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上海人，在果洛高原“慢下来”

摘要：真正的帮助并非着急扭转，而是尊重、融合，慢慢影响到当地的人。

8月18日，周日晚8点，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天色刚暗。徐智杰在厨房忙活完酱鸭，楼下的王启洋循着香味敲响房门。“我还没好呢，好了会叫你的！”徐智杰喊道。

十多天前，果洛藏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刚结束。他们的工作告一段落，迎来难得的闲暇。

“每次看到记者来，我们都特别开心。”39岁的王启洋语气激动，“可以讲讲援青工作，让大家知道果洛和玛多在哪儿，需要什么。”

其实从2010年起，上海便开始对口支援青海省果洛州，每三年选派一批干部参与当地建设。2022年，王启洋与徐智杰通过选拔来到果洛州玛多县，成为第五批上海援青干部。

“之前媒体一直说，我们多么辛苦多么惨。”37岁的徐智杰显得严肃，“我们反而是成长不少。”

他们谈起往事，援助远比想象中难，比起高原反应对身体的考验，很多时候是内心和观念的转变之难。

但一次次闯过难关，两人对工作和生活有了更深的理解。他们意识到，每个地方有自己的发展轨迹，改变不会一朝一夕。真正的帮助并非着急扭转，而是在尊重和融合中留下发展的方法、理念，慢慢影响到当地的人。

“快！”这是玛多人对上海干部的第一印象。

在当地干部的描述里，两人干什么事都讲究速度。 “我们总比他们慢半拍。”

而在徐智杰看来，快是工作习惯，更是无奈。时间是他们面对的第一道难关。

2022年7月，汽车刚爬上高原，徐智杰就有了头晕、恶心的反应。他半躺在车后座上，心跳怦怦加速。

其实报名支援时，徐智杰对果洛、玛多一无所知。直到接到通过筛选的电话，他才上网查了查。“完了。”徐智杰眼看着百度百科的第一句介绍：玛多县是青海省海拔最高的县，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紧接着写道，常年平均气温零下四度，被联合国认定为不适合人类生存的第六类地区。

但一进入县城，他再没有时间感到害怕。

抵达后的第三天，工作已经开始。上一批援青干部的综合服务大厅还在建设，不抓紧完工，就无法按期交付。

7月正是黄金时间。在玛多县，一年的工期只有5个月。每年10月，玛多开始下雪，含氧量急剧下降，人们会感到呼吸困难，一切工程随之暂停。等到次年5月天气转暖，全县的工程建设才会陆续恢复，周而复始。

高原反应下，徐智杰整晚脑袋发胀，睡不着觉。他凌晨4点刚眯了会儿眼，早上六点多就醒了，一等天亮，忙着跑到工地上监督。进程慢了，得赶紧催一催，快了，又得盯住施工质量。徐智杰不得不吃上安眠药，眼看着服务大厅的建设总算提上日程。

但没过多久，他便遇到了阻碍。

徐智杰在玛多县的职位是办公室主任。在他共事的干部里，95%以上的人都是藏族，口音、语法和内地城市完全不同。当地干部说起陈述句时，语调常常往上走，到了徐智杰的耳朵里，就变成了反问句、疑问句。他感到疑惑，是不是自己的表述有问题，为什么要来质疑？他总是很着急地反问，“有什么问题吗？”“我要再说一遍吗？”

徐智杰苦笑，工作效率的差异更大。高原环境下，当地每天的工作时间只有6小时。按照他之前的工作节奏，上午布置好的内容，下午就得见到初步结果。

在果洛州工信局，局长巴松回忆，起初上海干部来局里沟通工作，说话经常是“第一点、第二点”，简洁地拎出纲要，剩下的需要当地干部自己理解。很多时候，局里的干部们听不懂，“不会吧？是这样吗？”总有反问的声音出现。“用他们的要求来推进我们的工作，难度太大了。”巴松说。

徐智杰不免焦虑，根据惯例，每一批上海援青干部都要有自己的工程项目。前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得去摸清当地缺点什么，应该做些什么，从第三个月起就要规划上具体的工作计划。

该怎么办？面对一片空白，徐智杰“不知道如何入手”。

此时，王启洋在玛多县承担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的职务。他和徐智杰商量，一切工作都得从了解玛多开始。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玛多县曾是全国的首富县，人们靠着发达的畜牧业，人均收入超过了全国人均收入100多元。徐智杰也曾向往过，广袤的草原上到处是自由、潇洒的游牧生活。

当地的实际打破了他的想象。“不是什么所谓的诗和远方。”徐智杰说。

进入2000年，随着过度放牧、草场退化，牧民的放牧收入锐减。当地从首富县变成了扶贫对象，直到五年前才摘掉贫困县的帽子。

三个月里，两人开始走访当地有困难的牧民家庭。

一个玛多县的面积有上海4倍大，他们每走一户，得从早上7点出发，到晚上8点回到县城。带上一盒泡面、一包榨菜，一壶热水。

条件再艰苦的牧民，看到他们进入帐篷都会拿出一大块煮不熟的“开锅肉”，这是一户困难人家最高的接待礼节。王启洋从没吃过生肉，为了能和牧民们谈谈心，他立刻拿起带血的肉块送进嘴里啃。

“他们的欲望很简单、很单纯。”徐智杰说，牧民们讲起心愿，就是希望能够保障基础的生活需要。生病怎么看医生？怎么报销？娃娃上学要去哪里？他们对很多保障政策不是特别明白，要干部一点点讲给他们听。

跑完21个村后，两人意识到，最迫切、最实在的援助仍是基础设施建设，尤其在医疗和教育领域。

他们知道在玛多县，人们患上心脑血管重症、危症是件常事，这里又是西宁通往玉树的主要通道，每年会发生许多车祸。要是有人在玛多出了意外，附近几乎没有完善的急救综合体。若送往西宁的急救中心，车程得有五到六个小时。

于是在2022年下半年，他们定下规划，要在玛多县人民医院建一座急救大楼。

与此同时，在后方的支持下，王启洋又找来了上海的基金会，给玛多县人民医院送去一台核磁共振的CT机。他记得，设备刚送进医院，卫生部门拉着他说，“这可是以前做梦都想要的好东西。”

渐渐地，急救大楼开始有了雏形，两人又规划在附近的玛多县小学建一栋综合教学楼。

徐智杰描绘着，一旦急救大楼落成，就会请上海的专家来决定里面用怎样的手术室、急救氧舱。而在不远的将来，这里的小学就能有实验室、文体中心，逐渐对接上海的课程资源。玛多的孩子不仅能上学，也能接触到科学实验、音乐舞蹈和机器人。

“有一种成就感。”说起这些时，徐智杰严肃的脸上有了兴奋的神色。工期即将结束，他把吃剩的安眠药包装堆在卧室桌上，数了数，一共42盒。

折腾

和徐智杰不同，两年前，王启洋刚坐上前往玛多县的车，对未来满是兴奋。

王启洋曾是产业经济学的博士，在商务部门工作过数年。他算了笔账，在上海援青的项目里，教育和医疗的建设一直投入最多：2010年刚开始对口支援时，每年投入在2000万元左右，如今每年已经在3500万元到4000万元之间。

但与此同时，援青的总拨款也在增长，民生建设占据的比例已经从80%降低到60%、50%。王启洋想过，等到基础设施饱和，援青干部还能做些什么？

“虽然很难，还是想折腾折腾。”王启洋笑道，在之前的工作里，他不做些挑战，总觉得郁闷。

两人在调研时发现，放牧几乎是玛多县唯一的产业。人们长期依赖自然资源生存，很少有第二、三产业存在。

而在当地，生态保护是第一位的。地处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区，玛多县的放牧数量有严格限制，政府会据此给予牧民一定补偿。王启洋估计过，牧民们每年的政策性收入，占据总收入80%以上。

随着了解逐渐深入，王启洋把牧民唤作“老乡”。在他的接触里，一些年轻老乡在外地上过学，也在社交平台上窥见内地城市的生活，不再满足于基础的生存需要。“很怕这里没有发展，在这里会没有未来。”一位年轻老乡说道。

王启洋感到担忧，人们只靠政策补贴生活，并不是长久之计。“地区怎么才能有更好的发展？老百姓能不能挣更多的钱？”

“我想把产业做起来！”王启洋说。

玛多县虽然很大，但近三分之二的面积在生态保护的红线内，生态保护要求极其严格。2023年初，王启洋尝试做生态旅游的规划。

他拉来当地的老乡，两人和企业代表坐在办公室里，从晚上6点多一直聊到凌晨3点。

王启洋提议，老乡来提供接待服务，企业负责游客资源，做技术指导。如果能把这边独特的生态资源用起来，在县里成立生态旅游的合作公司，就能带动当地很多人就业。

当时他反反复复撮合谈判，拉着企业负责人作汇报，想先把规划做出来，然后按照保护的要求，在当地老乡能力的范围内进行尝试。

当想法渐渐成熟起来，王启洋的折腾却落了空。

老乡难以达到企业的现代化服务标准，开发和保护的冲突，让他的生态旅游项目不得不搁置。

“规划的全面落地是有难度的，和我一开始想得不一样。”王启洋意识到，现阶段仍然不可能接待大规模的散客，如果要做生态旅游，得把管理的难度，以及对生态破坏的风险降下来。

融合

期间，许多当地干部理解上海干部的难处。

在他们眼里，两地的思维方式与发展理念有很大差异。

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区的一位干部说，平时国家公园的职能和县政府有重叠之处，他和上海干部打过不少交道。

“他们（上海干部）眼界要比我们开阔，我们总会想得窄一些、保守一点。”他说，生态资源是牧区生存的来源。这里的水源地一旦被破坏，影响的不仅是玛多县，更是黄河的下游地区，因此保护千万不能出错。当他站在保护优先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对方总会以民生、发展优先，有时候就会碰不到一起。

“把自然资源开发，的确能发展得很快。”巴松叹息，尽管如此，当地的老乡很在乎碧水蓝天，果洛的人口只有22万，牛羊肉、酸奶这些生产生活资料，已经带给大家很大的满足感。

“急不来。”这时王启洋醒悟，地区的发展观不会一时扭转，翻天覆地的改变也并不现实。

“一直在碰撞，没有办法做事。”王启洋叹息，还是得适应当地，工作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大家一起的努力。

他和徐智杰决定先改变自己，从融合开始。

“这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徐智杰说，他们结合玛多县干部的工作内容和节奏，协调着来规划、推进自己的项目。

“变化很大。”巴松记得，王启洋安排工作时，慢慢站在当地干部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他观察到，当王启洋看到当地干部有些为难，实在没法完成交待的任务，不会再为难，会耐心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不像之前一样焦急。

巴松坦承，平时局里的干部偶尔会和上海的企业代表有些争执。王启洋“一边坐在上海，一边坐在果洛”，不免为难，但他仍会帮着当地干部们争取利益。实在需要妥协，他会找巴松聊上很久，“真不好意思，让咱们吃了亏。”

渐渐地，一些当地干部对上海干部的印象，从“快”变成了“真诚”。

两人打算从小的切口入手。他们去许多部门询问，“大家还有什么困难吗？”他们了解到，县里说想做个健身房没有资金，他们找到上海体育发展基金会，把小小的社区健身房建了起来，配上跑步机、台球桌、固定器械；一些当地的妇女得不到健康的保障，两人又联系了黄浦区的统战部，整合一些上海医疗卫生企业买了b超机，为她们做妇科疾病的检查；更多企业来到果洛，采购了困难牧民家庭的手工艺品。

有一天，王启洋察觉当地干部主动找他询问，“工作有什么难的地方吗？我们一起找办法解决吧。”

巴松笑道，在当地，一个外来者被接受的标志，便是拥有一个藏族名字。

如今大家都叫王启洋“草原上的扎西书记”，他办公室的衣架上，挂满了老乡送的哈达。

徐智杰也和县里干部熟络起来。他发现，“人”才是当地最稀缺的资源。

他对工作有了新的理解。他把果洛的发展比作一台发动机，本身就在高速前行。上海干部的作用其实很有限，只能给其中的引擎增加压力。机器如何转动，终究得交给当地的人。

在当地，留住人是件难事。徐智杰的同事几乎都是从外地引进的优秀人才。尽管有更高的薪水，偏远的高原环境与越来越多的慢性疾病，让有能力的本地干部只要到了服务年限，总在询问“能不能被调走？”

“交流的机会是不多的。”王启洋说，出去要有资金预算，当地在这块并不是非常宽裕。许多老乡接触不到新鲜事物。

两人想到，不如就带着更多老乡出去看看。

他们先找到了当地的牛羊肉企业，领着企业的负责人到外地学习。

在果洛州，以前牛羊肉是很少走出青海，在市场上流通的。怎么做市场化的推广、运营、销售，当地企业的负责人们摇了摇头，他们感到茫然，牛羊肉不就是宰好之后半扇、一扇地往外卖吗？

走访后，他们才发现牛羊肉产品原来可以做得很精细。从最早的出栏、屠宰、切割，企业就要为后期的烹饪做好准备，把生肉变成市场上牛排、牛腩、牛肉胚等有更高附加值的商品。

但王启洋看到，尽管这些学习后的企业经营成熟起来，它们的数量只有几家，对地区的辐射作用仍然有限。他把目光放在更有影响力的干部身上，带着他们一起到上海学习。“最后当地便能自己去交往，去寻找发展的资源。”

去年，巴松就去了七次上海。他总在和王启洋打趣，“只要和上海人打交道，就在交学费。”

巴松记得，第一次到上海参加座谈会，当地的代表们就呆愣在原地，不敢说话，也不会交流。王启洋本以为他们关心技术、产品，没想到他们印象最深的是“思维”。

巴松说，原本大家经常把话挂在嘴边，“我们的畜牧产品就是最好的！”有企业代表捧着一大碗牦牛酸奶向展销商吆喝，“我就是觉得我们的酸奶好喝。”大家很少会考虑对面的评价。

当时他们反应过来，得学会转换立场，从消费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好不好，是对面说了算的。”巴松观察到，现在企业的负责人们学会了一句话，“你尝尝我这个酸奶，你觉得好吃吗？”当对方点点头，“这个不错。”他们才舒口气，反复念叨“这就对了、这就对了。”

回来后，巴松暗自下了决心，生活不会一直悠闲自在，他得主动做些事。他拿出许多当地的藏族商品，通过上海的帮助，把最原始的纸板箱、纸盒子变成精美的包装，让牦牛奶有了全青海第一家团体标准。“真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努力发展成外面大城市的模样。”

在巴松眼里，学习是相互的。

“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吸引力。”巴松语气郑重，他们在学习上海的精细与周到，上海干部也在果洛学到了不少。

“我们两人几乎是这批援青干部里最年轻的。”徐智杰翻起两年前的相片，照片上他发色黑亮，现在的他已经满头泛白。徐智杰笑道，在之前媒体的报道里，大家总用白发象征辛苦。其实他更想把白发当作成长、阅历。

刚来的时候，徐智杰总会数着日子还剩下多少。

高原的白天格外漫长。工作以外的时间，他只得一人在公寓的厨房里打发时间。离开上海之前，他给家里买了一批新的厨房用品，把之前用的物件都打包托运到了玛多县。

在徐智杰的客厅中，有两样醒目的物件；他此前工位上的搪瓷杯，和挂在墙上的相片，印满了他在上海工作过的地点。每天回到公寓，他看到相片、用起厨房，“有一种在玛多也有归宿的感觉。”

慢慢地，他适应起当地的节奏。

在玛多县，他不用考虑哪里是景点，只要走近一片湖泊、山川，就能坐在原地，安安静静地发一会儿呆。他意识到，原来绝对的自由和忙碌都不值得羡慕，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

每年12月，当玛多县大雪封山，徐智杰和王启洋便会回到上海休整两个月，汇报一年以来的援青进展。

站在述职的台上，徐智杰听到最多的评价是，“真的长大了、成熟了。”他会站在更高、更长远的角度想问题，不再局限于当下，急功近利。

现在徐智杰不敢去想日子还剩多久，总觉得有太多事没有做完。

“观念的转变是慢慢发生的。”王启洋说，在未来的一年里，他更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他想在生态和保护间找到平衡。曾经在调研时，他看到果洛的牦牛数量很大，牦牛绒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今年他便成立了牦牛绒的项目，在玛多建立起牦牛绒手工坊，由上海的企业进行产品设计、培训和营销，果洛老乡进行纺织加工，这样牦牛绒变成了围巾、衣服，而且不用担心销路。

今年6月，玛多县冬格措那湖畔举行了一场牦牛绒时装秀。当地的藏族模特穿上上海企业设计好的牦牛绒时装，T台是雪山草场，背景音乐是老乡唱起的牧歌。“原来我们的家乡也能这么时髦。”几位当地干部说，他们感受到一种奇妙的链接在两地发生。

援青的工作只剩一年不到了。此刻的王启洋有些失落，“许多事都还需要很长时间的探索。只能期待下一批的干部能干得更好，继续我们没有完成的心愿。”

王启洋经常在想，多年后的果洛高原会变成什么样？他希望返回上海后，每隔几年都能回来，瞧一瞧这里的变化。他想象着，一些当下看不见成果的努力，或许能在那一天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