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威：学者最重要的素质是志趣和价值观

诗意想象是对无诗意的反抗

羊城晚报：您最近出版了《古典与现代民国大学的潮与岸》一书，之前还推出了关于“学衡派”的系列研究书籍，这些写作出于怎样的考虑？

沈卫威：在完成《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学衡派”编年文事》之后，我想对民国学术的几个热点进行重新阅读、叙事，于是就选择相对熟悉的大学文脉、首届院士、教授荣誉等题目进行档案查阅，并试图进入民国学术现场。

《古典与现代民国大学的潮与岸》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我只是在民国大学之中，特别是南北两所代表性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差异性上，由文入史，关联人事，进行解读、讲述。

羊城晚报：如何评价学衡派的“守旧”？

沈卫威：我是把学衡派放在五四运动以后思想史与文学史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这个三位一体的构架中，作整体把握的。

我发现学衡派是“内心的自由”与“外在的自由”并重。而“内心的自由”的道德信条是理想化的产物，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结合更是理想主义的心灵之约。尤其是道德理想主义的秩序法则，诸如有关良知、责任的道德伦理，在变革的社会和文化激进主义、自由主义的强大攻势面前，时常显得苍白无力。

20世纪由于“革命”“进步”等先验性话语的实际影响、与政治的有机结合，使得对学衡派的“保守”评价有落伍、落后、守旧的感性色彩，在相关的叙事中就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的表达。

事实上，1922年1月，《学衡》创刊，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界开始了一个“学衡时代”，即出现一股文化保守主义的力量从学理上反对新文化运动，并作为制衡的力量存在。《学衡》同人的主要目的是借融化新知、昌明国粹来反抗新文化的话语权力，并试图从学理上来瓦解。

羊城晚报：学界关于民国学人的研究和阐发，很多时候也带有一种回望时的诗化想象？

沈卫威：想象本身多少总会带一点诗意。

羊城晚报：当下的学术研究还有南北之分吗？

沈卫威：基本没有，更多的是一体化的形式。

羊城晚报：在信息交流方便快捷的当下，学术的师承分派已不再那么重要？

沈卫威：在全球化、一体化的科学时代，知识信息统一、规范化，学术的师承分派一方面更加难分，同时又显示出内在的守恒与独异。

胡适和鲁迅：各有千秋，可以互补

羊城晚报：您从1988年出版《胡适传》开始，后来还推出多个版本的胡适传记，有什么不同？

沈卫威：《胡适传》第一版是我在河南大学读硕士学位课程期间，在任访秋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值得特别说明的是，他1936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毕业答辩时，胡适是答辩主席，其他四位答辩委员为周作人、陈寅恪、俞平伯、罗常培。

我能够写出第一版《胡适传》，还得力于脚下功夫，即找到了胡适与曹诚英婚外情的见证人、文字史料；找到了与胡适儿子胡思杜有关系的人，他收藏了胡思杜的部分遗物；采访了胡适的多位亲属及弟子门生。

1988年9月，我到南京大学读博士学位课程，10月书就出来了。当时掌握的史料有限，自己的学识也有限，属于影响大，史料不足。

1991年12月17日，胡适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台湾出版了胡适的日记手稿本，我立即购得一套，同时也得到多位师友的帮助，四次到台湾等地访学、研究。

这样便利用新材料，进一步修正完善，同时也随着自己学业进步，连续修订增补，又出版了四个升级版本。包括《学衡派谱系》也是这样，都是在多年坚持研读基础上，不停地修订、增补、升级。

羊城晚报：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关于胡适研究，有什么新材料的发现？

沈卫威：学者一直在通过发掘胡适的新材料，推进胡适研究。

1991年，台湾影印出版胡适日记手稿本16册；1994年，《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手稿本出版；200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刊印并不全的《胡适全集》。

随后，海内外学者又发现大量胡适的中英文未刊书信、未收集文稿等。我在2017、2018、2019三年连续到哥伦比亚大学，参与发掘整理200多件胡适的未刊书信。这正是胡适研究不断出新的重要原因。

新材料，新问题。大的、好的学术环境，众多学者参与，义理、考据、鉴赏，各显身手。

羊城晚报：有人把胡适和鲁迅作为五四之后很长时间段里知识分子思潮中的持平和激进、在朝和在野，甚至是右和左的代表，您同意吗？

沈卫威：这种表达符合一定的历史史实，也有相应的学理支撑。我基本上同意。

大河之旁必有大城，大的时代潮流必然孕育伟大的人物。

鲁迅与胡适的同在于他们一起开创了新文化、新文学的五四时代，主张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社会平等，政治民主，社会变革；异在于鲁迅更关注对人性的解剖、批判、揭露，更注重文学的创造性开拓。

而胡适则重视制度的建设，特别是极力推进思想自由与民主政治建设，对学制、现代学术范式建设都有贡献。各有千秋，可以互补共存。

学者最重要的素质：志趣、价值观

羊城晚报：现在很多大学溯源起来，往往自称有百年历史传统，实际上情形如何？

沈卫威：每一所大学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但不是每一所大学都形成了可以言说的属于自己的所谓“大学精神”和“学术传统”。大学很多，有学术特色、形成学派的却很少。

羊城晚报：当下有的高校对于学者有包括“非升即走”在内的一些考核要求，您是怎么看的？

沈卫威：这是一种近乎“一刀切”的管理方式，对于学术圈来说，其实可以有更科学合理的管理办法，尤其是不同专业领域有各自不同的属性，要区别对待。

羊城晚报：发表学术论文是高校教师的一项重要任务，对此您有何观感？

沈卫威：术大于学，其中不少是属于唯科学主义的机械复制。

羊城晚报：何谓“研究”？何谓“学者”？

沈卫威：德国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认为一个人的工作有“职业”与“志业”之分。现在很多人从事的所谓学术研究是“职业”行为，为了吃饭；而真正的学者所从事的是“志业”，是自己感兴趣、有真正学术价值的行为。

羊城晚报：您当年是怎么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

沈卫威：志趣、毅力。

羊城晚报：相比于现在的年轻一辈学者，您觉得自己的优势、不足是什么？

沈卫威：我赶上了1980年代、1990年代，优势在于勤奋、不懈努力；不足是没有走出去进一步深造，见识短浅。

羊城晚报：您认为作为一个学者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沈卫威：志趣、价值观。

羊城晚报：您的研究将延续到什么时候？接下来还有什么研究项目？

沈卫威：我本应是65岁退休，但过去的六七年间，我一直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发掘了大量文学档案，收获了海量的新史料。

我带领20多人团队，接下来将会有新的学术呈现。我主编的《民国学志》四卷，将陆续推出，新发掘的郭沫若、周作人档案，将是下一步重点整理工作。

羊城晚报：从提高研究水平的角度，请您给年轻学者提一些针对性的建议？

沈卫威：各人有各自的路。我通常不会对年轻人提建议。