将军代表中国大使主持中国馆揭幕剪彩。中国馆对面是伪满洲国馆，并挂着伪满洲国旗。张自忠得知后，非常气愤，立即向日本明确提出：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不承认什么满洲国。博览会中把一个所谓的满洲馆设放在中国馆的对面，是对中国的极大侮辱，必须撤出满洲国馆。虽经反复交涉，仍然未能解决。最后张自忠对日方表示：如明天满洲国旗不降下、满洲国馆不关闭，考察团立即回国。直至晚11时，日方终于被迫关闭了伪满洲国馆。

张自忠赴日期间，日本在津驻屯军田代司令请宋哲元赴宴，把事先准备好的中日经济提携条约请宋哲元签字，致使形成僵局。宋哲元电令张自忠速速回国，自己则去山东原籍修墓，以避开日方的交涉。

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而国民党当局又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形势下，张自忠在津主政，又赴日考察，经常与日方周旋，但局面并未好转反而日陷危机，张自忠的心情很苦恼。他在6月24日给旅长李致远的信中说：兄实不才，任天津市长实在干不了，觉得苦得很，尤其是精神上更苦到万分。1943年，周恩来同志评论张自忠的这段经历时写道：“迨主津政，忍辱待时，张上将殆又为人之所不能为”。道出当时张自忠的困难处境与痛苦的心境。

二、临危受命忍辱待时

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令宋哲元与日军谈判，就地解决，不要把事态扩大，同时派熊斌到北平，重申要“循外交途径予以解决”。宋哲元为了维持冀察局面，保存地盘和实力，也期望拖延应付一时。若战，他怕蒋介石借外力消灭自己，更怕成为阶下囚；若不战而退，又怕舆论和国法难容。但是，日本侵略中华的大计已定，他们以7月11日停战协议为缓兵之计，陆续从东北调进大批军队。

7月21日，日军炮击宛平县及长辛店驻军，撕毁和谈协议，并连续在廊坊、广安门等地挑衅。经二十九军奋勇抵抗，方未得逞。27日，日军进犯南苑并发出通碟，限二十九军于7月28日午前撤出北平，方可能继续谈判。28日，平津两地都发生激烈战斗，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相继阵亡。下午3时，宋哲元在北平召集最高军事会议，决定二十九军撤离平津至保定一线；委托张自忠暂代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之职，留在北平与日方谈判，以为缓冲。当时，是抗战还是妥协，国内斗争十分激烈，留下来与日本人周旋是要背汉奸罪名的。

张自忠明知事不可为，并且必定要遭到国人辱骂。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他临危受命，以极痛苦的心情表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只要对全军、对国家有利的事，愿意担当这个重任，个人毁誉在所不计。张自忠仅指定参谋、副官、勤务等六七人随他留平，令其余警卫排等都回原部队参加抗战。张自忠写信给三十八师副师长及旅、团长等，说明奉命留平，暂离部队，叮嘱部下团结一致，在副师长率领下听从军长的命令，坚决抗战。二十九军于当晚撤走。张自忠便孤处危城，在世人的误解谣琢之中，默然忍辱负重，继续与日寇周旋。

日军占领平津后，积极与汉奸们筹组伪政权，并向张自忠提出通电反蒋、反共等无理要求，遭到张自忠坚决拒绝。日方对张自忠所派交涉谈判的人根本置之不理，一连数日毫无结果，张自忠的行迹也受到监视。在恶劣的环境中，张自忠仍不负使命，他对未及撤离的部队秘密进行退却部署，同时发动民众对平津作战负伤的将士安排治疗，阵亡者予以埋葬，并派员接济安置二十九军留平眷属。8月7日，张自忠感到再留北平已无意义，他宣布辞去一切代理职务。次日，避居外国医院。几天后移居美人福开森家中隐藏起来。9月3日，经乔装乘美商汽车潜离北平。10日，由天津乘英轮赴烟台，再抵济南，终于脱离虎口。

在济南他写给旅长李致远的信中说：

“忠奉命留平以后，未能与诸弟兄共同杀敌，致令诸弟兄独任其劳，深以为歉。而社会方面多有不谅之处。务望诸弟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诸弟兄素袍爱国热忱，值此呼吸存亡，谅必誓死雪耻。”信中已道出张自忠跃跃欲战的心情。

当冯玉祥、宋哲元派人将张自忠接到南京时，南京街头贴有攻击张自忠的大幅标语，军事委员会中有人要求对他组织军法会审；某家报纸则以“自以为忠”相讥讽。真是群情汹汹，百啄莫辩。经知晓内情的冯玉祥、鹿钟麟、宋哲元、李宗仁等人为他转圜，蒋介石同意只给他撤职查办处分。不久，又任命他为军政部中将部副。

1937年11月，张自忠在李宗仁、宋哲元的保举和原部队官兵的要求下，返回第五十九军(原三十八师扩编)任军长。张自忠泪水盈眶地对旧部将领表示：“蒙各位成全，恩同再造，我张某有生之年，当以热血生命报国家、报知遇”。他亲自到驻地对全体官兵讲话，表示“只有以必死的决心去战胜敌人，才对得起国家和自己的良心”。

他要求部队保持优良传统，严守纪律，绝不扰民；作战时要奋勇杀敌，为中国军人争口气。官兵们精神振奋，士气高涨，从此更加紧训练。这时，舆论界对他的怀疑态度并没有多大改变。张自忠对此完全理解，他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内情，我们决不应当怨恨，我们只有以事实来表白自己的一切，历史会给我们以正确的议论。”不久，五十九军奉命调赴徐州，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张自忠在徐州回答记者采访时说：没有什么可谈的，请看行动吧！此后，张自忠率部驰骋于苏、鲁、皖、豫、鄂5省，屡建战功。

三、克敌淮北首战告捷

1938年1月，日军占据南京后，为了打通津浦路，企图南北夹攻徐州。南线的日军先攻占淮南据点明光(今嘉山)、池河镇、定远、蚌埠、怀远等地。2月上旬，趁守军立足未稳，日军又强渡淮河，攻占小蚌埠、曹老集，情况十分紧急。

张自忠奉命率五十九军驰援。张自忠亲笔写信指示先头部队：“要忍最后之一分钟，要撑最后之一秒钟，定能得到良心上之安慰”，鼓励将士要全力以赴与敌作战。2月11日，第五十九军到达固镇，与日军遭遇。在张自忠沉着镇定地指挥下，经猛烈进攻，敌人不支溃退。五十九军乘胜追击，17日，先后克复曹老集、小蚌埠、怀远等地，守备淮河北岸各阵地，与日军形成隔河对峙的状态，津浦路南段战局遂有转机。

这是张自忠回军后的第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